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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失去“方向”的国家该往何处去?

2017-11-06 16:54: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赵一尘 责任编辑:赵曼君

核心提示:虽然并未明确找到“方向”,斯蒂芬·科曼达雷夫手术刀般冷峻的影像狠狠划过了保加利亚“病入膏肓”的现实


电影《方向》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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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0月31日报道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夜色下,车流滚滚不息。几辆夜间运营的出租车内,乘客和司机在不断相遇。夜间广播节目里全民热烈讨论白天发生的一起命案:出租车司机枪杀银行家后自杀。司机们不约而同地调高车载广播音量,也将逼仄空间里的情绪点燃。个体遭遇和国家命运在此刻被串起。无论事态最终如何,出租车纷纷驶向既定的目的地,而在西欧这个巨大的磁场下,人们纷纷迷失生活的方向。

这是电影《方向》所展示的寻常一天。夜色之下的出租车像是移动的独幕剧院,观众作为隐形的乘客,共同“遭遇”另类的日常事件:他杀和自杀、出走和拯救。这些事件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和白天的命案有或明或暗的关系:一位名叫阿塔纳索夫的出租车司机激情杀人。然而只有观众能亲眼目睹阿塔纳索夫情绪嬗变的全部前因。


《方向》剧照:出租车司机阿塔纳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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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灵感源于导演斯蒂芬·科曼达雷夫的亲身体验。在2017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专访中,他说:“2015年1月的一天,我在出租车后座上产生了拍这部片子的想法。当时载我的司机打趣说,出租车就是索非亚的社保机构。失业者越来越多,纷纷选择开出租车。这位司机曾是保加利亚科学院的核物理教授,新近失业。他的一些任职教师、神父、音乐家或前军队官员的朋友都选择夜间兼职开车来贴补家用。司机还讲了个笑话:保加利亚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国度,因为现实主义者和消极主义者早就走光了。”

保加利亚的现状和其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积重难返的苏联和持续的外部影响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每况愈下。1990年保加利亚政局突变,次年华约组织解散,一夜之间,东欧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一首1970年代的歌曲《向西行》被西欧青年们挖掘出来广为传唱。他们号召东欧青年到西边的邻国看一看——这,才是你们应该走的路。然而,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

“剧变”中的东欧诸国就像行驶在盘山公路上的汽车打急转弯,稍不留意就会坠入万丈深渊。各国为避免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踩雷”而伤透脑筋。在波兰还算见效的“休克疗法”却没能挽救保加利亚的经济:物价飞涨、腐败横行、失业率高企、工业体系瓦解。有条件的中产阶层,正如影片《方向》中所表现的那样,纷纷移民。留下来的,要么兼职副业以糊口,要么“不堪凌辱”走上立交桥自杀。

道路、速度以及方向的判断都离不开参照系。相对昔日西德和今日西欧,保加利亚已“原地”逡巡三十余年。2017年是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十周年。以时间为参考,搭上这辆“欧洲专列”并未让保加利亚改头换面;以空间为参考,它俨然成了欧盟的拖油瓶。而西欧传统强国作为保加利亚多年来遥不可及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早已由欲望的客体变成了一种心理创伤。

这种孤苦伶仃的被抛弃感,以及面对国内道德崩坏却无能为力的羞愧感,在影片中俯拾皆是:外科医生奔赴德国汉堡只为“离开这地方”,“西欧人”短暂回国却对家乡人充满鄙夷,青年司机卓洛被旅居意大利的“真爱”抛弃,老年司机的丧子之痛甚至成为年轻人的笑柄。女出租车司机佩娃面对昔日葬送她前程的性侵者——原所在大学党委干部的儿子彼得罗夫,也只能咬牙放下复仇的手枪,独自忍受历史创伤的二次伤害。


