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为何成"烫手山芋"?

日前,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上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除“我妈是我妈”之类“奇葩证明”外,身份证丢失证明、生存(健在)或死亡证明等,公安机关今后都不再开具。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证明以后找谁开?

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困惑

其实被要求“证明我妈是我妈”并非个例,在现实中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要证明亲属关系的,要证明自己无罪的,要证明品行端正的……很多简单的事情,往往因为需要各种证明而变得复杂起来。

  • 老百姓以后办事或更“困难”

    近日,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就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除“我妈是我妈”之类奇葩证明外,身份证丢失证明、生存(健在)或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婚姻状况证明、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公安机关今后都将不再开具。看起来,这更像是公安机关在证明问题上清理门户。但这种清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未必是一件更方便的事。

  • 比如,派出所不开证明了,摆在老百姓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后到底该找谁去开这些证明?其他部门会接手开证明的任务吗?可以想象,今后被要求开证明的公众,搞清楚找哪个部门开证明,将成为一门不小的学问,为开证明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折腾,也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老百姓办事可能会更困难。

  • “奇葩证明”有损政府形象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表示,奇葩证明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权力机构的“任性随意”,服务意识不足。在非善意的管理方式下,将服务对象看作不平等的对象,容易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二是由于信息不共享,职能部门间存在行政“堡垒”、信息“孤岛”现象,各部门间各自为政、不愿担责;三是审批和证明异化为权力寻租的渠道,职能部门不愿割舍利益。

  • 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提到希望扭转官僚风气,并表示名目繁多、无处不在的审批事项对个人来说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增添的是烦恼和无奈;对企业来说浪费的是人力物力、耽误的是市场机遇;对社会来说削弱的是公平,抑制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党和政府来说影响的是形象和诚信、损害的是人心和民意。(德国《世界报》)

权责困境造就“奇葩证明”

中国公民的“证明难”源于政府体制中的条块分割、部门利益作祟。然而,30年前东莞的实践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只要是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在里面,即使不同的部门也可以在相同的利益驱动下而变得协调一致。

  • “奇葩证明”更像“权力刁难”

    平心而论,行政审批须出示相关证明,这本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于,为了避免某些不法之徒骗取本该属于纳税人的合法利益,对某些证明材料进行严格要求,也是符合大多数公民利益的。然而,要对“我是我”、“我妈是我妈”这样的事情进行证明,那就不仅仅是“严格”而是“权力刁难”了。

  • 一方面,在内地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一出生,就相当于开启了办理各种证明的“办证人生”。从出生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到身份证、居住证、就业证,“我是我”、“我妈是我妈”这样的事情早已经在办证的过程中被证明了无数次;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设备的升级,早已对公民信息了如指掌的政府部门对任何一位公民的相关信息进行检索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香港《商报》)

  • 简政放权未到位 权力不受约束

    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一桩,它反映了内地还是一个“高度权力管制”的社会。据统计五年内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已完成,但仍难杜绝此类“奇葩证明”,一方面反映政府仍存在“该放的权没放”、“手伸的还是太长”;另一方面反映部分已出台的简政放权措施还没到位,“中梗阻现象大量存在”,“最后一里没有完全打通”。

  • 当然,除了简政放权未到位,问题症结还在于现行制度下,民众无权约束官员包括具体办事人员,以及当民众因“奇葩证明”而导致利益和人格受损时,无有效救济渠道。所以完全可以设想,即使所有“奇葩证明”都取消了,但总会有对社会管理必要的证明被保存下来,如果工作人员要为难一个公民,也是很容易的。因此,在简政放权之余,如何使官员的权力受到应有约束,恐怕才是消灭此类“奇葩证明”的治本之道。(香港《东方日报》)

  • 政府厘清权责界限“势在必行”

    或许,不能将公安机关拒开这18项证明,简单地理解为“踢皮球”。拒办这类“奇葩证明”,表达的也是一种提醒的姿态,是告诫那些乱提要求的部门从此以后不要再任性而为,而是要多为民谋实事。同时,公安机构不再开具一些正常的证明,明确这些证明将由其他部门开具,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职能的重新梳理,让对应职能的部门干责任范畴内的事,这也有利于厘清各个部门的权责界限。

