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8 14:25:35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余诗泉
核心提示: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乡村法庭中,超过七成法官为女性。她们在法治、社会传统与种姓制度、粗糙的乡村司法实践之间维持着复杂但脆弱的平衡。

参考消息网11月18日报道 印度“印刷”网站11月3日发表题为《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女法官如何在法治和乡村传统之间走钢丝》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近100名男性当中——包括警察、当事人、村民和速记员——站着一名孤零零的女子。比娜·拉杰普特从邻村走了7公里过来,就因为坚信“女人了解女人”。男人们则怀有戒心:那位女法官就要来了。

这里是印度拉贾斯坦邦阿尔瓦尔县的门滕村,大家充满期待。勤杂工、速记员和办事员将潘查亚特会议室改造成繁忙的法庭(潘查亚特是印度传统的乡村自治组织——本网注)。他们用一张桌子充当审判台,就连潘查亚特的负责人都亲自给每个杯子倒上白开水。大厅上方的一条横幅展示了今天的活动内容——“尼姆拉纳乡法庭”。

比娜站在房间一角,攥着两年前那桩故意伤害案的卷宗,脸被绿色纱丽完全遮住。她是外村人。唯一吸引她来到这个乡村法庭的理由是,她得知会有一位女法官来倾听她陈述案情。

“外科大夫的小剪刀”

这里不是一处简单的法庭,这里是一个流动法庭,是印度司法体系中的乡村法庭——为实现“家门口的正义”提供了另一种平台。拉贾斯坦邦的乡村法庭中,超过七成法官为女性。她们在法治、社会传统与种姓制度、粗糙的乡村司法实践之间维持着复杂但脆弱的平衡。女法官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权力。没有男人会告诉她们该如何管理法院,这让她们放开了手脚。

一位乡村法庭女法官对记者说:“在县里总会有人像父亲一样告诉你该如何管理法庭。可是在乡村法庭,你是总负责人。从独立管理行政到履行法官职责,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大约中午12点,女法官萨罗杰·乔杜里走进临时法庭。她一手拿着一本关于“重大犯罪行为”的书,一手拎着一只饭盒。不久便轮到比娜上前陈述案情。法庭方面进行了记录。

比娜拿着案情报告的复印件说道:“我因为参加邻居婚礼,三次遭到姐夫殴打。”比娜的丈夫最近给比娜施压,要求她撤诉,与姐夫和好。乔杜里说:“女性提起的案件会关注如何妥协,没有人关注女性权利。”

拉贾斯坦邦设有45个乡村法庭,十余位像乔杜里这样的女法官会巧妙地伸张正义——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尽量避免触动种姓和性别问题。

一位在职女法官对记者说:“印度乡村司法是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你的法律与他们的道德相冲突。你要跟他们商讨正义。需要的不是重锤,而是外科大夫的小剪刀。”

乡村法庭亟待发展

现年35岁的萨罗杰·乔杜里绝非新手。她在2016年通过拉贾斯坦邦司法考试,自2020年3月起担任阿尔瓦尔县尼姆拉纳乡的乡村法庭法官以来,已经至少主持了100次流动法庭。她常常需要在父权制度和法律之间走钢丝,而门滕村居民也开始接受女性法官。

乔杜里是当地第四位女法官。门滕村潘查亚特的负责人苏伦德尔·亚达夫说:“她能听懂我们的方言,起诉人容易跟她交流。”印度《乡村法庭法》于2008年生效,把设立乡村法庭列为各邦职责。这是解决国内案件积压的一种手段。印度国内目前积压了大约4500万宗案件,其中87.6%由初级法院负责。

尽管《乡村法庭法》已经实施,但乡村法庭的概念仍在发展。眼下,全印度只有10个邦拥有258个正常运转的乡村法庭,其中之一就是2011年设立的尼姆拉纳乡法庭。

印度联邦政府已经发出通知,要求设立476个乡村法庭,并为此拨款5亿卢比(约合616.4万美元)。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都可以交由乡村法庭处理,但仅限于量刑不超过两年有期徒刑的案件。在印度农村,比较常见的涉案问题包括土地纠纷、家族纷争和故意伤害。要求乡村法庭同时干预民事和刑事案件符合印度社会的实际情况。

印度国家司法学院前院长、印度大学国家法学院(班加罗尔)前副院长莫汉·戈帕尔说:“毫无疑问,印度普通人获取司法服务的机会非常少。”

据戈帕尔介绍,每1000人每年提起新案件的数量有助于我们考察司法服务水平的差距。比哈尔邦每1000人每年大约新增5宗案件,泰米尔纳德邦是8宗,北方邦是16宗,全印度平均水平是大约18宗。德里大约新增20宗,喀拉拉邦新增22宗左右。

戈帕尔接着说:“相比之下,新加坡每1000人每年新增52宗案件(2019年),英国新增62宗(2019年),而美国高达300宗。比哈尔邦的侵权事件并非少于喀拉拉邦——只是因为获取司法服务的机会比较少。”

