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草先行:后勤补给真要命

粮草先行:后勤补给真要命

中国春秋兵家孙武在《兵法十三篇》中曾言:“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可见,后勤关乎胜败存亡,而纵观二战,几乎没有一个战略、一场战役乃至一种战术的规划与实施不与后勤密切相关,同盟国与轴心国皆然。

中共:因地制宜 自力更生

中共:因地制宜 自力更生
  • 现代后勤保障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战争中“粮草为重”的传统视野已难以涵盖机械化战争后的新形态。而在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中国,透视中共抗日武装的后勤补给状况,有助于人们深入体会中国抗战之艰苦卓绝。图为根据地民兵在军事训练之余,将枪支架在田间地头,又投入到紧张、忙碌甚至危机四伏的的农业生产中。

  •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建立了十几个相互联结的根据地,组建了数百个“架子团”。鉴于敌后斗争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没有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引下,中共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后勤体系。图为华北3大抗日根据地形成示意图(局部)。

  • 充足的粮草是抗日武装与强大敌人长期周旋的重要支撑。而根据地的粮食生产由于受连年旱灾、蝗灾影响,以及日军抢粮、扫荡的破坏,部队保障一度十分困难。为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图为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访问敌后根据地时,与当地女孩一起纺线。

  • 首先是鼓励开荒,发展生产。在当时完全“靠天吃饭”的落后农业条件与动荡环境下,增加耕地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最有效途径。以华北地区为例,1940年春耕时期,冀西各县开荒总数超过1万亩;太岳区开荒4300亩,公地熟荒恢复耕种约10820亩;太行区19个县消灭熟荒44697亩,开垦生荒33765亩。通过军民齐上阵的大生产运动,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粮食自给率达到60%以上,1943年实现完全自给。仅在南泥湾,到1944年,八路军359旅就开荒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00多头,不但完全满足了部队所需,还上缴了1万石公粮,足够1个八路军步兵团(约2000人)吃上1年。图为1941年初,阜平沙河畔,3名八路军女战士在为大生产运动积肥。

  • 第二是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40年10月,冀太联办(注:中共于1940年8月1日成立的冀南、太行、太岳抗日民主政权)公布《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租额减少25%,地租不超过收获总额的37.5%,债务年利率不高于10%。减租减息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改良政策,此举不仅争取到更多开明绅士加入抗日行列,更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使之生活有所改善,抗日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 仅在鲁东南的滨海专区,1944年参军人数(4700人)就超过原计划(1700人)近2倍,而整个山东根据地,截至1943年全区民兵已达50万之众,是当时山东日伪军兵力的2倍以上。原本只有9000余人的八路军129师,到抗战胜利也壮大为拥有近30万精兵的强大武装。图为美国记者福尔曼与几名根据地民兵愉快交谈。

  • 第三是武装护粮+战斗缴获。针对日寇抢粮行径,中共针锋相对。例如1942年5月,太行分局、129师发布关于保卫麦收斗争的联合命令:“敌人抢粮计划数目很大,仅上党区即达50万石以上……我各地即应按收割时间,立即布置保卫麦收的斗争。”到了抗战后期,中共武装还主动出击,通过战斗缴获补充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比如1944年8月,山东渤海军区部队发起利津攻坚战,毙俘日伪军1600余人,缴获粮食75万公斤及足够装备1个团的武器弹药。图为1943年7月,八路军官兵在观看北岳东线战斗中缴获的日军92式步兵炮。

  • 如果说粮食是中共武装的血脉,那么军械是其克敌制胜的利刃。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日寇疯狂扫荡、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封锁,加上技术落后,中共武装不仅装备差,而且弹药奇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3个师4万多名官兵,仅有1万余支各色枪械,平均每支枪30发子弹。1万多人的新四军,枪支更是少得可怜,被陈毅戏称为“长梭镖师”。新四军1师缴获了3门山炮,打1发炮弹得师长粟裕批准。放眼二战战场,无论哪个阵营,都找不到像八路军、新四军这样艰苦的军队。图为晋察冀卫生部创办的制药厂,当时抗日军民卫生条件之简陋可见一斑。