  •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孙晓莉教授批评了一些政府部门人员的这种诿责行为:“我只要拿到证明,我就没责任了,反正我起到把关、审核的作用了。”正是因为这种各自为政的诿责行为,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奇葩证明,尤其类似“连环套”的证明,体现出一些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管理分割、不愿担责、服务意识差等一系列问题。

破解“权力刁难”并不难

与“GDP”、“税收”、“就业”等等这些清晰和明确指标相比,公民的“满意度”不仅分量远远不及上述几个指标,而且难以进行量化衡量,因而对官员的升迁等无法形成关键性的影响。

  • 打破信息壁垒 寓管理于服务

    “之所以要拿证明,就是因为这些信息他不掌握,让你去取证,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群众的办事成本。”孙晓莉分析,这说明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的现象比较突出。孙晓莉呼吁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她说,“实际上,现在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很多信息都是可以实现共享的。只有信息共享,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管理当中的很多具体问题。”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滋生各类“奇葩证明”的根源。竹立家提醒,在行政审批加速做“减法”的同时,问责追究应该尽快做“加法”。孙晓莉进一步指出,除了制度设计之外,从根本上来讲,还需要政府工作人员理念的转变,“政府要寓管理于服务,而不是单纯的硬性管理。一个核心思想是,要服务于老百姓,让民众方便,而不是让管理部门方便。”

  • 官员政绩考核改革是“关键”

    无论是从东莞的“一条凳”审批,还是今天各地方规模宏大的“行政服务中心”,我们仔细观察都会发现,这些机构主要的服务对象仍旧是企业。这是因为,简化企业的审批流程,可以产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GDP,增加就业和税收,优化营商环境等一系列正面效果,而这正是对于官员升迁前景起到关键作用的政绩指标。所以我们也会发现,与普通公民的证明难相比,较少有大公司大企业会有类似“跑断腿”的经历。

  • 然而,若是片面忽视政府相关部门的利益,再好的技术手段也将会被束之高阁,再坚决的放权改革也会在暗中反弹。其实,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改革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提高公民满意度列为官员升迁的决定性指标———假使能够“公民吼一吼,官员抖一抖”,纵使“有权”,谁又敢“任性”?(香港《商报》)

一言以蔽之,人在“证”途或许无可厚非,但只有当证明真正回归以人为本的初衷,真正彰显权利,而非凸显权力,“奇葩证明”才有望真正收场。

美国人一生的三个证件

  • 据了解,美国人一生大约需要三个证件。

  • 首先是出生证明,上面列出了你在哪里出生、父母是谁、父母的年龄和父母在哪里出生。这个证明很重要,父母都会给孩子好好保存,因为在孩子成年之前上学或办护照凭的就是这个证件,它能证明“你妈是你妈”、“你爸是你爸”、“你孩子是你孩子”和“你是美国人”。

  • 这个证明办起来很简单,父母把孩子出生医院给的出生记录加上填好的申请表一起寄到所在州的健康服务部门就行,现在还可以网上申请,费用也不高,原件一旦丢失了的话,父母或本人可以凭驾照或护照等有照片的证件申请重发,只是重发的出生证明底下会有签字盖章,证明这是原件的复制件。

  • 第二个是社会安全卡,有名字和一个九位数的社会安全号码。社会安全号会和每一个公民的档案资料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绝大部分美国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这个社安号,且一直伴随其一生。由于社安号不会变,因此也成了识别美国人身份的唯一证明号码。美国人一生的福利、就业、纳税、信用、犯罪等都记录在这个社会安全号码上,找工作、租房子、申请银行卡、供电供水、上学、看病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要求你提供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

  • 最后一个证件就是驾照,驾照不仅给你驾驶车辆的权利,它也是一个身份证件,能够“证明你是你自己”,功能很像中国的身份证。

  • 在美国,造假行为会带来倾家荡产的结果,因此整个社会形成了“我信任你直到你给我一个理由不再这么做”的观念,而不是去“怀疑一切”,甚至各种“阴谋论”横行。(澳门《新华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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