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我们“父辈”的抗战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为纪念抗日英雄,弘扬抗战精神,重铸民族之魂,参考消息报社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继续联合策划“父辈的抗战”大型系列报道,邀请30多位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后代,深情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辈的丰功伟绩,讲述父辈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

叶正大

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父亲叶挺遭到国民党长期无理拘押。在牢狱中,他写就这首《囚歌》。激昂悲愤的曲调中,浓缩着他对牢狱生涯的体验和对生命、自由及尊严的悲壮思考。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

1937年初春,父亲离开澳门,到了上海。后来,母亲带着我也到了上海。我还记得,那一年“八一三”事变后的几天里,日本飞机轰炸当时国民党空军在杭州的笕桥机场。我就在阳台看远处的天空中,中日空军战机在激烈地格斗。

父亲曾对我说过,他任新四军军长一事,是周恩来伯伯的主意。周伯伯派人到澳门请我父亲出山,去上海商议出任新四军军长事宜。在上海时,周伯伯建议父亲去找在国民党高层有影响力的同学转告蒋介石:叶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因为父亲当时是无党派人士,国共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蒋介石抢先下令,任命我父亲为新四军军长。同年11月,父亲去了延安,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中央批准了我父亲任新四军军长。

蒋介石以为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的,近十年来共产党与父亲联系较少,所以父亲理应对蒋委员长感恩戴德。谁知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首先与新四军书记兼副军长项英一同前往延安拜见毛主席。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大发雷霆。

“皖南事变”后,父亲被羁押在湖北恩施时,二弟正明和父亲在一起,那时候二弟问过父亲,到了延安时谈过党籍问题吗?父亲说,自己到延安后,毛主席与他长谈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父亲的想法是,即使不能公开恢复党籍,哪怕秘密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所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根据二弟正明的回忆)

转战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新四军成立并集中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的指示,父亲和其他新四军领导指挥各支队迅速向敌后挺进。1938年4月底,第四支队展开于皖中敌后的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和巢县地区。5月12日,第四支队先头部队取得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军部组织先遣支队,在粟裕副司令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执行战略侦察任务,6月17日取得韦岗战斗的胜利。6月至7月,第一、第二支队相继进入江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和江宁、溧水、高淳等地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后,即进抵皖南抗日前线,展开对敌作战。10月,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编为第六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向武汉外围挺进,深入豫南、鄂东、鄂中敌后,开辟鄂豫边根据地。2月,周恩来伯伯亲自到皖南,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整编第四支队,组建第五支队,展开于淮南津浦铁路两侧地区。新四军游击支队会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开辟了豫皖苏边、苏皖边等根据地。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苏南部队。

在新四军任职期间,父亲与项英等领导人指挥部队转战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针对国民党限制新四军发展的方针,父亲在编制、经费、防区等方面,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募集物资、枪支、款项。母亲变卖了全部首饰,为新四军购买了3600支枪。父亲还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把《囚歌》赠送给郭沫若

1941年1月8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伤亡惨重。1月14日,饶漱石作为新四军党组织代表要求父亲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无理扣押。

我记得很清楚,得知父亲被捕后,向来文静的母亲痛哭失声,三天不能起床吃饭。从那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全家没有了欢乐,每个人都被一种焦虑、期盼的情绪笼罩着,大家的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对父亲的思念、担忧和对父亲平安的祈愿。

父亲一生坎坎坷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父亲被强行扣押后,开始被关押在上饶李村监狱。随后又被转至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监禁状态。从1941年1月21日起,父亲开始写作自述——《囚语》。 >>

1942年,蒋介石派人将父亲转移至重庆白公馆。

接二连三的劝降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削弱父亲的意志,当时母亲也到了重庆,她通过周恩来伯伯找到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获准到监狱探望父亲。在一次探望中,父亲要母亲把他在监狱里手制的一枚“文虎章”交给郭沫若,作为祝贺郭沫若50寿辰的礼物。过了不久,母亲再次将父亲写给郭沫若的亲笔信送到郭沫若手里,此信中附有被后人常常传诵的诗作《囚歌》。父亲与郭沫若结识很早,北伐时期,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行营秘书长等职。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正大光明,扬眉吐气”

