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19 09:29:01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周晨
核心提示:美国人实际上创造了两个阿富汗:一个陷于无休止的冲突中,另一个繁荣而充满希望。塔利班的接管让保守的阿富汗农村地区恢复了秩序,却使相对自由的喀布尔陷入了恐惧和绝望。

参考消息网9月19日报道 美国《纽约人》周刊网站9月6日发表题为《其他阿富汗女性》的文章,作者系阿南德·戈帕尔,文章讲述了阿富汗女子沙姬拉饱受折磨的战乱人生。全文摘编如下:

8月的一天下午,沙姬拉听到有人敲她家前门。在位于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桑金河谷,女性不能与没有亲属关系的男性见面。于是,她的儿子艾哈迈德走到门口。外面是两个手持步枪、挎着子弹带、戴着黑色缠头巾的男子。他们是塔利班成员,正试图从阿富汗国民军手中夺回这片农村地区。其中一名男子警告说:“如果你们不马上离开,所有人都要完蛋。”

“我哪都不去了”——无尽逃亡

40岁出头的沙姬拉把家人——贩鸦片的丈夫和八个孩子——召集到一起。一家人跨过运河上的老桥,穿过芦苇和凹凸不平的豆子和洋葱田,走过黑乎乎的空房子。沙姬拉一家在烈日下走了好几个小时。

隆隆的炮火声在空中回荡,宣告塔利班开始对阿富汗陆军的一个前哨基地发动袭击。傍晚时分,他们来到河谷的中央市场。瓦楞铁屋顶的店面在战争期间基本毁于一旦。沙姬拉发现了一个屋顶完整的单间小店,她和家人在这里过了夜。黎明时分,沙姬拉来到外面,看见有几十个家庭在这个废弃市场避难。

自从塔利班发动闪电战以来,阿富汗陆军官兵成群结队地投降,乞求安全回家。很显然,塔利班很快将抵达喀布尔,而用于击败他们的20年时间和数万亿美元资金都打了水漂。

沙姬拉看到塔利班的汽车飞快地驶向集市——她决定留在原地。她已经厌烦透了。她对我说:“我们一辈子都在逃跑。我哪都不去了。”

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于8月15日结束,塔利班一枪不发就占领了喀布尔。恐慌随之而来。有些女性烧掉学校记录,躲了起来,担心回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塔利班不许她们独自外出,还禁止女孩接受教育。

今年夏天,我到阿富汗农村去和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女性见面,听听她们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困境有何看法。70%以上的阿富汗人不是生活在城市里。与相对自由的喀布尔不同,到这些内陆地区探访女性并非易事:公共和私人世界界限分明,女性离开家的时候通过布尔卡(罩袍)与世隔绝。女孩基本到青春期就会消失在家中,即便再次抛头露面,也要到成为祖母之后了。我正是通过祖母们才得以见到数十名各年龄段的女性。许多人住在沙漠的帐篷里,或者像沙姬拉这样住在清空的店面里。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赫尔曼德省的藏身处。她腼腆地说:“我以前从没见过外国人。嗯,没有枪的外国人。”

苏联坦克进入——识字计划

沙姬拉和我见到的其他女性一样在桑金河谷长大,那是险峻山石之间的苍翠谷地。小时候,沙姬拉听母亲讲过她的村庄潘基莱从前的样子:那里大约有80户人家,孩子们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运河里游泳,妇女们用石臼捣谷物。冬天,炉膛里飘出袅袅炊烟;春天,起伏的田野里开满罂粟花。

1979年,沙姬拉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政府试图在几乎没有女子学校的赫尔曼德省启动一项女性识字计划。部族长老和地主拒绝了。沙姬拉回忆说:“我们的文化不接受把女孩送到外面的学校去。我父亲那个时代之前就是这样,我祖父那个时代之前也是这样。”

