2022-02-21 02:05: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黄晋一
核心提示: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到来之际,本报策划“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专题报道,专访陪同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官员,梳理当年外媒记录的经典时刻,回顾《上海公报》发表背后的激烈博弈,解读“改变世界的一周”对当今中美关系的启示。

参考消息网2月21日报道 (文/刘品然 檀易晓)

“当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曾有过重大分歧,我们未来也会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可以存在分歧而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50年前的今天,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前往中国前在白宫南草坪发表了这段讲话。他途经夏威夷和关岛,于21日抵达北京,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为期八天的访问融化了两国间逾20年的“坚冰”,为七年后中美正式建交铺平道路,进而深刻影响了地缘格局和冷战历史,尼克松将其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50年后,本报记者专访了当年推动并参与此次访问的两位美国官员:时任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和美方代表团首席翻译员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时至今日,往事仍历历在目,他们与记者分享了那次访问前后的细节轶事和对当今中美关系的启示。

访华前最后一刻仍在“做功课”

时针拨回至1969年2月,出于对美苏全球战略平衡和摆脱越战泥潭的考虑,尼克松就任总统一周后便向基辛格提出要将打开对华关系作为外交重点。同年,数次边境冲突令中苏关系降至冰点,中国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安全压力和外交孤立局面。中美两国都有意缓和敌对关系,以改善各自在地区和全球中的处境。即便如此,当时包括尼克松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料到美国总统能在三年后访问北京。

参考消息网2月21日报道 (文/刘品然 檀易晓)

“当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曾有过重大分歧,我们未来也会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可以存在分歧而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50年前的今天,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前往中国前在白宫南草坪发表了这段讲话。他途经夏威夷和关岛,于21日抵达北京,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为期八天的访问融化了两国间逾20年的“坚冰”,为七年后中美正式建交铺平道路,进而深刻影响了地缘格局和冷战历史,尼克松将其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50年后,本报记者专访了当年推动并参与此次访问的两位美国官员:时任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和美方代表团首席翻译员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时至今日,往事仍历历在目,他们与记者分享了那次访问前后的细节轶事和对当今中美关系的启示。

访华前最后一刻仍在“做功课”

时针拨回至1969年2月,出于对美苏全球战略平衡和摆脱越战泥潭的考虑,尼克松就任总统一周后便向基辛格提出要将打开对华关系作为外交重点。同年,数次边境冲突令中苏关系降至冰点,中国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安全压力和外交孤立局面。中美两国都有意缓和敌对关系,以改善各自在地区和全球中的处境。即便如此,当时包括尼克松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料到美国总统能在三年后访问北京。

美国从1969年起试图通过法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向中方试探寻求接触,双方在此后两年里选择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进行数次高度保密的书信往来,最终美方确定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先于1971年7月秘密访华。

在国务院工作的傅立民正是在中美秘密接触期间开始学习汉语。1971年,在台湾学习汉语的他被召回国务院开始为白宫撰写有关中国的材料。其间,他察觉美方将派一位特使访问北京,“但我不知道那位特使是基辛格,更不知道尼克松本人会访问中国”。

1971年7月,洛德陪同基辛格绕道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他告诉记者:“当飞机飞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时,正值黎明破晓,曙光渐现山峦,洒向皑皑白雪,我们正执行如此秘密且令人激动的任务,我永生难忘。”在那次48小时的秘密访问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进行广泛讨论,并就尼克松次年5月前访华的安排达成共识。数日后,两国对外宣布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

尼克松高度重视即将开启的“破冰之旅”,为此他派出两队人马打前站。1971年10月,洛德与基辛格再访北京,那次公开访问有两个目标,一是安排尼克松访华的后勤保障、媒体报道,二是定调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次年1月,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也到访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最后准备。

在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部门的支持下,洛德为尼克松准备了六大本、约20厘米厚的资料,涉及基辛格前两次访华的文字实录、中美在重要议题上的立场、中方领导人的生平履历以及中国历史文化。“我曾为多名总统工作,但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位总统像尼克松访华那般做精心准备,”洛德说,“尼克松几乎在每一页上都提出问题或作出批注。”

尼克松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在“做功课”。洛德说,在乘机前往中国途中,尼克松仍不断向他和其他助手提问。而这也与“好面子”有关,周恩来在会谈时从不带书面材料,尼克松希望充分准备,会谈时不落下风。

在尼克松出发前,傅立民一直在国务院的运行中心为总统和第一夫人撰写出访的简报材料,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得到将随访的通知。傅立民最初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学有所用,此刻他将亲历和见证两国关系新的开始,非常激动。

洛德也十分兴奋,此访不仅是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机遇,更是将“家”和“国”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夫人、美籍华人作家包柏漪出生于上海,8岁时随父亲赴美定居,而此刻他将陪同美国总统访问夫人的家乡并努力为中美两国开创新的关系,这一切都充满着戏剧性和历史性。