1943年,父亲被转到李济深管辖下的桂林,我们一家也被允许与父亲住在一起。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与姨夫麦畅生一家离开澳门,经韶关、长沙到广西桂林。我已经四年余未见父亲了。这次相见,看到父亲变化很大,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现一丝丝的斑白。

父亲早一个月到达桂林,先是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城中一家小旅馆里。当时都听说父亲获得了自由。国民党名义上给父亲一个“高参”的空衔,实际上以此作为继续软禁父亲的挡箭牌,继而将父亲转移到桂林郊区观音山麓的一个住处。那里原来是李济深准备在日本轰炸桂林时临时办公的地方,大概有二三十栋平房。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和姨妈一家投奔父亲,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就住在那里其中的几间平房里。

父亲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阴谋诡计、独断专行。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后,父亲把我们叫到屋门前,他坐在一个小竹凳上,我们围成一圈站在他面前。父亲对我们说:“从明天开始,你们的名字全部改掉!”我原来的名字是福农,父亲给我改名正大,老二福麟改为正明,下面是华明、正光,父亲最疼爱的女儿——我的五妹改名扬眉。父亲说:“你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正大光明,扬眉吐气’!”

1943年12月25日,我放学回家,母亲告诉我:“你爸爸找不到了。”在焦虑中过了两三天,有两个穿便衣的特务走进我家,对母亲说:“叶高参有一封信给您。”母亲接过字条,见是父亲亲笔所书,上面写着:“你让几个孩子跟来人到我处。”按照父亲的话,母亲挑选了我的两个弟弟正明、华明和五妹扬眉,让他们三个前往父亲身边陪伴。

父亲要几个孩子来陪他,是因为知道一大家人在桂林度日维艰,自己带走几个孩子,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他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正明曾说过,他们几个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先是在恩施民享社东门招待所里住。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父亲被禁锢的原住所。

没有等来的团聚

1944年,日本投降前,为躲避日寇,我随母亲逃难到广州。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被从恩施送到重庆监狱。在毛主席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父亲在内的政治犯的要求。经过毛主席、周恩来等一再交涉并提出用邯郸战役中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进行交换后,国民党方面同意了释放我父亲和廖承志同志。

1946年3月4日,经受五年牢狱磨难的父亲终于获释。出狱次日,父亲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这是他继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后,写下的第二封入党申请书。

两天后即3月7日,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复电父亲,同意他再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

按照组织安排,五妹扬眉、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阿九分别从延安和广州赶到重庆迎接父亲出狱。离开的时候,母亲对我讲到很快就会与父亲团聚,我们全家聚少离多的日子就要过去了。那一次去见父亲,她的内心一定是充满着对未来全家幸福生活的憧憬。

就在我满怀期盼等待与父亲团聚的时候,一天上午,我突然听到街上的报童在喊:“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8日乘美军机由渝飞延。忽失联络,下落不明。机中乘客尚有前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家眷……”我冲出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

我在紧张、忐忑不安中苦度两日,天天看报纸,祈愿父母亲能平安。到4月13日,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秦邦宪和父亲、母亲、五妹扬眉和小弟阿九等人空难的消息。我感到无比惊愕和痛苦,与姨妈、六妹剑眉、八弟启光抱头痛哭,自己心中一直向往着与父母亲相聚的幸福被噩耗粉碎了,这样猝不及防,让我无法承受。我从小不怎么流泪,但在那些日子里,我终日以泪洗面。

无情的灾难吞噬了我的父母。但是,父亲,您的精神是不会泯灭的。在您出狱第二天写给毛主席与党中央请求入党的电报上,您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您将贡献您的一切。父亲啊,这句话永远铭记在您的儿女们的心上。我们继承您的意志,继续您未竟的事业。 >>

曾德平

广州市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

曾德平8月6日在《参考消息》撰文追忆父亲曾生的抗战经历。全文如下: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中共中央致电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指示在东江敌占区后方开辟游击区。

隔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以及我的父亲、时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开会,共商如何到东江去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父亲表示,自己是东江地区客家人,语言通、地形熟、人际关系多,有群众基础,回去开展斗争最为有利。

廖承志同意了父亲的请求,确定他率领一支骨干队伍回东江去组建抗日武装,并要求香港市委派得力的党员一同前往。吴有恒表示把市委组织部长周伯明、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两位得力的干部调出来,做父亲的助手。周伯明曾经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当过二等兵,西安事变后升任指导员,后又到延安抗大学习;谢鹤筹是参加过左右江起义并担任龙州起义军赤卫部长的老红军。他们在当时的干部中算是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才。