当政府开始持枪逼迫女孩上学时,爆发了自称为“圣战者”的武装分子领导的叛乱。在第一次行动中,他们绑架了山谷里的所有教师(其中许多人支持女孩受教育),并且割断了他们的喉咙。第二天,政府以涉嫌资助“圣战者”为由逮捕了部族长老和地主。这些部族领导人从此消失了。

苏联坦克越过边界来支持当局。很快,阿富汗基本上一分为二。在农村地区,年轻男子愿意为抗拒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女子学校和土地改革——而战,年轻女性仍然不见踪影。在城市,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禁止童婚,赋予女性选择伴侣的权利。在中小学和大学就读的女孩人数创下纪录,时至80年代初,女性出任议员乃至副总统。

农村的暴力继续蔓延。沙姬拉五岁时的一天早晨,姑姑慌慌张张叫醒了她。村里的大人把孩子们领进一个山洞,让他们在那里藏了几个小时。夜晚,沙姬拉看到炮火划过天空。当一家人回到潘基莱时,麦田烧焦了,布满苏联坦克履带的碾痕。机枪打死了奶牛。到处都有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邻人。

11岁时,她不再外出。她的世界缩小到家里的三间房和院子,她在这里学会了做针线活儿、烤馕和挤牛奶。一天,路过的喷气机把房子震得咔嗒作响,于是她躲进了壁橱。她在一堆衣服下面发现了一本属于她祖父的儿童字母书。当父母午睡的时候,她开始将普什图语词汇与图片匹配起来。她回忆说:“我有一项每天自学一点的计划。”

“塔利班来了!”——恐惧交替

1989年,苏联人战败撤退,但沙姬拉还是会听到房子泥墙外的迫击炮轰鸣声。互不相让的“圣战者”派别现在试图瓜分这个国家。附近村庄的妇女帕扎鲁回忆说:“没有一个晚上是太平的。我们的恐惧是有名字的,他叫阿米尔·达杜。”

沙姬拉第一次见到达杜是透过父母家前门的窥视孔,看到他乘坐一辆皮卡穿过村子,后面跟着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男子,“就好像他是总统似的”。他来自上桑金河谷。在那里,他的阿洛库扎伊部族数百年来一直拥有巨大的封建种植园。下河谷是伊沙克扎伊部族的家园,沙姬拉就属于这个贫穷的部族。沙姬拉看到达杜的手下挨家挨户要求“缴税”,搜查房屋。几个星期后,这些枪手又来了,洗劫了她家客厅,她则蜷缩在角落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失去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土崩瓦解。不久后,“圣战者”带来了乡村的道德观念。在首都,他们得到美国慷慨资助的领导人颁布法令,宣布“除非绝对必要,女性不得离开家,如果要离开,必须彻底遮盖身体”。宗教警察开始在该市的街道上溜达,逮捕女性,把录音带和录像带付之一炬。

不过,新的“圣战者”政府很快垮台,国家陷入内战。在潘基莱的夜晚,沙姬拉听到枪声,有时还有男人的呼喊声。她的家人聚集在院子里,低声讨论如何逃离。但是,路上到处是属于不同“圣战组织”的检查站。在村子南边的格里什克,一个名为“第93师”的民兵组织在一座桥上设置了恶名远扬的路障;到处流传着男子遭到抢劫或杀害、女性和男孩遭到强奸的故事。

一家人被困在北边的阿米尔·达杜与南边的第93师之间,越来越绝望。沙姬拉16岁时的一天下午,听到街上有人在喊:“塔利班来了!”沙姬拉从未听说过塔利班,但她父亲解释说,其成员很像她总能看到的那些乞求施舍的贫穷宗教学生。许多人曾在“圣战者”的旗帜下作战,但在苏联撤军后退出;现在,他们说,他们正在重新组织起来,以结束动乱。他们迅速通过格里什克桥,摧毁了第93师。随着他们进入桑金,志愿者蜂拥加入他们的行列。她的兄弟回家时说,塔利班还占领了达杜的地盘。这个军阀抛弃手下,逃往巴基斯坦。沙姬拉的兄弟不停地说:“他走了。真的走了。”时隔15年,桑金河谷终于太平了。

