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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扶贫”的恒大速度

2018-03-08 16:13:00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责任编辑:

原标题:“直接扶贫”的恒大速度

导读:恒大的直接扶贫证明了企业可以进入扶贫这一传统的政府工作领域和公益领域,也证明了政府工作的一些职能和具体工作可以由企业或与企业合作完成。

1936年春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际,由贺龙指挥的中国红军第2、第6方面军,在位于云贵川交界的乌蒙山区迂回作战近一个月,在当地老乡的无私支援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重兵围歼的计划,实现陕北胜利会师。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巧妙突围的著名战役。毛泽东后来在《七律长征》中用“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对其进行盛赞。

80余年弹指一挥间。乌蒙山区硝烟散尽,但那些曾与共产党人鱼水情深的父老乡亲却因重山阻隔,至今仍在重度贫困的包围圈中挣扎。仅贵州省毕节一市,就有约92.43万贫困人口至今难圆小康梦。

1988年,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的推动下,毕节获批成立全国首个“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拉开了有组织、开发式扶贫的进程。

2012年,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作启动,乌蒙山片区是其中之一。决战贫困的又一次“乌蒙战役”拉开大幕。

这一次,带领毕节山区200余万贫困乡亲奋力突围的,除了各级党委政府、民主党派,还包括众多工商界爱心人士。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恒大集团一马当先,先是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整县帮扶毕节市大方县18万特困群众脱贫,后又追加预算至110亿元,将帮扶范围扩展至毕节全市7县3区100多万贫困人口。截至2018年1月,已累计捐赠到位60亿元资金。

与一般社会企业参与扶贫的做法有所不同,恒大不仅出资金,更出人才、出管理、出思路、出资源。集团副总裁兼任扶贫办主任,全公司上下共抽调2108名恒大员工成立扶贫办,直接驻扎扶贫一线。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要求是“不脱贫不收兵”。

恒大公益扶贫的投入力度和参与方式刷新了中国社会扶贫史的记录。中国社科院的官方报告盛赞其为“国内甚至国际上公益领域中的一个创举”。

重塑大方县

家住大方县凤山乡店子村的村民谢琼,人生命运刚刚迎来一次转机。

她的丈夫因病早逝,一人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日子过得颇为艰难。她原来住的茅草屋墙面漏风,“下雨还漏雨”。

在恒大集团实施的易地搬迁扶贫计划中,谢琼分到了“幸福二村”的一栋两层小楼,屋内床、沙发等家具一应俱全,甚至连窗帘、床上用品、电磁炉和电饭锅都准备好了。搬迁当日,谢琼和孩子“拎包入住”。她当场落泪,“以我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住进这样的房子)的”。

为了保证像谢琼这样的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恒大还在安置区附近集中配套了包括大棚蔬菜种植、经果林套种、肉牛饲养和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项目,并引进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包产包销模式。

谢琼一家既分到了房子,又分到了两个蔬菜大棚。她除了能在蔬菜种植基地务工赚取工资,每年还能拿到合作社蔬菜销售后的分红收益。这让一家孤儿寡母的贫困户重新又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大方县黄泥乡曹门村的村民刘正朋,也在恒大的带领下打了一场翻身仗。

昔日,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栋破败不堪的板壁房内,一阵风吹过,屋顶腐烂的茅草到处乱飞。他将自己的贫困归因于“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一技之长“。找工作难,赚钱更难——在大方县,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在恒大集团提供的吸纳就业帮扶计划中,刘正朋通过参加培训,被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水电工人,被输出到恒大集团安徽六安分公司工作,每月管吃管住还有4000多元工资寄回家,一家老小从此衣食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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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方县,还有很多个“刘正朋”,正在恒大通过组织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重塑命运。迄今已有近16000名大方县困难群众实现就业,按照计划,三年内,恒大还将吸纳3万人到集团物业、园林、酒店等下属企业和施工单位等战略合作企业就业。在恒大看来,只要帮扶一个人实现稳定就业,就意味着给一个家庭带去脱贫的希望。