为筹备游击队经费变卖家产

不久,父亲、周伯明和谢鹤筹带领一支由共产党员、进步工人、海员和学生60多人组成的骨干队伍,从香港分批回到父亲的家乡惠阳坪山。随后,香港市委又组织了一批60多人的骨干,组成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团,由刘宣率领,回到坪山与父亲会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父亲为书记。此时的主要工作是抓组织建设和扩大武装斗争,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动员一批青年参加武装队伍,解决了部分枪支和经费,还得到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

1938年12月2日,在惠阳淡水地区正式成立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父亲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郑晋任副总队长,全队共100多人。在此前后,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地下党组织也在广九路路西组织了东莞壮丁常备队和抗日模范壮丁队等游击武装,并于次年春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这两支队伍时称“曾、王两部”,归中共东南特委和东江军委会领导和指挥。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发动群众,廖承志和东南特委指示,争取国民党给予合法番号,建立武装。经过努力,在保持独立的原则下,曾、王两部取得了国民党的合法番号。

一介书生,既没当过兵,又没打过仗,一下子在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缝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谈何容易。父亲就有这股勇气。他本着对党的忠诚,拥有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坚定信念,在实践中发挥出惊人的才干。

当时,国民党虽然给了曾部番号,但不发给粮饷和武器。部队的生活及补给相当困难,为了解决游击队经费来源的难题,父亲动员祖母把家中赖以谋生的、祖父做海员时留下的十多亩地先后卖掉,以解决部队生活的燃眉之急。祖母问父亲,田地卖掉了,今后怎么生活?父亲告诉祖母,没有国哪有家,只有把日本仔赶出中国,我们才能过安稳日子。祖母觉得是这个道理,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儿子的行动。

大岭山打游击灭日军威风

1940年,东江游击队确定了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部队抛弃国民党原先给的新编大队的番号,曾、王两部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父亲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到东莞县大岭山地区活动。

刚到大岭山区时,第三大队只有70多人,后来在当地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参加部队,香港又来了几十名工人与学生,这样就有了100多人。凭借这100多人加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曾部在大岭山区这片方圆1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坚决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到1941年上半年,部队已壮大到300多人,加上8个乡脱产的抗日自卫队500多人,大岭山的抗日武装总数已达800多人,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1940年11月初,桥头的日军出动一个加强中队和一个炮兵分队共200多人,进犯我大岭山地区。敌人以十多人先行,作为“征发队”,于拂晓时闯入大迳村。当时有两个农民跑来向我驻黄潭部队报告,说有十来个日本鬼子在大迳村抢东西,请求派人去将他们消灭。部队马上派短枪队出击。当短枪队进到距黄潭村500来米的大迳村口,就遭到敌人猛烈扫射,才发觉敌人很多。在大队领导的指挥下,我部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重大杀伤后,即交替掩护撤退。敌我激战达4小时,日军伤亡了30多人。这次战斗由于一开始不明敌人真实情况,仓促出击,以致牺牲了几位同志,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在政治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军东移后回到东宝敌后抗击日寇的第一仗,狠狠打击了日寇不可一世的疯狂嚣张气焰,当地老百姓纷纷赞扬。 >>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日军400多人、伪军200多人,在日军大队长长濑率领下,分两路合击位于东莞东南部的第三大队所在地大岭山百花洞。第三大队得知日军行动后,在父亲的率领下,预先占领百花洞周围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两天,共毙伤敌五六十人,敌大队长长濑被击毙。缴获长短枪、弹药辎重一批,毙伤敌战马多匹。这一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使之威风扫地,也大大增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士气。

秘密营救大批在港文化名人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兵分两路越过深圳河,突破英军防线,先后于12日和25日攻下九龙和香港岛。

林平与父亲、王作尧等领导研究后向廖承志汇报情况,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当时,大批文化人士滞留在香港来不及撤走。而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岛至九龙的交通线,并全市大搜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情况紧急。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人的布置下,东江抗日游击队林平、父亲、王作尧及香港地下党组织周密安排,悄悄地将大批文化人士营救出港,混过了日军的检查,安全来到东江游击区。据统计,经过约半年时间,先后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夏衍、陈汝棠等,包括他们的家属和部下近800人。同时被东江纵队帮助脱险的,还有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等,均被成功转移到大后方各地。这一场成功的秘密大营救,得到党中央的好评。