“最富国”派兵来——希望飘逝

沙姬拉向我描述了新出现的平静生活:宁静的早晨,热气腾腾的茶和馕,还有在屋顶度过的夏天傍晚。母亲、姑姑和祖母开始小心翼翼地给她说亲。她很快就与一个远亲订了婚。她第一次看到未婚夫是在婚礼当天:他在村里妇女的簇拥下,局促地坐在那儿。他与河谷里许多“上进”的年轻人一样,走私鸦片,沙姬拉喜欢他眼神中流露出的决心。

随着塔利班确立统治,发起了一场征兵运动。年轻人被带到阿富汗北部,帮助打击一批名叫“北方联盟”的军阀。贫困佃农面临的风险最大——富人可以花钱免服兵役。沙姬拉对我说:“这是塔利班真正不公正的地方。”

2000年,赫尔曼德省遭遇了严重干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突然选择在这时禁止种鸦片。这个河谷的经济崩溃了。沙姬拉每天早晨都祈祷会下雨。

一天,电台播音员说美国发生了袭击事件。突然之间,有传言说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军人要来推翻塔利班。沙姬拉的内心多年来第一次燃起了希望。

2003年的一个夜晚,沙姬拉被陌生男子的声音惊醒。当她跑到客厅时,惊慌地看到了对准她的枪口。这些人比她见过的人都要魁梧,穿着军装。她意识到,这些是美国人。有些阿富汗人和他们在一起。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在大声发号施令,那是阿米尔·达杜。

出兵后,美国迅速推翻了塔利班,在喀布尔建立了卡尔扎伊政府。与美国特种部队交好的达杜成为赫尔曼德省情报负责人。在赫尔曼德省,美国占领的第一年是和平的,田野上再次开满了罂粟花。沙姬拉此时有了两个孩子——妮卢法尔和艾哈迈德。但现在,随着达杜恢复掌权,生活倒退回了内战时期。

沙姬拉对美国人选择的盟友感到困惑。她问我:“这是他们的计划吗?他们是来实现和平,还是有其他目的?”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重整第93师,使之成为它在该省最亲密的伙伴。该组织的枪手再次开始在桥上拦截行人并且洗劫钱财。然而,他们现在最赚钱的活计是美国提供的赏金;每抓住一个塔利班指挥官,最多能挣2000美元。

不过,这很有挑战性,因为几乎没有活跃的塔利班成员可抓。于是,像第93师这样的民兵组织开始诬陷无辜村民。

“地狱出现了”——怒火焚车

时间到了2005年,美国出兵四年后,沙姬拉即将生下第三个孩子。家务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了希望。差不多每个星期,她都听说又有年轻人被美国人或民兵组织秘密带走。她的丈夫失业了,最近开始吸食鸦片。夫妻关系恶化。一种猜忌的气氛笼罩着这座房子,与村里的阴沉氛围很匹配。因此,当一个塔利班车队驶入潘基莱时,她饶有兴趣甚至带着宽宥地打量着这些访客。

不久,“地狱出现了”。塔利班袭击英美巡逻兵,对战斗前哨发动突袭,还设置路障。美军在潘基莱的山顶上占领了一个大毒枭的宅子,将之改造成一个堆着沙袋、建有瞭望塔和铁丝网的大院。然后,塔利班发动袭击,联军还击,大地颤抖。

沙姬拉已经27岁,从来睡不安稳,好像随时需要逃跑躲藏。一天晚上,尖利的响声惊醒了她。她踮起脚来到前院。联军的军车驶过。逃走已经来不及了。

她回到前院,看到一辆外国军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她爬上屋顶,看到车里没有人:官兵们把车停好,步行离开了。

在几块田地以外的地方,塔利班开始与外国人交火。当枪声在黎明前后归于沉寂时,沙姬拉又出去看了看。车还在那儿,无人看管。她气得发抖。

一年到头,她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受到这种恐惧的折磨。塔利班发动了袭击,但她的愤怒主要针对闯入者。她和孩子为什么要受苦?

