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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与中国人》:齐名《菊与刀》 国民性研究经典之作

2017-10-23 17:21: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许烺光 责任编辑:赵曼君

核心提示:美国问题的根源是个人主义过分膨胀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往往迫使人们封闭自己的思想甚至情感。

参考消息网10月20日报道  今年10月,许烺光先生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中文版再版。该书通过比较分析,阐释了中美文化心理区别和民族性格差异,是国民性研究的经典之作,与《菊与刀》齐名。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人与中国人》被其幕僚列为三部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书中提出美国人强调自我依赖的个人中心与中国人看中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的分别,从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婚姻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辨析中美两个社会中个体行为如何受到文化心理的影响。

许烺光(1909—1999)出生于中国,毕业于沪江大学,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从事实地调查和研究,1947年开始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1977年—1978年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

以下为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自序的节选: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俄军和日军在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在一个小镇上学,在随后的游历和工作中逐渐认识了那时遍地兵匪、饥荒与传染病肆虐、学生运动与内战不断的中国,以及西方势力与日本对它的虎视眈眈。

奇怪的是,这些艰难困苦似乎并没有影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在个人生活领域里过一种优哉的生活。我们在婚宴上大吃大喝,欣赏婚礼前一天由乐师前导、两人合抬、沿街巡行的艳丽精美的新娘嫁妆;在露天集市里津津有味地听人说书唱戏;被地方戏剧、皮影戏里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深深吸引。那时的我们年少无知,一些人常常逃学。看蒸汽机车呼啸着穿行于当地的火车站最让我们兴奋不已。车站里的各色旅客、小贩和身着制服的乘警与乘务员,也令我们着迷。最好的时光还是春节,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节日——包括我们已经去世的祖先。我们能吃上精美的年夜饭,穿上新衣四处炫耀,就连小孩也被允许作小额的赌博——这时小孩手里多少都有些父母和亲戚给的压岁钱。

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瘟疫来袭时,人们举办祈愿大会,在门上张贴辟邪符咒;遭逢旱灾时,人们列队向龙王求雨;土匪横行乡里、抢夺邻里财物时,老百姓把大门闩上,蜷缩在门后;军阀混战逼近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短则几日,长则几周。直到胜利的一方开始执政,学校才再度开学,老师学生一起加入欢迎的游行队伍;老百姓涌去村外观看枪决,犯人有时是谋财害命的土匪,有时则是抨击时弊的记者;他们也会挤在一起望着一辆辆载着军阀及卫兵的汽车从街道上呼啸而过。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人与生活的劫难擦肩而过,没有受到真正的惊吓。食物匮乏时,我们忍饥挨饿;洪水来了,我们就四处逃难。人们既要躲避嚣张的兵匪,也试图远离腐败的官员,有时不得不靠行贿才能行使正当的权利。人们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以维系正常的生活轨迹。

中国的事态日益走向严峻。骚乱更加频仍,外界压力与日俱增。在大学读到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东北,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一年后日本攻占上海,我就读的大学被迫停课。于是,我参与帮助难民的工作。1933年我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北,见我父母最后一面。在大连港我被拘留拷问,两周后,我打扮成劳工逃往北平,在那我见证了日本入侵华北。接下来的4年里,日本士兵和平民在中国境内作威作福,肆无忌惮。中国学生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的绥靖政策,却遭到手持木棍、水龙头和刺刀的警察的残酷镇压。1937年,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我因为获得庚子赔款奖金,乘英国军舰离开上海。

之后的两年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安静宜人的英格兰学习之余,我游遍英伦,还有幸到法国、比利时、德国和丹麦等地度假。1939年欧战爆发,战火于1940年蔓延到伦敦,我在中国目睹过的生灵涂炭的场景又一一呈现在眼前。每当清醒时,我多半在担心下一晚是否又要躲在楼梯间或收容所里过夜。1941年,大战正酣,我取道南非、印度及滇缅公路回到中国。

随后的三年,除了有幸结识我的妻子维拉之外,我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我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开展田野调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当时我写了两本书:《祖荫下》和《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空袭、物价飞涨、瘟疫与食物短缺成为数百万中国民众和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决定前往美国时,与赴美的移民前辈一样,我暗暗祈望不远万里踏上的是一片不会受到战火侵袭的土地,在那里我可以安宁地工作。那时,距离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只差9个月。

通过简述我的人生经历,我希望读者了解我撰写此书的初衷是记录个人的生命历程。

我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长大,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提倡变化,认为变化即是进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互相碰撞、影响,这个人就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在文化碰撞的边缘行走,感受二者共同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是一个边缘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述及思考。

同时,我又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人,努力尝试用一种客观的心态去记录、展示和解读我人生的各个方面。因此,这本书既不算是从中国人的视角看美国人,也不是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中国人。我真诚地期望此书能展现我对中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坦诚而公正的科学分析。