  • 但困难再多、再大,敌后抗战都得坚持下去。为此,中共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军工保障方针,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3日致电各部队“自给自足,不靠别人。”1939年3月,八路军建立了从总部到军、师、旅的统一后勤体制。其中,总部设后勤部,下辖供给部门负责军械物资的筹备、储存和供应,师、旅分设军械科,负责修理军械、收发并保存武器弹药和工作器具。此外,八路军还着力加强军工和兵站建设。

  • 以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兵工厂为例,1940年为配合百团大战,该厂主动延长工时至每天20个钟头,创造了月产手榴弹20万枚的奇迹。而著名的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截至1941年11月已生产步枪4000多支、掷弹筒800门、掷榴弹2万多发,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图为根据地兵工厂在生产手榴弹支援抗战。

  • 兵站和道路建设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后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各敌后根据地主要任务是破交斗争,但在转入反攻后,运动战增多,道路建设随之加速。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边区首先修筑了延安至延川王家屯40千米的交通干道,使咸榆公路全线可通汽车。1938年,边区动员民众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车路,1939年又扩展至龙石头及茶房川。1940年修通了延安至沟槽渠的交通道。1941年完成庆定、庆临、延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地交通网。图为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八路军在山区用马匹携带物品以加快行动速度,沿途重要路口/隘口还部署有站岗的民兵。

  • 与此同时,八路军兵站体系也逐步得到发展。1939年3月,八路军后勤部长杨立三在晋东南成立总兵站部,沿交通运输线对八路军进行物资供应、转运等综合保障,并根据战场环境分设基本兵站、随军兵站、游击兵站和先遣兵站。1940年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晋中地区就依托兵站网为前线部队转运军粮1.4万石、电线杆1800根、柴草100余万斤、军鞋3万双、蔬菜2万斤、羊1000多只。图为工人们在太行山上搬运锅炉,以便建立抗日根据地兵工厂。

盟军:转产迅速 实力超群

盟军:转产迅速 实力超群
  • 后勤的本质是经济战,是综合国力的比拼,这一点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尤为明显。早在战前,盟军的综合国力就已远超轴心国集团,比如1937年,美、英、法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6.1%,而德、日、意仅占20.4%。此后,随着战时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盟军很快在军事上夺回优势。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时,美、英、法的煤炭产量就已达到德、意、日的1.9倍,电力和钢产量均超过德、日2.9倍。

  • 战争期间,英国率先将雷达用于防空作战,美国则研制成功了计算机,耗资25亿美元造出了原子弹。到1945年,美国已经可以年产飞机4万架、坦克2万余辆、每个月下水1艘航母。而轴心国的军工生产却日益穷途末路,日本由于钢供应不足,战争末期干脆停止了轻型坦克生产,德国的核武计划也胎死腹中。图为二战时期的美国轰炸机生产线。

  • 具体以苏德战场来对比,“巴巴罗萨”行动前,德国的战争机器已高速运转数载,1939至1940年,其武器产量增加54%,液体燃料产量增加2倍,合成汽油增加7倍,机床总数是苏联的1.5倍,铁路运输量比苏联高1倍以上。即便到了1944年,纳粹德国仍可造出足够装备130个步兵师和40个装甲师、200万人的新武器。正是依靠强大的后勤保障,德军在侵苏战争初期占尽优势。图为1943年位于德国卡塞尔的坦克厂,左边是装有105毫米火炮的StuH 42自行突击炮,右边是装有75毫米火炮的3号突击炮(G型)

  • 但随着战局发展,转入战时轨道的苏联开始发力。以空军装备为例,到1943年,苏联飞机产量已超过德国,而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共有25种新飞机(含改进型)、20余种航空发动机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1943年,苏军部队新武器比例大幅提高,火炮为83%,轻武器为42.3%,空军武器为67%,坦克为80%。苏联火炮年均产量是德国的1倍多,反坦克炮多1.6倍,迫击炮则多近4倍。战功显赫的152毫米榴弹炮,从设计到大规模制造仅用了45天。1942到1944年,苏联坦克月产量超过2000辆,而德国的最高产量才1450辆。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的优势地位更加牢固,平均年产2.7万辆坦克、3.4万架飞机、近2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图为描绘库尔斯克会战的画作。