沙姬拉找到一些火柴,她的婆婆抓起一罐柴油。在街上,一个邻居看到罐子,立刻明白了,匆匆拿来了另一罐柴油。沙姬拉的婆婆浇湿一个轮胎,然后打开引擎盖,把柴油倒在发动机上。沙姬拉点燃一根火柴,扔到了轮胎上……

潘基莱的妇女前来祝贺沙姬拉,正如一位妇女所说,她是“英雄”。但她丝毫不感到骄傲,只感到轻松。她说:“我当时以为他们再也不会来这里了。我们会迎来和平。”

在喀布尔熙来攘往的大都市,民众享有相对的安全,对这样的深重苦难一无所知。但在桑金这样的乡村,平民不断遇害使得许多阿富汗人被塔利班吸引。时至2010年,伊沙克扎伊部族村落的许多家庭都有儿子加入塔利班,他们大多只是为了自卫或者报仇;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该运动更彻底地融入了桑金的生活。

海军陆战队最终于2014年撤出桑金;阿富汗军队驻守了三年,直到塔利班控制河谷的大部分地区。

在塔利班区长的家里,一群塔利班分子坐在那里吃着村里人送来的秋葵和馕。我问,战争结束后,他们有什么计划。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回去种地或者接受宗教教育。

“我必须得相信”——女性未来

很显然,对于接下来该怎样,塔利班存在分歧。在国外生活过的有政治头脑的塔利班分子告诉我,他们有了比以往更加国际化的观念。

一位在过去20年里花了大量时间往来于赫尔曼德省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学者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犯了许多错误。那时候,我们不了解人权、教育、政治——我们完全靠武力夺取了一切。但我们现在明白了。”按照这位学者的乐观设想,塔利班将与昔日的敌人分管政府部门,女孩要上学,女性将与男性“并肩”工作。

但在赫尔曼德省,这样的塔利班成员并不多见。更具代表性的是指挥官哈姆杜拉。他在美国战争中失去了十几个亲人。说到乡村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妇女权益,像他这样的男性没有动摇。

在赫尔曼德省的许多农村地区,妇女被禁止进入市场。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他们计划允许女孩上宗教学校,但只能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同以往一样,除了助产的工作之外,禁止妇女就业。帕扎鲁沮丧地说:“他们根本没有变。”

不过,赫尔曼德省有许多人似乎更喜欢塔利班的统治,包括我采访过的女性。对当地人来说,联军及其阿富汗盟友统治下的生活充满危险;哪怕在阳光照耀下的田野里喝茶,或者开车去参加姐姐的婚礼,也是一场潜在的致命赌博。塔利班借以压倒对手的就是一笔简单交易:只要服从我们,我们就不杀你。

像苏联一样,美国人实际上创造了两个阿富汗:一个陷于无休止的冲突中,另一个繁荣而充满希望。

首都成为一座山坡上灯火通明、礼堂熠熠生辉、霓虹灯广告牌五光十色的城市,快乐的女性随处可见:母亲们逛市场,女孩们成双成对地走出校园,警察们戴着伊斯兰头巾巡逻,上班族拎着名牌手袋。这些女性看到赫尔曼德省的简陋小村时是难以理解的。

塔利班的接管让保守的阿富汗农村地区恢复了秩序,却使相对自由的喀布尔陷入了恐惧和绝望。在桑金,每当我提到性别问题,农村妇女们都会加以嘲讽。帕扎鲁说:“他们给了喀布尔女人权利,却在屠杀这里的女人。这公平吗?”