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人口110万,175个贫困村,18万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2015年末)低于2968元,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自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结对帮扶以来,至2017年底,恒大集团已完成对大方县的30亿元无偿援助。在恒大集团和当地党委政府的通力合作下,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和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精准帮扶措施,大方县的公共服务短板迅速补齐,县域经济也被彻底重构。

恒大援建的103个扶贫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竣工。包括50个新农村、11所小学、13所幼儿园和1座建在县城边上的民族风情小镇——奢香古镇,此外还包括1所完全中学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慈善医院、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等公益设施,也都相继投入使用。

恒大建设的幸福新村全部结合了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思路,除了让贫困户拎包入住外,每户还能分配到2栋蔬菜大棚,且配备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作为“第二产业”;搬迁群众可以选择经营两个大棚或者养三头牛、经营民宿,这是对当地贫困户的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深刻变革。

为了让搬迁群众既能安居,也能乐业,恒大通过引进43家种养殖上下游龙头企业,构建出“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一条完整的产业帮扶利益链条,实现了农牧产品的供产销一体化经营,确保贫困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截至目前,在上述一揽子精准扶贫措施的推动下,大方县已有约12.73万贫困群众初步实现脱贫。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评价说,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是贵州脱贫攻坚的大事件,必将在我国扶贫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企业“直接扶贫”先河

企业扶贫是中国社会扶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前企业扶贫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参与机制,一般只是捐钱捐物,有的是通过公益组织,有的是通过当地政府进行。恒大则开辟了中国企业“直接扶贫”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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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周伯华率队考察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进展时评价说,在帮扶的过程中,恒大集团变点式帮扶为整县推进、变间接帮扶为直接参与、变单一捐资为立体帮扶、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形成了民企直接参与精准扶贫的新模式,为民企参与“补短板”,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好的范例。

以往的企业公益性扶贫不论是通过政府进行,还是通过公益组织进行,企业对扶贫对象是否精准以及扶贫过程如何开展都是很少关注的,更不会负责具体项目建设,最后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企业往往也很难把握。

但恒大将公司管理中的目标管理和责任考核方法直接运用于扶贫,是恒大的创新之举。恒大将大方县2020年整体脱贫工作任务层层分解为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然后分工落实到各个团队和个人,进行目标管理和责任考核,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扶贫工作效率,节约了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恒大的直接帮扶行为,充分发挥了企业市场性强、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的特点,从而保证了项目建设的高效和后续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恒大的直接扶贫比以往的企业间接扶贫更精准、更高效。

实践证明,恒大的直接帮扶已经取得了高效率的成果,帮扶大方县仅两年的时间,总建筑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103项重点工程就已全部竣工,六大帮扶措施已覆盖大方县全部18万贫困人口,目前已使12.73万人实现初步脱贫。如此“恒大速度”,恰是企业直接参与扶贫的模式先进性写照。

扶贫工作是我国农村目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静等专家认为,恒大的直接扶贫证明了企业可以进入扶贫这一传统的政府工作领域和公益领域,也证明了政府工作的一些职能和具体工作可以由企业或与企业合作完成。在我国未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中的PPP模式,还可以在扶贫、公共服务等其他领域展开合作。因为,恒大的扶贫为社会扶贫和企业扶贫指明了一个新方向。

专家认为,恒大在大方县的扶贫是一种政府与企业的合作行为,这在政府扶贫工作中也是一个创举。其合作机制是通过政企联席会议的方式实现的。这一机制的特点是:政府负责的部分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贯彻和执行,恒大负责的部分由恒大通过市场行为和企业管理行为贯彻和落实。

虽然在初期需要一定的磨合,但随着实践的加深,一个更高效的扶贫协作机制逐步走上正轨。恒大与大方县政府各有分工,又有合作。大方县政府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负责项目审批、土地协调、基础配套、数据统计,确保帮扶资源精准对接建档立卡贫困户。恒大企业管理团队发挥决策执行效率高的特点,负责项目建设并帮助运行和管理,确保了按工作计划快速推进项目。

“恒大速度”的背后实质是政企协作的“大方速度”。以首批安置6000人的10个恒大新村以及奢香古镇为例,大方政府负责“三通一平”等基础建设,恒大则以援建资金负责房屋建设、装修和简易家具置办;大方县负责搬迁贫困户的核准和新居分配,恒大则根据清单逐户走访核实。