电影《方向》剧照,司机佩娃(右)再次遭遇彼得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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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租车逼仄的空间内运镜极端简化,角色们的情绪被放大成舞台化的脸谱,成为“国民”精神状态映照。而在《方向》设置的对话和偶遇中,西欧是无法真正到达的“彼岸”,是“规则、秩序和道德”的典范,也是保加利亚背后一双持续审视的眼睛。这种从外部定义和审视自我,继而激发国家集体反思和“觉醒”的欲望,也出现在百年前的中华大地。本片和鲁迅对旅日学医期间遭遇的 “幻灯片事件”一样,其影像意义直指“国民性”的构建。

鲁迅弃医从文,巧的是,斯蒂芬·科曼达雷夫选择弃医从影。1993年从首都的医学院毕业后,科曼达雷夫在一家精神病院做了5年儿童精神科医生,随即辞职就读电影学校。在多年后的采访中他说“医院在治疗时给患者拍匿名的就诊录像,以供医学研究。我是年龄最小的医生,负责维护摄像器材。慢慢地,我开始对拍片子感兴趣,周末把机器带回拍摄朋友们的生活,晚上留在医院剪片子。”这些经历也让科曼达雷夫偏爱现实主义题材和纪录片风格。

科曼达雷夫近十年的医学经历也给《方向》留下特有的“作者”痕迹:卓洛熟练而幽默地劝解教师放弃自杀企图;移民出租车司机倒卖死人衣服;以及通过司机阿塔纳索夫的心脏而贯穿影片始终的母题:保加利亚的心。

在出租车司机佩娃送心外科医生去机场的路上,广播透露,命案中自杀的司机最终成为心脏移植手术供体。外科医生随即表示,这颗心已找到了移植配型接受者,佩娃感叹:“保加利亚也需要换一颗心脏。”医生反问:“给死人换心脏有什么用?”导演科曼达雷夫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保加利亚人,借角色之口发出了刺耳的质问。诚实令人不适,但或许只有不适才能引发思考和改变。

同时他似乎迫切希望人们能体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影片分三段着重表现一位刚刚痛失爱子的司机老头。在这里,“老年丧子”也是 “失去未来”的隐喻:青年一代曾是老年一代对未来的寄托。老头几度表达丧子之痛却无人愿意倾听,各色及时行乐的中青年乘客反而拿他打趣。而象征着“拯救”的神父,路过正在对流浪狗倾诉的老头时也只是匆匆离去。


电影《方向》剧照,老头司机对流浪狗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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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他曾坦言:“社会底层的人每天忙于应对最基本的需求,已经失去了期盼美好未来的能力。如何治好保加利亚?我想只能从如实刻画现实开始,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了解问题。也是我通过电影想做到的。”虽然并未明确找到治疗的方法,科曼达雷夫手术刀般冷峻的影像却狠狠划过了保加利亚“病入膏肓”的现实。

影片最后,神父送失业的面包店主前往医院,他不忘兜售信仰:“上帝应长存于心。”这位接受心脏移植的唯一配型者反问:“你指的是哪颗心?”一连串质疑上帝的诘问把神父辩得哑口无言。随后面包店主轻轻说道:“上帝本来在保加利亚,但我们赶走了祂,自己深陷泥淖。我们失去了方向。”


电影《方向》剧照,神父兼出租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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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上帝都曾是保加利亚的“心”,如今却已衰竭。这意味着保加利亚人不但对秩序失去信任,更怀疑普遍道德的存在——一种客观而且永不过时的道德律,把每个个体都包括在内。这种绝对道德观的失去,就是虚无主义的开端,也令导演科曼达雷夫尽力用电影去找出重建基本价值的方向。

如果《方向》在面包店主的诘问中结束,则是一出带点儿黑色幽默的现实悲剧。然而面对未来,科曼达雷夫依旧心怀期盼:清晨,一辆出租车缓缓驶过校门,司机望向学校。和往常一样,阿塔纳索夫12岁的女儿正走过。作为保加利亚的未来,她将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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