在这次秘密大营救中,父亲在龙华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热情接待文化人士,庆贺他们胜利归来。文化人士对我游击队大加赞扬和感谢。临转移内地前,邹韬奋为父亲及东江游击队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条幅,并在一旁题曰:“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韬奋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于白石龙。”

在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坚决履行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的义务,展开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营救出国际友人100多人,营救出10多名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经港九大队陆续送到东纵司令部。父亲均同他们谈话,其中有克尔和勒夫哥中尉。被救的伊根中尉还把他的手枪和佩刀送给父亲留念,以感谢港九大队的营救。

对英官兵和美国飞行员的营救,提高了盟国对“东纵”作用的认识。1944年10月初,美军派出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欧戴义少校来到东江纵队。见到父亲之后,欧戴义拿出了一封陈纳德将军的感谢信,信中对游击队员营救克尔中尉的行为表示了感谢,并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 >>

东江纵队经中共中央同意,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与美国的情报组合作。为避免引起敌伪军注意,欧戴义的观察组在东纵内部被称作“安全保密组”,隐藏在罗浮山北侧的地下党员家中,通过架设的秘密电台,建立起南中国游击区与美国第14航空队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之间的空中通道。

在差不多11个月的时间中,东江纵队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给第14航空队和在华美军司令部,得到蒙巴顿、陈纳德将军的感谢赞扬。对此,一位美军将领惊叹:这里(东江游击区)堪称“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严词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

1943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指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向全国全世界发表了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在土洋村正式宣告成立。父亲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东江纵队成立后,在东江地区四处出击打击敌人。父亲还把独立中队扩建成护航大队,在大亚湾、大鹏湾海域及香港沿海地区破坏日军海上运输线及消灭海匪等,开展海上游击战。

抗日战争将近胜利时,国民党广东当局派骆凤翔(原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带信见父亲,要父亲把“东纵”这支游击队带到广州,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并许诺给父亲高官厚禄,但遭到父亲拒绝。父亲说:“5年前,你有枪有人有地盘,是国民党的纵队司令。为了抗日,我在你那里当个大队长,你限定只能有两个中队还要饷械自筹。自1940年3月离开你们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保护群众,我们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还有很大的根据地,现在我当纵队司令了,人民群众支持我们;而你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贪污腐化,包私走私,发国难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走到今天却变成了无兵司令,光棍一条。你看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好,还是国民党领导我们好?”这番严词令来者羞惭万分,无地自容。

八年抗战中,东江纵队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下,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高举抗日旗帜,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在华南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英勇打击敌人,接连收复失地,歼敌9000余人,部队发展到1.1万多人,武装民兵1.2万,威震南粤。

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

罗援

罗青长之子

记罗青长的抗战传奇:“于无形处建奇功”

我的父亲罗青长,16岁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18岁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情报工作结缘,此后就没离开隐蔽战线,后来担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作为历史见证者,他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从他生前留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37年到1945年,我党领导的隐蔽战线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共产党是侧着身子抗战

父亲长征到达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7月从党校高级班毕业后,就被选调至枣园情报保卫工作训练班学习,这是我党情报系统的第一个训练班,他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当年11月培训结束后,他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机要秘书的身份,负责办事处的情报保卫工作。过了不久,根据任务需要,他就从地上转为地下,直属于西安的吴德峰情报系统,所以吴德峰就是他走入情报战线的领路人。

吴德峰情报系统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安全,应对国民党限共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在吴德峰直接领导下,父亲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下属情报关系,比如后来被周恩来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负责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当时我父亲的掩护身份是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后来又是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因为胡宗南起家的底子就是三青团,像陈忠经、申健都是陕西省三青团的书记,是西京分团的党部书记,和胡宗南几乎是拜把兄弟。熊向晖当时在胡宗南身边,是随身侍从和机要秘书。他们三人各自利用自己的才华和社会关系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董必武等同志指示他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办法影响、争取胡宗南抗日到底”。所以说,从一开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就带有自卫性质和预警性质。

