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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与塔》:传记作者揭秘美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成功秘诀

2018-02-12 17:24:09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吴静怡

核心提示:传记作者认为基辛格非常善于建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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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6日出版的《广场与塔》一书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美国《政治报》网站1月20日刊登了题为《基辛格成功秘诀——<广场与塔>书摘》的文章,作者为《广场与塔》一书作者尼亚尔·弗格森,以下是文章摘要:

结网通向政界之路 

在撰写亨利·基辛格传记的工作进行了大约一半时,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假设:这位前国务卿的成功、名气和恶名是否不仅是由于其睿智和刚毅的性格,还由于他非常善于建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他的关系网不仅包括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的行政当局同僚,还包括新闻记者、报业老板、外国大使和国家元首等,甚至好莱坞制片人?如果在本书(《广场与塔》)的第一卷里,我的副标题“理想主义者”让读者感到惊讶,第二卷的副标题是否也许应该是“关系网搭建者”?

不管你对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的崛起之路是惊人的,同时看似不大可能。基辛格曾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作为历史、哲学和地缘政治学者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他是冷战期间被吸收进政府的许多哈佛大学教授之一。然而,他于1968年12月被任命为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件事令许多人(尤其是基辛格本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此前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与尼克松在共和党内部的贵族竞争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关系密切。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病榻上对这项任命表示怀疑。当听到尼克松的选择时,他惊呼:“可是,基辛格是一位教授。人们要求教授们研究事物,但却从不将其委以重任。”

大多数作者在解释基辛格到华盛顿后影响力迅速增加的原因时,都倾向于从其与尼克松的密切关系或他不凡的官场内斗才能的角度。然而,这样一来就忽略了基辛格办事方式的最大鲜明特色:虽然周围的人仍然受制于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规则,但基辛格从一开始就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建立超出华盛顿环形公路范围、延伸到四面八方的垂直网络。这一网络延伸到新闻界,甚至美国娱乐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延伸到主要的外国政府。基辛格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就是哪怕与最冷漠的对话方也能建立不仅是知识交流的关系,还有感情纽带。这种技能他早在受到冷漠出名的尼克松的任命之前很久就磨炼出来的。正是基辛格搭建关系网的独特才能,使之成为如此不可一世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他作为学者的睿智或者其对政界钩心斗角的敏锐解读。

正当这个世界摆脱早期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两个等级森严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决斗——踏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多极化的新时代之时,基辛格踏上政治舞台,使之成为(用《时代》周刊的话说)“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地方的恰当人物”。

洞察中美关系转机 

事实上,正是与人交际——讽刺的是,与东方阵营的一位官员的偶然邂逅——预示了基辛格最了不起的外交胜利:美国与中国外交关系破冰。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公民遇到美国人——当然他们很少这样——他们都必须保持警惕。科学家的帕格沃什会议是一个罕见的例外。由于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今天,帕格沃什会议几乎就是通过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解决裁军和冲突问题的代名词。然而在冷战期间,这些会议的性质却比较模糊,因为与会的苏联学者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时甚至是政治局的批准。基辛格在这个环境中如鱼得水,以其标志性的、刻薄的幽默迷住苏联官僚,给其留下深刻印象——他数次参加了聚会。

1966年,在波兰度假胜地索波特的帕格沃什会议上,苏联数学家叶梅利亚诺夫在乘船游览格但斯克港时告诉基辛格:“美苏两国在防止中国的扩张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叶梅利亚诺夫坦率地承认,自赫鲁晓夫发表去斯大林化的演讲之后起,他还未看到苏联政府如此困惑。基辛格在帕格沃什会议接受邀请,从波兰前往布拉格。在那里他结识了捷克在德国的情报活动前头目、时任该国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宁·施奈达雷克。两人在总部位于伦敦的战略研究所在维也纳举行的年会上再次会面。这位捷克人坦率地警告基辛格说,苏联人没有任何真诚的意图要帮助美国人从越南脱身。他说,事实上,东南亚的危机最终可能成为“(莫斯科)加紧控制东欧的托词”。

所有这些偶遇中最有启发性的发生在1967年1月。当时,基辛格回到布拉格。施奈达雷克再次警告说,莫斯科“对于东欧国家日益自由的行动,尤其是捷克努力减少对莫斯科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敏感”。但是现在,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令基辛格感到震惊。基辛格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即他是否认为,“美中交易正在酝酿之中。”

从捷克的观点来看,如果美中之间达成这种协议,会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情况,因为“如果美国与中国和解,它就会在欧洲(对苏联)更加紧逼”。由于担心被孤立,苏联人会镇压施奈达雷克所暗示的“东欧民族主义发展的前景”。基辛格感到惊讶,但他的捷克东道主对“美中协议”的担忧看来是“真实和深切的”。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猜测是哪位美国战略家构想了1972年打开中国的大门,从而彻底改变地缘政治景观。但最先想到这件事的不是美国人。是苏联集团中的战略思想家预见到中苏决裂所造成的新的世界状况,他们在尼克松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之前四年多就做到了这一点。