赫尔曼德省的妇女对于她们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存在分歧。不过,我在桑金遇到的所有女性似乎都认为,无论她们的权利可能包括什么,都不能来自枪口。

沙姬拉坚信,她家门前很快将出现一条新铺好的公路。沙姬拉将拥有一台可以洗衣服的机器。她丈夫将会戒毒,会承认自己的缺点,会告诉家人,他爱他们胜于一切。他们将会去喀布尔。她说:“我必须得相信。否则,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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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03年2月23日,阿富汗卡拉坎,阿富汗女性在卡拉坎卫生所排队等候治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参考消息网9月19日报道 美国《纽约人》周刊网站9月6日发表题为《其他阿富汗女性》的文章,作者系阿南德·戈帕尔,文章讲述了阿富汗女子沙姬拉饱受折磨的战乱人生。全文摘编如下:

8月的一天下午,沙姬拉听到有人敲她家前门。在位于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桑金河谷,女性不能与没有亲属关系的男性见面。于是,她的儿子艾哈迈德走到门口。外面是两个手持步枪、挎着子弹带、戴着黑色缠头巾的男子。他们是塔利班成员,正试图从阿富汗国民军手中夺回这片农村地区。其中一名男子警告说:“如果你们不马上离开,所有人都要完蛋。”

“我哪都不去了”——无尽逃亡

40岁出头的沙姬拉把家人——贩鸦片的丈夫和八个孩子——召集到一起。一家人跨过运河上的老桥,穿过芦苇和凹凸不平的豆子和洋葱田,走过黑乎乎的空房子。沙姬拉一家在烈日下走了好几个小时。

隆隆的炮火声在空中回荡,宣告塔利班开始对阿富汗陆军的一个前哨基地发动袭击。傍晚时分,他们来到河谷的中央市场。瓦楞铁屋顶的店面在战争期间基本毁于一旦。沙姬拉发现了一个屋顶完整的单间小店,她和家人在这里过了夜。黎明时分,沙姬拉来到外面,看见有几十个家庭在这个废弃市场避难。

自从塔利班发动闪电战以来,阿富汗陆军官兵成群结队地投降,乞求安全回家。很显然,塔利班很快将抵达喀布尔,而用于击败他们的20年时间和数万亿美元资金都打了水漂。

沙姬拉看到塔利班的汽车飞快地驶向集市——她决定留在原地。她已经厌烦透了。她对我说:“我们一辈子都在逃跑。我哪都不去了。”

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于8月15日结束,塔利班一枪不发就占领了喀布尔。恐慌随之而来。有些女性烧掉学校记录,躲了起来,担心回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塔利班不许她们独自外出,还禁止女孩接受教育。

今年夏天,我到阿富汗农村去和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女性见面,听听她们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困境有何看法。70%以上的阿富汗人不是生活在城市里。与相对自由的喀布尔不同,到这些内陆地区探访女性并非易事:公共和私人世界界限分明,女性离开家的时候通过布尔卡(罩袍)与世隔绝。女孩基本到青春期就会消失在家中,即便再次抛头露面,也要到成为祖母之后了。我正是通过祖母们才得以见到数十名各年龄段的女性。许多人住在沙漠的帐篷里,或者像沙姬拉这样住在清空的店面里。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赫尔曼德省的藏身处。她腼腆地说:“我以前从没见过外国人。嗯,没有枪的外国人。”

苏联坦克进入——识字计划

沙姬拉和我见到的其他女性一样在桑金河谷长大,那是险峻山石之间的苍翠谷地。小时候,沙姬拉听母亲讲过她的村庄潘基莱从前的样子:那里大约有80户人家,孩子们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运河里游泳,妇女们用石臼捣谷物。冬天,炉膛里飘出袅袅炊烟;春天,起伏的田野里开满罂粟花。

1979年,沙姬拉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政府试图在几乎没有女子学校的赫尔曼德省启动一项女性识字计划。部族长老和地主拒绝了。沙姬拉回忆说:“我们的文化不接受把女孩送到外面的学校去。我父亲那个时代之前就是这样,我祖父那个时代之前也是这样。”

当政府开始持枪逼迫女孩上学时,爆发了自称为“圣战者”的武装分子领导的叛乱。在第一次行动中,他们绑架了山谷里的所有教师(其中许多人支持女孩受教育),并且割断了他们的喉咙。第二天,政府以涉嫌资助“圣战者”为由逮捕了部族长老和地主。这些部族领导人从此消失了。