把正义送到家门口

乡村法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弥合这一司法鸿沟。戈帕尔表示,乡村法庭把正义送到了穷人家门口。

“挑战在于,这些乡村法庭不应该沦落为通过在场的司法官员来实现潘查亚特决定合法化的机构。乡村法庭不应成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反宪法机构。乡村法庭应当成为维护宪法的先锋力量,成为捍卫平等、自由、尊严、博爱等基本权利、捍卫民主和法治、保护无权者不受有权者侵害的基层单位。乡村法庭应当捍卫世俗主义,积极挑战种姓制度、性别歧视和阶级分化,应当保护环境。”

戈帕尔还指出,乡村法庭应当得到发挥上述作用所需的一切工具和资源。

村民觉得乡村法庭比更加正式的县法院要好。村秘书安基特·亚达夫说:“以前村里纠纷会在潘查亚特解决。县法院让人害怕。”

如果希望村民放下戒心,乡村法庭法官尤其女法官就必须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水平。

这项工作仍处在不断发展当中。

一位曾经服务于乡村法庭的女法官说:“我们在司法培训中基本没有学到该如何管理乡村法庭。”法律课程和大学教育很少涵盖这一主题。“在网络上检索‘乡村法庭’这样的关键词,根本查不到研究论文。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依靠个人经验。”

乡村法庭法官面临的其他难题包括资金紧张、基础设施问题(比如把流动法庭设在哪里)、食宿、交通安排和缺乏人手。

日常工作面临挑战

如果缺乏基础设施,女性就很难管理乡村法庭。安拉阿巴德高等法院7月发布通知称,由于缺乏相关资源,北方邦把24名女性司法干部从乡村法庭调回县法院。

尼姆拉纳乡法庭拥有两名女性执业律师,像比娜那样的妇女也没有被要求放弃陈述案件。但在其他一些乡村法庭,女性的身影完全不存在。

莎克希·乔杜里也是阿尔瓦尔县的女法官,她正在准备蒂贾拉乡法庭的工作。蒂贾拉乡距离萨罗杰·乔杜里所在的尼姆拉纳乡有65公里。

六年前,莎克希与萨罗杰通过了同一场司法考试,在职业生涯之初都是所在乡镇的首位女性司法干部——莎克希在锡格尔县尼姆加塔纳乡,萨罗杰在纳高尔县代加纳乡。

但如今,二人虽然身处同一个县,但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尼姆拉纳乡基本属于欣欣向荣的工业区,蒂贾拉乡却要面对文盲比例高和缺乏合适基础设施的问题。

莎克希的法庭上没有女性。有些村子的长老极力阻止女性当事人出现在乡村法庭。

蒂贾拉乡法庭一名资深办事员说:“出于安全原因,(莎克希)法官很难在一些村子开展日常工作。他们不让女人参加,哪怕她们是一些案子的证人。”

相比之下,门滕村的情况要好一点。村里的负责人说:“如果我们要求她们来潘查亚特,至少部分女性成员会来,她们都会戴好面纱。”

每月第二个星期五,乡村法庭的议程都要持续至少五个钟头。萨罗杰有几百个案子要处理,工作的进行似乎并没有让她桌上的卷宗变得少一点。

比娜的案子之后是一起家庭纠纷。法官叫了当事人的名字。农民维伦德尔·亚达夫站了起来。他来自附近的甘哈瓦斯村,声称因为一口井跟几个弟弟起了纠纷,然后被打了。但他妻子没有来现场,虽然法官也叫了她的名字。

“女的在哪儿?”萨罗杰询问负责传唤的警员。法庭派人把维伦德尔的妻子带过来,与此同时家庭矛盾开始上演,暴躁的亚达夫兄弟开始对骂。

维伦德尔取下头巾,在嘈杂声中极力高喊:“瞧瞧这伤口,还没有好呢。”几个弟弟立刻应战,开始脱下衣物,向法官展示各自的伤口。萨罗杰迅速介入,恢复法庭秩序。

她厉声说道:“这里是法庭。请保持礼仪。”鉴于双方情绪越发高昂,萨罗杰选择从他们的兄弟情谊入手。

“他年长得多,会原谅你们。你们应当表现出宽大的胸怀,不要犯这种轻罪。”亚达夫兄弟不情愿地与彼此和解,匆匆离开法庭。维伦德尔的妻子在庭审结束时来到现场,进行了陈述。

萨罗杰又叫了一个名字。一名低种姓男子被控在卡车上大声播放音乐,破坏村庄宁静。萨罗杰问他:“你住在哪里?赚多少钱?你还会这样做吗?”他恳求说:“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法官。”萨罗杰罚了他200卢比,给他一个警告,让他走了。

法官翻阅卷宗,偶尔要求坐在一旁的速记员做一些改动。天黑了,农民们进进出出,房间里弥漫着水烟袋和生烟卷的气味。现在是种芥菜的季节,大家都很忙。

萨罗杰说:“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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