“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他成为首位到访新中国的美国总统。

洛德回忆,尼克松和白宫负责公关事务的官员要求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在飞机降落停稳后先不走出机舱,直到确保媒体拍到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的画面。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甚至写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一位工作人员用高大的身躯挡住机舱过道以防他人分散媒体焦点,可见尼克松对这次握手的重视。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成为两国敌对的缩影。18年后,尼克松决心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主动向周恩来伸出手的画面。尼克松本人也在自传中如此描述:“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令美方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尼克松一行抵达钓鱼台国宾馆后不久,周恩来就告诉美方,毛泽东主席想要会见尼克松。洛德说,美方原本预估这次会见将在访问结束时才举行,然而毛主席在第一时间会见尼克松,向外界表明他本人和中国人民对此访的认可,这让美方感到欣喜。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三人随即赴中南海,由于尼克松对国务院缺乏信任,国务卿罗杰斯并未前往。

“基辛格叫我一起去会见毛主席,对此我永远心存感激。”洛德说。他认为能参与会晤的原因是他已陪同基辛格两次访华,熟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辛格希望专注于会晤本身,需要一个称职的记录员。

洛德回忆说,这次会谈进行了约一小时,相比周恩来流畅周密的论述,毛主席的会谈风格大不相同,他的回答非常简短,还不时引经据典,让美方难以琢磨。尼克松想与毛主席就苏联、台湾和日本问题深入交流,但毛主席也只是简单作答。“一开始我们有些困惑,甚至有些失望,因为这不是一个实质性对话。”洛德后来才意识到,毛主席看似随意极简的表达实则体现出他的智慧精髓,勾勒出中方立场,周恩来此后与美方便在这一框架内进行讨论,并最终落实在两国的联合公报中。

洛德还分享了一个插曲,中方将会晤的声明和照片递给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他们却告诉周恩来:“你们必须将洛德从声明和照片中裁去并且保密。”洛德有些沮丧,但他深知其缘由。“对于国务卿来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场而他不在就够丢脸了,何况还有我这个30多岁的助理在,这就更加过分了。”此后数年,对外公开的照片中只显示尼克松和基辛格参加了与毛泽东的会谈。

这个插曲的背后是当时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微妙的关系。傅立民说,在尼克松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处理大国关系的外交部门,尽管部分国务院人员也参与其中,但往往不是通过惯常机制。

尼克松“即兴引诗”难住翻译

在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会晤后,中方设宴欢迎美方,年轻的傅立民此时作出了他认为几乎“断送前途”的决定——拒绝为总统翻译晚宴致辞。

傅立民回忆说,尼克松的日程秘书德怀特·查宾在晚宴前通知他要为尼克松的致辞做现场翻译,傅立民接受了任务但坚持要求先看文稿,查宾则一再强调没有文稿,称尼克松将即兴致辞,强调“总统命令你为他翻译”。

傅立民百分百确定这份致辞文稿真实存在,因为他是第一起草人。他对查宾说:“我知道文稿已被修改,并且一些毛主席诗词也融入其中,如果你想让我在整个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世界面前将诗词随意从英语翻成汉语,那你疯了。”

查宾随即从口袋中掏出文稿,但却递给了中方译员唐闻生和冀朝铸。而傅立民在晚宴时看到尼克松冲他冷淡的神情,不由得担心自己刚开启的外交生涯可能就此终结。傅立民回忆,正当他紧张焦虑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给他一支熊猫牌香烟。“自那之后30年,我就没离过香烟。”傅立民笑着说。

后来傅立民明白了,那是尼克松在中国首次公开讲话,并且通过卫星直播,他希望在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民众面前展现出他即兴演讲的能力,而不愿让人看到译员在旁念稿。那篇致辞的结尾,尼克松引用毛主席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呼吁两国人民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

《上海公报》展现中方智慧

后来的几天,中美双方进行了三个层面的会晤,尼克松和基辛格与周恩来等中方官员就国际局势和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讨论包括经贸和人员往来在内的双边议题,基辛格还与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协商形成《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将是尼克松此访的重要成果。

联合公报的起草和定调源于基辛格和洛德1971年10月的那次访华。洛德说,在离开北京的倒数第三天,基辛格将公报草案交给周恩来,草案类似传统的外交声明。周恩来次日指出中方无法接受美方的草案。

洛德回忆说,周恩来提出另一种模式,双方陈述各自在意识形态、国际局势和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之后再提出共同利益的领域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

中方的提议起初令洛德有些气馁和不安,这种形式的外交公报几乎从未出现过,但当他和基辛格仔细考虑后,便意识到这其实是明智之举。洛德和基辛格连夜修改草案,中美双方在随后的两天里协商,当他们离开北京时,这份公报除了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外已基本完成。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和乔冠华就公报文本又进行了约20小时字斟句酌的讨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台湾问题,并一度在关于美军从台湾撤出的表述上僵持不下。其间,周恩来也加入讨论,双方在2月26日凌晨就文本达成初步共识,只待领导人最终确认并在一两天后对外公布。