苏联坦克越过边界来支持当局。很快,阿富汗基本上一分为二。在农村地区,年轻男子愿意为抗拒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女子学校和土地改革——而战,年轻女性仍然不见踪影。在城市,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禁止童婚,赋予女性选择伴侣的权利。在中小学和大学就读的女孩人数创下纪录,时至80年代初,女性出任议员乃至副总统。

农村的暴力继续蔓延。沙姬拉五岁时的一天早晨,姑姑慌慌张张叫醒了她。村里的大人把孩子们领进一个山洞,让他们在那里藏了几个小时。夜晚,沙姬拉看到炮火划过天空。当一家人回到潘基莱时,麦田烧焦了,布满苏联坦克履带的碾痕。机枪打死了奶牛。到处都有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邻人。

11岁时,她不再外出。她的世界缩小到家里的三间房和院子,她在这里学会了做针线活儿、烤馕和挤牛奶。一天,路过的喷气机把房子震得咔嗒作响,于是她躲进了壁橱。她在一堆衣服下面发现了一本属于她祖父的儿童字母书。当父母午睡的时候,她开始将普什图语词汇与图片匹配起来。她回忆说:“我有一项每天自学一点的计划。”

“塔利班来了!”——恐惧交替

1989年,苏联人战败撤退,但沙姬拉还是会听到房子泥墙外的迫击炮轰鸣声。互不相让的“圣战者”派别现在试图瓜分这个国家。附近村庄的妇女帕扎鲁回忆说:“没有一个晚上是太平的。我们的恐惧是有名字的,他叫阿米尔·达杜。”

沙姬拉第一次见到达杜是透过父母家前门的窥视孔,看到他乘坐一辆皮卡穿过村子,后面跟着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男子,“就好像他是总统似的”。他来自上桑金河谷。在那里,他的阿洛库扎伊部族数百年来一直拥有巨大的封建种植园。下河谷是伊沙克扎伊部族的家园,沙姬拉就属于这个贫穷的部族。沙姬拉看到达杜的手下挨家挨户要求“缴税”,搜查房屋。几个星期后,这些枪手又来了,洗劫了她家客厅,她则蜷缩在角落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失去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土崩瓦解。不久后,“圣战者”带来了乡村的道德观念。在首都,他们得到美国慷慨资助的领导人颁布法令,宣布“除非绝对必要,女性不得离开家,如果要离开,必须彻底遮盖身体”。宗教警察开始在该市的街道上溜达,逮捕女性,把录音带和录像带付之一炬。

不过,新的“圣战者”政府很快垮台,国家陷入内战。在潘基莱的夜晚,沙姬拉听到枪声,有时还有男人的呼喊声。她的家人聚集在院子里,低声讨论如何逃离。但是,路上到处是属于不同“圣战组织”的检查站。在村子南边的格里什克,一个名为“第93师”的民兵组织在一座桥上设置了恶名远扬的路障;到处流传着男子遭到抢劫或杀害、女性和男孩遭到强奸的故事。

一家人被困在北边的阿米尔·达杜与南边的第93师之间,越来越绝望。沙姬拉16岁时的一天下午,听到街上有人在喊:“塔利班来了!”沙姬拉从未听说过塔利班,但她父亲解释说,其成员很像她总能看到的那些乞求施舍的贫穷宗教学生。许多人曾在“圣战者”的旗帜下作战,但在苏联撤军后退出;现在,他们说,他们正在重新组织起来,以结束动乱。他们迅速通过格里什克桥,摧毁了第93师。随着他们进入桑金,志愿者蜂拥加入他们的行列。她的兄弟回家时说,塔利班还占领了达杜的地盘。这个军阀抛弃手下,逃往巴基斯坦。沙姬拉的兄弟不停地说:“他走了。真的走了。”时隔15年,桑金河谷终于太平了。

