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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医改来了,“以药补医”将成过去时?

城市医改来了,“以药补医”将成过去时?

医疗改革的问题,一直是百姓关注的大问题。国家卫计委最近宣布,2017年将全面推开城市医改,药品加成全部取消。这是否意味着“以药补医”的现象将成为“过去时”?

回扣占药价4成,“以药补医”成顽疾

一条央视新闻的“曝光”,让医生“吃回扣”问题再度被推到舆论中心。

  • 央视记者历时8个月,调查了上海、湖南两地的6家大型医院,发现医药代表天天跑医院,向医生推销药品。只要患者购买了药品,医药代表就能提成10%左右,而他们返给医生的药品回扣,比例高达40%左右。随后,国家卫计委要求两地卫计委行政部门,对回扣事件展开调查,对涉事医生作出了停职处理。

  • 这起事件得到了及时处理,但“医”与“药”之间的“暧昧”关系依然牵动着百姓的神经。《香港商报》报道,专家认为,药品回扣这一顽疾,问题表现在流通领域的“药”,其根源却在“医”。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医疗总费用中,门诊药费占48.3%,住院药费占36.9%,而英美等发达国家药费占比仅为10%左右,中国药品降价还有较大空间。

  • 事实上,药品回扣的利益链条,比媒体展示的“切片”要长得多。人们不满吃回扣现象,主要是因为它助推高药价,让患者成了埋单的冤大头。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医院约有80%的收入来自药品销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以药补医”在中国医疗体系中存在已久。简单来说,由于政府投入有限,公立医院的大部分运营费用得靠医院自己的盈利填补,因此许多医生通过提高医药费和收取红包来填补薪酬,从而产生了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药品回扣的“钥匙”不只在医生手中?

造成“吃回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 医生“吃回扣”不是新鲜事,但沪湘两地医生“吃回扣”的新闻,仍在舆论场和医生群体中引发讨论。《京华时报》报道称,从舆论反馈看,义愤填膺地抨击医生者有之,委屈不已地捍卫医生者亦有之,甚至割裂为泾渭分明的对立阵营。

  • 有专家认为,药品从药厂进入流通,再进入到医疗服务的机构去,所有的环节里边都可能形成药价虚高,所以强调是某一个方面的责任,不太妥当。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称,中国因为体制对医生的收入控制非常严格,体制内医生的工资是由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决定的,而付费是按项目收费,医生的劳动付出没有得到合理补偿,在使用新技术、耗材、药品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追求效率,再加上药品价格加成等问题,就放大了“以药养医”的问题。

  • 中国青年网评论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回扣和医生有关,这只是问题链中最基础和直接的一环。确如一些网民所言,只针对医生群体未免失之片面,“以药养医”依然存在的大背景下,药价虚高这口锅不能只让医生背。

取消“药品加成”也会带来问题?

医疗改革具有复杂性,一个方案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 总体而言,取消药品加成是主要的民心所向,中国近年也一直为之付出努力,除扩大医改的试点规模外,2017年则是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的第一年。不过,取消药品加成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 据《中国商报》报道,近日,多家大型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等原因而陷入亏损。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预测,最晚到2018年,大量公立医院甚至包括大型三甲医院都会亏损。亏损的情况一旦蔓延,就要防止医疗机构向其他方面多收费、乱收费的转化。

  •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已决定在国内更多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并赋予医院管理者更大的权力来与药品供应商就降价事宜进行谈判。据医药行业分析人士说,为应对这一新政,医院可能上调服务费用,因为严重负债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填补医院的预算缺口。

  •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中国医疗改革如今的主要问题是,医疗成本能否控制在患者可承受、又足以维持医疗服务部门提供可持续服务的水平,目前的医疗改革已经暴露出这种尴尬。

  • “谁来承担医疗服务成本”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随着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医疗成本一直在升高,而且将来会越来越高。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涨船高。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控制病患就医成本,另一方面免除医疗机构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他们面临过度举债的困境;因此,医院相当大部分的收入必须来自病患交费。

  • 报道称,家境较为富裕的病患可能可以承受私立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但这部分病人在就医病患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约为10%。公立医疗体系仍然是承担医疗服务的主体,但系统内的医生收入明显过低。医疗服务能否既可持续又在病患承受范围内,还是说这只是两个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有待新一轮的医改提供答案。