  •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之所以能够顶住纳粹德国的第一波疯狂进攻,并迅速恢复军工生产,与“民主国家兵工厂”(罗斯福语)——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早在1938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世界大战在即。1月28日,罗斯福要求国会拨款建立一支能保卫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海军。3月,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秘密举行大规模军演,参演舰艇数量达150余艘。5月1日,美国又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海空演习。慕尼黑会议后,罗斯福又于1939年1月要求国会批准追加近1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加强巴拿马运河区及夏威夷沿海的防御设施。同年4月25日,美国通过海军航空基地法,规定在夏威夷、波多黎各、阿拉斯加、帕尔米拉和美国本土海岸,新建、改建11座空军和潜艇基地,以此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图为二战“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晤。

  • 图为苏联空军第19战斗机近卫飞行团装备的美制P-39“飞蛇”战斗机。因为该机由英国“转手”而来,所以保留了皇家空军的涂装。据统计,苏联在1941年12月至1945年2月间共接收了5578架P-39战斗机,其中4952架参加了战斗。苏军获得的P-39的数量占到盟军援苏所有战斗机总数的36%和所有军机数量的27%。

  • 通过1939年和1941年两度修改中立法,美国批准武装商船,并允其前往交战国港口。1941年1月,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请求国会拨款70亿美元,计划到1942年6月,为英国、苏联和中国分别提供6634架、1835架、407架飞机。这一切极大地缓解了反法西斯前线国家在战争初期的后勤保障困难。根据1941年9月底商定的援苏方案,美英等国从1941年10月初至1942年6月要供应苏联大批军需物资,其中仅坦克用装甲钢板就多达每月1万吨,可供造出800至1000辆T-34/76坦克。

  • 对于西方援助的重要性,就连赫鲁晓夫都承认,“若无美国的食品,我们撑不下去”。图为苏军工兵正在清理地雷和铁丝网,以便让后边的一队运输军用物资的美制斯图特贝克中型卡车通过。二战期间,美国共向苏方提供了10万辆该型卡车。

  • 但在大战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和德国潜艇实施的大西洋绞杀战阻挠,美国的全球后勤保障体系运转得并不顺畅。为此,美军于1942年对后勤指挥体系进行大改组,新设7个下属部门:军械部、军需部、卫生部、通信部、化学部、工兵部及运输部,负责调配美军的物资供应和运输。美国还编织了一张横跨7大洲4大洋的战略交通网,主要包括:在格陵兰和冰岛建立海空基地,开辟越过北大西洋的航线;向南经西印度群岛、巴西、非洲北部到达埃及、伊朗及印度;供应苏联的后勤路线有3条,即经大西洋到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汗格尔,经太平洋到海参崴,经伊朗铁路到里海地区;运往中国的货物经大西洋、非洲、印度再到中国。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美国又专门成立了空运司令部,著名的“驼峰航线”就是由其开辟的。图为盟军运输机正准备穿越喜马拉雅山脉。

  • 战争进入1943年后,美军征召的新兵大都编入后勤部队。以美国陆军为例,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有作战部队204.1万人,而后勤部队也有155.8万人。在亚太战场,美军除海上舰艇补给外,还利用珊瑚礁修建临时前进基地,组建“后勤支援团”,并成立了专门修建各种后勤设施的“海上蜜蜂”工兵营。该营在太平洋战区修建了大量仓库、机场、油库等后勤设施。到1945年,仅太平洋战区就穿梭着3000余艘勤务船。图为1945年二战末期,美军“海蜂营”在冲绳修建基地。

  • 在欧洲战区,后勤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例如,诺曼底登陆前2年,盟军便着手开展后勤准备工作,为120万大军囤积了大量物资——2000万平方英尺的隐蔽部、仓库和商店,9.4万个医院床位,35万平方英尺的停车场,2万多节车皮,270英里铁路及163个飞机场。登陆战期间,美军1个月便更换了汽车2000辆、坦克500辆、武器3.6万件等。强有力的后勤支持保证了盟军反攻欧陆最终取得成功,前者也因此被称为“战争史上最惊人的后勤计划之一。”如图所示,这张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照片充分展示了当时西方盟军的强大后勤保障能力。