“最富国”派兵来——希望飘逝

沙姬拉向我描述了新出现的平静生活:宁静的早晨,热气腾腾的茶和馕,还有在屋顶度过的夏天傍晚。母亲、姑姑和祖母开始小心翼翼地给她说亲。她很快就与一个远亲订了婚。她第一次看到未婚夫是在婚礼当天:他在村里妇女的簇拥下,局促地坐在那儿。他与河谷里许多“上进”的年轻人一样,走私鸦片,沙姬拉喜欢他眼神中流露出的决心。

随着塔利班确立统治,发起了一场征兵运动。年轻人被带到阿富汗北部,帮助打击一批名叫“北方联盟”的军阀。贫困佃农面临的风险最大——富人可以花钱免服兵役。沙姬拉对我说:“这是塔利班真正不公正的地方。”

2000年,赫尔曼德省遭遇了严重干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突然选择在这时禁止种鸦片。这个河谷的经济崩溃了。沙姬拉每天早晨都祈祷会下雨。

一天,电台播音员说美国发生了袭击事件。突然之间,有传言说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军人要来推翻塔利班。沙姬拉的内心多年来第一次燃起了希望。

2003年的一个夜晚,沙姬拉被陌生男子的声音惊醒。当她跑到客厅时,惊慌地看到了对准她的枪口。这些人比她见过的人都要魁梧,穿着军装。她意识到,这些是美国人。有些阿富汗人和他们在一起。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在大声发号施令,那是阿米尔·达杜。

出兵后,美国迅速推翻了塔利班,在喀布尔建立了卡尔扎伊政府。与美国特种部队交好的达杜成为赫尔曼德省情报负责人。在赫尔曼德省,美国占领的第一年是和平的,田野上再次开满了罂粟花。沙姬拉此时有了两个孩子——妮卢法尔和艾哈迈德。但现在,随着达杜恢复掌权,生活倒退回了内战时期。

沙姬拉对美国人选择的盟友感到困惑。她问我:“这是他们的计划吗?他们是来实现和平,还是有其他目的?”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重整第93师,使之成为它在该省最亲密的伙伴。该组织的枪手再次开始在桥上拦截行人并且洗劫钱财。然而,他们现在最赚钱的活计是美国提供的赏金;每抓住一个塔利班指挥官,最多能挣2000美元。

不过,这很有挑战性,因为几乎没有活跃的塔利班成员可抓。于是,像第93师这样的民兵组织开始诬陷无辜村民。

“地狱出现了”——怒火焚车

时间到了2005年,美国出兵四年后,沙姬拉即将生下第三个孩子。家务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了希望。差不多每个星期,她都听说又有年轻人被美国人或民兵组织秘密带走。她的丈夫失业了,最近开始吸食鸦片。夫妻关系恶化。一种猜忌的气氛笼罩着这座房子,与村里的阴沉氛围很匹配。因此,当一个塔利班车队驶入潘基莱时,她饶有兴趣甚至带着宽宥地打量着这些访客。

不久,“地狱出现了”。塔利班袭击英美巡逻兵,对战斗前哨发动突袭,还设置路障。美军在潘基莱的山顶上占领了一个大毒枭的宅子,将之改造成一个堆着沙袋、建有瞭望塔和铁丝网的大院。然后,塔利班发动袭击,联军还击,大地颤抖。

沙姬拉已经27岁,从来睡不安稳,好像随时需要逃跑躲藏。一天晚上,尖利的响声惊醒了她。她踮起脚来到前院。联军的军车驶过。逃走已经来不及了。

她回到前院,看到一辆外国军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她爬上屋顶,看到车里没有人:官兵们把车停好,步行离开了。

在几块田地以外的地方,塔利班开始与外国人交火。当枪声在黎明前后归于沉寂时,沙姬拉又出去看了看。车还在那儿,无人看管。她气得发抖。

一年到头,她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受到这种恐惧的折磨。塔利班发动了袭击,但她的愤怒主要针对闯入者。她和孩子为什么要受苦?