我的研究工作遵循一条人类行为学最基本的准则,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尚未充分理解这条准则的重要性。我相信每一位研究另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学者,在试图传达他对该社会与文化的认识时,必须自觉地成为边缘人。也就是说,他不仅要以本族人的眼光去看待该社会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而且还要像本族人一样去感受这些事物。否则,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用自己民族的标准来推断这些事物在该社会文化中是否重要。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认为本民族文化更为优越的人来说。

移民看似是最完美的边缘人,但他们的“边缘状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间歇性地缺失。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的个人生活渐入佳境,事业发展一帆风顺。我发表了更多的论文和著作,我携家人游历各国,阐释见解;四处讲学,并广受欢迎。在旅途中,偶尔我会意识到自己流露出美国人所特有的诸多抱怨,并为此感到非常苦恼。回到美国之后,我更加震惊于自己居然已如此这般适应了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作为边缘人的感受是突然出现的。1963年11月,吴庭艳领导的越南政府倒台,许多无辜者惨遭屠戮。当时,我正前往旧金山参加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在旅途中,我为越南的苦难而揪心,同时又庆幸类似事件不会在美国发生。正如一句中国古谚所说,我在“隔岸观火”。会议的第二天,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我那愚人的天堂在顷刻间崩塌了。我在电视上目睹嫌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击毙,心情变得更为复杂。正如身边许多人一样,我俨然已变为一个典型的自命不凡的美国中产阶级,把个人及家庭安全、薪资和工作的稳定看成理所当然的定律,像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一般自然。事实上,因工作太过繁忙,我甚至忽略了某些己写在这本书里的暗示。

达拉斯事件后,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自1963年后逐渐累积,日益严峻。美国人现在终于可以将丑陋的越南战争抛在身后,但这场巨大的失败,连同最近在伊朗的溃败,无疑将长期在所有国民心里留下阴影,国际声誉的下滑和美元贬值就更不要提了。在美国国内,肯尼迪总统遇害后, 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以及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人,如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科尼也相继遇害。为了免被起诉,尼克松总统及其副总统被迫辞职。尽管学生运动不再像20 世纪60 年代那样难以驾驭,但是吸毒、种族冲突、无故破坏他人及公共财产、暴力犯罪以及问题丛生的公共教育体系,显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乐观人士认为一切骚乱只不过是在预示更伟大的事情即将发生。骚乱包含着活力,在他们看来,至少蕴含着变革的可能性。而没有变革,问题怎么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悲观者一如既往地向人们宣告末日灾难,且总是奇怪地与诺亚方舟以来所谓“选民”的观念相互糅合。按照这一类西方观念,人类最终难逃大难,唯有少数获知“真理”或忠诚服膺“真理”的信徒才能幸免。

对于当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我虽提不出救世良方,但是特别忧心领导人、民众和学者们在谋求出路时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在我看来,美国问题的根源是个人主义过分膨胀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往往迫使人们封闭自己的思想甚至情感。由于担心遭到反对,这类人除了心理治疗师,不愿向任何人袒露心声。更糟的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品,他们凡事总想先发制人。

只有在人性化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卸下防御心理,继而解除焦虑,产生接受帮助的心理需求,这都是亲密关系的终极意义。

由于缺少建立亲密关系的条件,美国人尝试用种种手段建立与同伴的关系,有人借助枪械保护自己,有人厌弃和远离人群,还有人期待将他人通通毁灭,以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符合他心意的乌托邦新世界。因此,美国人大力鼓吹金钱的魔力,痴迷于经济的发展和扩张,迫不及待地用原子弹建造核长城。这些人强调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并进一步追问:要向劳动者提供怎样的训练以配合机器生产的需要?

自两位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并成功返回之后,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们能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我们就能够解决地球上的任何问题。”对月探索所涉及的科技问题十分复杂艰巨,我们切不可小视。然而,了解人类产生焦虑和暴力行为的原因,特别是如何进行干预、防范,显然是一个远较前者困难的课题。

今天的社会学家过于幼稚地将“现代化”定义为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目的的机械化与组织功能。在谈论人类生活品质时,他们仍然在用“社会流动性”“消费模式”等概念来衡量所谓的“现代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最多不过是“半现代”而已。物质上的满足,并不必然会消除精神世界中的焦虑与敌视。一个人如果不能摒弃用巫术思维来思考人类事务,就不能被称作是现代人。事实上,如果在精神层面无法获得自由,那么他在物质层面所获得的(或者即将获得的)自由都将徒劳无功。人类将会走入一个无休止的怪圈:毁灭—重建—更大规模的毁灭和更大规模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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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与中国人》

作者:许烺光

译者:沈彩艺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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