日本:敲骨吸髓 穷兵黩武

日本:敲骨吸髓 穷兵黩武
  • 二战德军的后勤保障已在上文提及,且苏德之间的后勤比拼主要是2个欧洲工业强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故不再赘述。反观轴心国阵营,倒是日本因综合国力较弱,其后勤保障中“以战养战”的特色最为明显。图为1938年,日军在广州海珠桥头盘查过往行人时,用刺刀逼迫一名携带较多行李的中国男子下跪。

  • 有资料显示,1936年日本各种军需品原料的自给率分别为:铁砂23%,铜59%,铝30%,铅8%,棉花20%,煤油8%,锌29%,锡29%,羊毛5%;石油、橡胶、镁、锑等几乎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而生丝、油料、煤、盐、大豆、生铁、谷物等历来依靠从中国输入。而同时期(1937年),日本的军工产量已达到年产作战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水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国情注定日本要靠掠夺为对外扩张“输血”。图为1925年刚下水的日本航母”赤城“号。

  • “以战养战”政策便是日本在侵华战争转入长期化过程中,为解决国力衰竭、补给困难、战线过长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国策”而确立的战争指导和经济掠夺政策,其本质就是通过在中国占领区实施残暴的经济战,填补自身维持长期侵略战争所产生的巨量物资消耗。图为侵华日军的行进纵队,可以看到其中长长的辎重队伍。

  • 具体手段上,首先便是控制金融业。日军占领东北后,劫收东三省银行并大肆掠夺黄金、白银。1932年设立伪满中央银行,将原东北的官银号变更为伪中央银行的分支行。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14年中,从东北运出黄金9359万两、白银15.38亿两,相当于中国“康乾盛世”(按岁入5000万两白银计算)时期50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这些黄金、白银大部分被运往英美等西方国家,用来换取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满足日本“以战养战”的战争需求。图为日寇占领北平城。

  • 其二是控制交通运输业。日本控制了全东北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以便掠夺当地物资、修建军事基地和向关内输送军需物资、兵源。第三便是掠夺战略资源。1933年,满铁在鞍山设立昭和制钢所,1937年产能就达到生铁70万吨、钢28万吨,约占日本当时钢材产量的3成以上。另外,日本利用东北的铝,年产近千架飞机,大都用于侵略战争。图为1931年南满的一段铁路线。

  •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在华北、华东、华中陆续展开。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加紧拉拢汪精卫集团,1940年9月,日本制定了《日满华综合开发纲要》,按照“经济一体”方针,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以支持其战争消耗和实施南进政策。

  • 举例来说,从1937到1942年的5年期间,日本共在华北劫掠劳工600余万人,为其军工生产充当苦力。1938年10月,日本成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2个专门负责开发掠夺的侵略机构,并分设18个和13个分公司,它们掌握了中国北部与中部沦陷区的交通、电信、航运、煤铁、盐业、水电等实业。而8年侵华期间,日军至少从中国征走221万吨大米与465万吨小麦,这还不算粗粮。而这2组数字,已经超过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的粮食征购(借)数目。图为日本97式轰炸机空袭重庆。

  • 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超经济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即便在生存条件相对宽松的沦陷区大城市,比如北平城,中国人有钱也不准吃大米、白面,只能吃瓜子皮、花生皮磨成的杂合面,许多中国孩子因此被饿死。普通上海百姓吃的主粮,则是日伪配给的碎米、苞米粉和少许面粉,里面夹杂大量石子。图为背井离乡的中国难民。

  • 而在国统区,高官都未必能吃饱饭。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曾赴蒋介石官邸用餐,9人4菜,根本不够吃。一线部队的中国士兵普遍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就连号称饮食标准最高的驻滇远征军,也不过每人每月1斤肉。图为第2次长沙会战期间,供应宜昌援军的鄂西民夫运粮队正跋山涉水,向前线艰难行进。(参考消息网独家策划,转载请注明来源)

  • 下期预告:《雷霆一击:闪击战有门道》,敬请关注!

随着战局发展,日本为建立独霸亚洲和西太的大东亚帝国,实现经济上完全“以战养战”之目的,遂于1941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但在同中美苏等反法西斯盟国的较量中,其最终走向穷途末路,由此宣告了“以战养战”方针的彻底破产,真可谓兴也后勤,亡也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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