沙姬拉找到一些火柴,她的婆婆抓起一罐柴油。在街上,一个邻居看到罐子,立刻明白了,匆匆拿来了另一罐柴油。沙姬拉的婆婆浇湿一个轮胎,然后打开引擎盖,把柴油倒在发动机上。沙姬拉点燃一根火柴,扔到了轮胎上……

潘基莱的妇女前来祝贺沙姬拉,正如一位妇女所说,她是“英雄”。但她丝毫不感到骄傲,只感到轻松。她说:“我当时以为他们再也不会来这里了。我们会迎来和平。”

在喀布尔熙来攘往的大都市,民众享有相对的安全,对这样的深重苦难一无所知。但在桑金这样的乡村,平民不断遇害使得许多阿富汗人被塔利班吸引。时至2010年,伊沙克扎伊部族村落的许多家庭都有儿子加入塔利班,他们大多只是为了自卫或者报仇;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该运动更彻底地融入了桑金的生活。

海军陆战队最终于2014年撤出桑金;阿富汗军队驻守了三年,直到塔利班控制河谷的大部分地区。

在塔利班区长的家里,一群塔利班分子坐在那里吃着村里人送来的秋葵和馕。我问,战争结束后,他们有什么计划。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回去种地或者接受宗教教育。

“我必须得相信”——女性未来

很显然,对于接下来该怎样,塔利班存在分歧。在国外生活过的有政治头脑的塔利班分子告诉我,他们有了比以往更加国际化的观念。

一位在过去20年里花了大量时间往来于赫尔曼德省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学者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犯了许多错误。那时候,我们不了解人权、教育、政治——我们完全靠武力夺取了一切。但我们现在明白了。”按照这位学者的乐观设想,塔利班将与昔日的敌人分管政府部门,女孩要上学,女性将与男性“并肩”工作。

但在赫尔曼德省,这样的塔利班成员并不多见。更具代表性的是指挥官哈姆杜拉。他在美国战争中失去了十几个亲人。说到乡村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妇女权益,像他这样的男性没有动摇。

在赫尔曼德省的许多农村地区,妇女被禁止进入市场。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他们计划允许女孩上宗教学校,但只能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同以往一样,除了助产的工作之外,禁止妇女就业。帕扎鲁沮丧地说:“他们根本没有变。”

不过,赫尔曼德省有许多人似乎更喜欢塔利班的统治,包括我采访过的女性。对当地人来说,联军及其阿富汗盟友统治下的生活充满危险;哪怕在阳光照耀下的田野里喝茶,或者开车去参加姐姐的婚礼,也是一场潜在的致命赌博。塔利班借以压倒对手的就是一笔简单交易:只要服从我们,我们就不杀你。

像苏联一样,美国人实际上创造了两个阿富汗:一个陷于无休止的冲突中,另一个繁荣而充满希望。

首都成为一座山坡上灯火通明、礼堂熠熠生辉、霓虹灯广告牌五光十色的城市,快乐的女性随处可见:母亲们逛市场,女孩们成双成对地走出校园,警察们戴着伊斯兰头巾巡逻,上班族拎着名牌手袋。这些女性看到赫尔曼德省的简陋小村时是难以理解的。

塔利班的接管让保守的阿富汗农村地区恢复了秩序,却使相对自由的喀布尔陷入了恐惧和绝望。在桑金,每当我提到性别问题,农村妇女们都会加以嘲讽。帕扎鲁说:“他们给了喀布尔女人权利,却在屠杀这里的女人。这公平吗?”

赫尔曼德省的妇女对于她们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存在分歧。不过,我在桑金遇到的所有女性似乎都认为,无论她们的权利可能包括什么,都不能来自枪口。

沙姬拉坚信,她家门前很快将出现一条新铺好的公路。沙姬拉将拥有一台可以洗衣服的机器。她丈夫将会戒毒,会承认自己的缺点,会告诉家人,他爱他们胜于一切。他们将会去喀布尔。她说:“我必须得相信。否则,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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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03年2月23日,阿富汗卡拉坎,阿富汗女性在卡拉坎卫生所排队等候治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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