攻克“以药补医”非一日之功

改变“以药补医”非一日之寒,需要多管齐下。

  • 今年1月9日,国家卫计委宣布,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要率先执行“两票制”,2017年扩大实施范围,争取2018年在全国推开。

  • 所谓“两票制”,是指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它砍去了产品代理环节,并且取消药品加成。这是药品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目的是减少药品的流通环节,使中间加价透明化,进一步降低药品的虚高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 针对药品价格虚高的“两票制”政策开始落地了,这是有关药品价格改革的举措之一。

  • 药品价格改革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两翼”。据了解,公立医院主要有三个收入渠道,即药品加成收入、医疗服务收费、财政补助。有专家表示,扭曲的补偿机制已运行多年,破除“以药补医”并不容易。从以往经验来看,“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并不少见。

  • 《科技日报》报道,有专家表示,中国式过度医疗的种种现象,尤其是以药养医、药价虚高和回扣之风,归根结底,是政府对包括用药在内的医疗服务实施全面价格管制的结果。中国医药行业有三大体制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按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所有医疗机构都对患者实行按项目收费;其二,政府对医疗服务项目实施行政定价;其三,政府对药品购销实施了三道管制,即最高零售限价、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进货价管制(即必须执行中标价)、药品加价率管制(从15%到0%)。

  • 遏制过度医疗的可行之道,在于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以打包付费代替按项目付费,以“一口价”取代“数明细”。世界上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艰难推进了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之后,过度医疗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

  • 《中国商报》评论认为,当前,要想破除“以药补医”的医改措施达到效果,就需要在取消药品加成后,政府采取多管齐下的举措,既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又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提高政府补助幅度,加强内部管理遏制铺张浪费来缩小亏损面。当下“以药补医”这一体制正处于改革的磨合期,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公立医院,应尽力避免变相涨价、过度医疗等问题,使改革得以实行。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将全面推开,不妨将这次危机化为“破冰”的契机,打破广受诟病的“以药补医”机制,让患者获益,亦让医生获益。

如何防止医生“吃回扣”

  • 美国:加强处罚

    从1972年起,美国就颁布实施了《反回扣法》,规定无论医生、医疗机构还是转诊机构,如果违反法律规定收取或支付了回扣,再或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都会视情节轻重受到相应的处罚。其中,单次违法并被法院认定为有罪者,将被处以最高25000美元的罚款,以及5年以下监禁,而政府也将不再对违法医生及医疗机构提供任何补助或资金支持,并禁止其参加所有联邦层面的健康项目。即使未被法院最终定罪,违反法律的医生或医疗机构,仍可能被相关卫生主管部门除名。

  • 加拿大:实行“医药分家”

    加拿大是“医药分家”,他们的诊所不卖药,患者必须拿着医生处方,自己去药店买。

  • 药店和医生完全是两套管理体系,他们由各省药剂师协会管理,并负责发放执照。简单地说,医生有权开药但无权卖药,更无权指定患者在哪个药房抓药。药剂师有权配药,但无权擅自做主改变处方。药厂只能把药卖给药房,无权直接卖给患者。因此,如果要做手脚,就需要买通所有药房、药剂师,这自然没什么可能。

  • 由于加拿大药费分为“药价”和“服务费”两部分,前者基本固定而后者差异极大,患者除非急症,多半会货比三家,找服务费最低的药房买药,这也让“吃药价”变得几无可能。

  • 日本:建立健康保险制度

    日本政府在1957年建立了强制全部国民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根据规定,凡日本公民,必须于户籍所在地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缴纳保险金额度与个人所得税金额成正比。此后再到医院看病,个人只需承担的诊疗费和医药费到今天已降低到30%。这一举措,基本切断了患者作为个人与医药行业的经济关系。在国民健康保险的制度建立后,医院和药店只能向患者收取30%的费用,其余必须向政府和大型保险公司收取。这样一来,医患药三者的经济关系就转换成了医保药三方。这一转换,正是改变“以药养医”现状的基础。

  • 中国香港:提高违法成本

    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

  • 在香港医生如果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问题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这就意味着,一个辛苦学习多年、有良好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医生,从此失去行医资格。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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