图解基辛格关系网 

从1969年1月开始,基辛格就着手把自己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所学加以应用:非正式的关系网能够提供要比各国外交部和使馆更为优越的外交渠道。在撰写有关基辛格生平传记第二卷的准备阶段,我试图根据与他的从政时期相关的所有已经出版的回忆录,绘制他的关系网图。

从这些关系网图谱看,令人毫无疑问的是,在尼克松-福特时代中,基辛格炙手可热——对尼克松来说,他与总统夫人一样重要,也是两届行政当局中位居第二的重要成员,地位超过后来当上总统的福特。

尤其惊人的是看到“尼克松眼中的世界”和“基辛格眼中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尼克松担任总统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白宫范围内。在其回忆录中,除了其夫人和女儿之外,他最经常谈到的是基辛格、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曾经担任他的副总统)、霍尔德曼(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埃利希曼(当时的总统内政助理)和黑格(基辛格助理、当时的副手兼水门事件发生后霍尔德曼的继任人)。相比之下,基辛格则不仅提到他曾为之效劳的几位总统,而且几乎同样提到了重要的外国领导人,他的这种做法要比他的前任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更为经常。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基辛格回忆录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外国领导人都是谁:苏联人(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和第一号人物勃列日涅夫)名列前茅;其次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除了勃列日涅夫和多勃雷宁之外,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人中只有一位是外国人:南越总统阮文绍。相比之下,基辛格的前40位名单中只有16位美国人。当然,我们会预料到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比总统花更多的时间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是其工作性质。但仍然难以相信,他的任何前任曾经像他那样不知疲倦地出行和谈判。

在任期间,基辛格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不下15次。该杂志1974年发表的基辛格档案称他为“世界上最不可或缺的人”——尽管他被批评者指责为更多地“关注国王,而不是王法”。《时代》周刊的假设必然基于这一判断,即基辛格的影响和名望不仅来源于他的智力和勤奋,更是他不可思议的交往能力,例如穿梭外交,与记者闲聊也是如此。基辛格精于此道。尽管他与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即斯图尔特和约瑟夫,以及专栏作家汤姆·布拉登关系甚笃,他在回忆录中却几乎没有提到他们。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关系网中遍及全球的所有其他关系——包括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夏季研讨会的前参与者组成的“老校友网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助手对《时代》周刊记者说:“他总是要寻觅能把事情办成的人。”这个关系网是他的“连锁反应”外交——这是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所用的一个词——的先决条件。正是这一点证明了一项论断的合理性,即基辛格“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影响力”。

基辛格“新国际体系” 

20世纪70年代典型的层级体制减弱和关系网的强化带来许多好处。从基辛格的观点来看,这些趋势大大降低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毕竟,这是与苏联进行更频繁的对话,以及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核心理由。同时代人往往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总结为“缓和”。他更愿意谈论“相互依赖性”。他于1973年12月在伦敦宣布,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已经取代“二战刚结束时的架构”,这个体系建立在“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以及国家和地区的认同萌芽的悖论”基础上。他在三个月后提出,“能源危机”是“全球相互依存性的分娩阵痛”的一部分。到1974年4月,“相互依存性的挑战”已经变成他的一个演讲题目;到1975年,相互依存性“即将成为我们外交的核心事实”。

基辛格在1974年10月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彼此的相互依赖性,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西方文明几乎肯定会土崩瓦解。”他的母校学者理查德·库珀和约瑟夫·奈等人表示赞同,撰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相互依存性在1972年在波坎蒂科山的洛克菲勒庄园举行的三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1975年在朗布依埃举行的“六国集团”(英、法、意、日、美、西德)第一次会议上得到了体制性的表达。《纽约时报》选择用题为《相互依赖日》的一篇社论纪念《独立宣言》发表200周年。这一概念得到了吉米·卡特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积极采纳。

但是,居住在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既有好处,也要付出代价。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其《两个时代之间》一书中所说,“电子技术时代”正在创建新的“全球城市”是“相互依存的种种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忐忑不安的、紧张骚动的和碎片化的网络”。从其他方面看也的确如此。冷战的前半期,超级大国得以通过制造或赞助宣传,以及把被认为有害的任何东西归类或加以审查,控制了信息的流动。每一起间谍丑闻和叛逃都产生轰动效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机密信息被从一种国家安全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而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也改变了。泄露的官方文件通过自由的新闻界开始到达公众手中——从1971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提供给《纽约时报》开始。

基辛格的权力仍然基于一个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职业界线的人际关系网。这种权威在他1977年离开政府后很久都持续存在,并在基辛格咨询公司中被制度化,通过他不间断的飞行、会晤、混迹于人群之中和参加宴会而历久弥新。相比之下,尼克松之后的行政部门则由于国会事无巨细的监督和更加有恃无恐的报界而大打折扣。后来的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无法与基辛格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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