尼克松一行26日从北京前往杭州,之前被排除在公报谈判之外的国务院官员此时才首次看到公报全文,他们随即对公报内容表示不满并提出诸多意见。洛德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公报,但罗杰斯在杭州坚持要再次修改,这让尼克松非常难堪,担心白宫和国务院就公报内容的矛盾公开化,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再去和周恩来商量修改公报。

“没参与谈判的人往往觉得自己能谈出更好的结果。”洛德说,国务院方面提出的不少修改意见实际是要进一步突出美方立场,但此刻让中方作出妥协已绝无可能,周恩来明确表示不会就公报做重大改动,于是双方同意就文本做了一些技术层面的调整。经过一番谈判,双方27日凌晨在杭州再次敲定了公报文本。

傅立民对公报中英文文本进行最后核校时,他惊讶地发现中方译员对汉语文本的处理相当精准和公正,甚至在用词上尽量体现美方的一些保留立场。洛德也说,美国当时与苏联打交道时很小心,苏联经常会在翻译上“做手脚”,但中国不会这样行事,中国更具长远和战略眼光。傅立民和洛德对中方译员冀朝铸和唐闻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2月28日,双方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在公报中先用较大篇幅陈述各自关于国际和地区局势的立场。双方随后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傅立民说,周恩来就公报中双方陈述分歧的设计在外交实践中不同寻常,但却是最重要的创新,两国借此可以安抚各自盟友,而在大段的分歧后才是重点,尽管两国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不同,但双方可以在防止亚太地区出现霸权主义上合作,潜台词就是双方并行反对苏联扩张。

“这是史无前例的设计,令人惊讶的是在50年后,这份公报依然被人铭记并且是双边关系的指导方针,而大多数外交声明往往在公布几天后就销声匿迹了,”洛德说,“中方关于这份声明的先见之明得以贯彻,这是开启两国关系极为有效的方式。”

在回国的飞机上,洛德和傅立民对尼克松成功访华感到振奋。“这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举措之一。”洛德说。双方在访问中展现出了友好,《上海公报》的发表以及两国领导人的讨论都非常顺利,事后证明此访也有助于处理美苏关系和重塑美国的国际声誉。此外,这也是历史上首次被电视媒体大规模报道的会晤。虽然美国国内不乏批评质疑,但当民众每天在早餐和晚餐时看到两国领导人敬酒致辞、总统登上万里长城、中国军乐队演奏美国歌曲等这些具有冲击力的画面,使得这次访问受到了舆论的普遍欢迎,尼克松政府也收获了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成功。

傅立民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刻,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中国和美国找到办法搁置争议转而开始寻求共同利益,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期盼中美关系回归正轨

经历“改变世界的一周”后,洛德和傅立民继续活跃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前线。

在尼克松访华后的一年间,纽约和巴黎成为中美沟通的重要渠道。中国1971年10月恢复联合国席位,黄华成为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和洛德当时会与黄华在中情局位于纽约的一处安全屋内秘密会晤,他们也会在赴巴黎与北越代表秘密谈判时与中方代表见面。1973年2月,基辛格和洛德再次访华,中美商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建立两国间的直接联系。

傅立民就是美驻华联络处的创建人之一。1973年春天,他作为联络处先遣组的一员,提着大包小包从香港入境广东再到北京,在北京饭店开始联络处最初的工作。1978年,傅立民调入国务院美中关系正常化工作组,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洛德和傅立民都拥有不凡的外交生涯。然而,无论他们往后的履历多么丰富,50年前陪同尼克松访华,推动“中美破冰”在洛德和傅立民心中都占据难以超越的位置。傅立民此后亲历了安哥拉问题和纳米比亚问题谈判、海湾战争等,但他说尼克松访华仍是他外交生涯中参与过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洛德说,就历史意义而言,参加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1971年陪同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就结束越南战争与北越秘密谈判在他外交生涯里并列首位。

半个世纪,风云变幻。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试图遏制中国发展进步。一些分析人士称中美关系已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少数美方政客还公开贬损尼克松“破冰之旅”的历史意义,甚至妄称由尼克松开启的中美接触时代即将终结。

50年间,傅立民和洛德从英俊小伙成为白发老人,在重温这段历史时他们流露出对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的真诚期盼。傅立民说,尼克松访华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启示是,两国在抛开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差异时追求合作完全是可能的。两国当然存在相互竞争的领域,但这不应使双方忽视在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点,希望中美能重新认识到合作第一、竞争第二的优点,而不是如过去几年那样全面对抗。

在洛德看来,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形成为国家间处理外交关系带来了永恒的经验。国家之间,尤其是非友好国家之间打交道时,关键在于承认对方的需求和根本利益。“我们当时都做到了这一点,明确对方在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在今天依然值得发扬光大。”此外,国家间需要明白如何搁置和管控无法立即解决的分歧,如何尊重对方在敏感问题上的立场,并如何在具备合作潜力的领域展开合作。

“你并非总是需要双方当年的勇气和战略眼光,那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领导人来说,从大局出发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战术上的优势,并且应愿意引导公众舆论,而并非屈从,这些都是有益的,也是我们应铭记的永恒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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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民陪同尼克松访华期间在明十三陵留影。(傅立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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