在专家看来,如果没有恒大的管理团队入驻,仅靠政府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推进,或是仅有恒大管理团队执行,没有政府的支持,如此庞大的金额,如此众多的项目,要想如此快速地推进,是不可能的。这种政企合作模式的扶贫效率远远高于目前主要以政府为主体扶贫模式的效率。这种效率不仅是资金上比政府节约,而且在时间上比政府速度更快。

例如,易地搬迁项目,恒大给贫困户建的安置房,造价只有20万元左右,同样的房屋政府建造则至少需要30万元,原因是政府建造必须通过公开招投标进行,而恒大通过内部管理和决策高效进行,建筑材料由战略合作单位批量提供,节约了交易成本。

另外,政府的扶贫是由不同部门执行的,而恒大则是集团内综合考虑,分工执行。专家建议,这种政企合作、优势互补的模式完全可在“万企帮万村”行动乃至脱贫攻坚战中复制和推广。

中国社科院《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详细收录了恒大集团在贵州毕节的扶贫实践案例。报告指出,在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全力推动下,当地党委政府和恒大集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扶贫领域开创了政企合作的全新模式,优势互补、高效协作,形成了强大的脱贫攻坚合力,创造了高质量的扶贫效率,是“国内甚至国际上公益领域中的一项创举”。

引领“大扶贫”格局

在2017年5月14日恒大集团帮扶乌蒙山区扶贫干部出征大会上,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曾经满含深情地说:“我们要把帮扶毕节市1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作为恒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能够让他们早日脱贫,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也是我们每一位恒大人一生当中的光荣,一辈子的荣耀!”

在全国政协的鼓励和支持下,恒大集团着眼开发式扶贫,力图通过扶持产业、易地搬迁、发展教育和吸纳就业等举措,提高当地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开发式扶贫道路。在中国社会扶贫史上,还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无偿投入如此巨量的扶贫资金,去践行“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新使命。

这一方面源于许家印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也与当今时代中国企业家的责任意识觉醒息息相关。

许家印曾披露早年的贫困经历:从小吃地瓜窝头长大,穿的衣服都是补丁罗补丁,1976年高中毕业,想去砖瓦厂搬砖当临时工都不能如愿,后来赶上恢复高考制度,靠着国家每月14元的补贴读完大学,命运实现转折。饮水思源、达则兼济天下,对许家印这一代成长于历史大变革时期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可能是其投身慈善事业时最为真切的感受。

而从整个时代背景来说,许家印式的扶贫也与中国当前国家综合实力的崛起相关。历史经验证明,大国的崛起都会伴随着企业家责任意识的觉醒。负责任的大国需要负责任的企业家。19世纪的美国企业家多数都以商业投机为追逐目标,但是当时间进入21世纪前后,从比尔·盖茨到沃伦·巴菲特再到扎克伯格,印刻他们身上的不只是商业的成功,更是慈善、公益与公共事业的光环。

美国企业家的责任意识转向,在德国、日本也都曾经出现。这背后不只是慈善文化使然,更是因为在崛起时代,衡量企业家的不再只是商业上的成功,而是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且,商业模式的成熟和财富的充盈,让企业开始有了参与国家战略、引领时代变革的可能。当下的中国正恰逢这样一个时代。国际地位的与日俱增,企业在全球话语权的强化,国民价值观念与财富观念的转变,时代与大局的呼唤,无不呼吁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转向。

扶贫开发是一项艰巨任务。没有全国动员、全民参与、集聚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大扶贫格局。当前,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已初步形成,但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有些人把扶贫当作政府的事情,看成党员干部的工作,对扶贫工作不积极、不关心。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打赢脱贫攻坚战,仅靠政府是不够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扶贫在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充分释放社会扶贫潜力。

在这方面,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许家印一向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自觉。在恒大扶贫干部出征大会上,他曾发自肺腑地说:“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的14块的助学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回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会。”

这不是空话,也不是虚话,而是他的心里话。(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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