当时国民党虽然和我们合作,但是仍然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派出许多小特务就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旁边,有的扮成修鞋匠,有的扮成摆地摊的,借此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举一动。当时为了保护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就想了很有智慧的一招,他和他的小伙伴像张耀祠、颜泰隆等,拿着照相机追着小特务照相,吓得小特务抱头鼠窜,因为他怕你给他曝光出去,说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其实,他们照相机里没胶卷,因为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非常紧张,根本买不起胶卷。

可以说,当时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侧着身子抗战,我们一方面要打日本人,一方面还要提防国民党,还要对付伪军顽军皇协军。 >>

参与三大战略情报贡献

结束西安的“潜伏”,1941年4月,父亲调回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先是给副部长李克农当秘书,后来担任情报指导科科长。抗战中我党的三大情报贡献他都参与指导和见证。

抗战时期,我们有潘汉年和阎宝航两大情报系统,其中阎宝航情报系统准确地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阎宝航归周恩来直接领导,他算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心腹。1941年6月初,他在参加一个社交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在议论德国人要攻打苏联了,阎宝航就问这个情报准确不准确,当时于右任默认了,后来得知这是德国驻华的武官说出来的,所以国民党高层内部在议论。

这个消息阎宝航获取了,然后报给党中央,说的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德军将袭击苏联,毛主席以党中央的名义把这个情报报给了苏联。 >>

把国民党偷袭阴谋变阳谋

除了以上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战略情报外,抗战中我党获取的战役战术方面的情报,也是非常出色的,对抗战的胜利帮助也很大。比如,当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扫荡”时,粟裕的军队能够跳出日伪军的“篱笆墙”战术,贺龙的指挥部能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都是因为我们及时掌握了可靠的情报。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熊向晖,他在关键时刻掌握了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为保卫党中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偷袭延安中共首脑部门。安排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获取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迅速报告了党中央。当时,我在延安的兵力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所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于7月4日和6日分别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7月9日召开3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各党派、各报纸,呼吁停止内战。7月12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和材料,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用《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我军的事实。本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要采取所谓的“闪击战”,“攻其不备”。现在事实都被公开了,无“奇”可言,把阴谋变成了阳谋,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 >>

在谍报一线收获爱情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西安潜伏了3年,在这中间也有一些非常惊险的经历。有一次由于形势所迫,父亲需要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密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密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成了他的“护身符”,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这段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生涯中,除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父亲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我的母亲杜希健经延安社会部的报务大队培训,被派往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当时,我们党派了很多优秀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不同,那些女青年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这些女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

那段时光,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40年“双十节”,日军空袭西安造成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往防空洞里跑。当时父亲就担心我们的机密文件和电台的安全,所以他和群众是反向跑,他是往密点去跑。到了密点他非常吃惊,我的母亲那个时候还是不到20岁的姑娘,神情自若地坐在那里守候在电台旁边。这一下就让父亲平时对我母亲的那种爱慕之情,升华为一种崇高的革命爱情。也就是在这种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我的父亲向母亲倾吐了心声。 >>

秦天

秦基伟之子

追寻父亲秦基伟抗战中的成长足迹:打一仗 进一步

我的父亲秦基伟16岁参加红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奔赴华北前线,来到了太行山。在八年抗战中,他跟随刘邓大军策马太行,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父亲从一名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红军干部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他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仍坚持钻研军事理论,并联系战争实际进行运用。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级指挥员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大都像我父亲这样孜孜不倦自觉地学理论、学文化、学军事,完成了从无知到有知、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回顾父亲的抗战经历,就是追寻一个民族的觉醒记忆、一支军队的成长足迹。

一封信起家创立“秦赖支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父亲跟随八路军129师奔赴抗日前线。他是当年129师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的司令员,后来又担任过太行一、二分区和太行军区的司令员。

父亲在世时曾给我们讲述过他从一封信起家成立“秦赖支队”的传奇经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三个师的大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平定,张浩政委找父亲谈话,给了父亲一张开给太谷县县长的介绍信,让父亲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

张浩政委的介绍信写得很详细,说秦基伟是红军时代的团长,参加过多少多少次战斗,指挥战斗如何如何。太谷县的县长杜任之看了介绍信,十分重视,亲自设宴招待。

父亲去太谷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有200来人,多数是本县铭贤中学(后改名为民先中学)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平津流亡来的学生。父亲小时候没有上过几天学,是个大老粗,却管了一帮学生娃,缺文化的要教育一帮有文化的,下面的戏该怎么唱,父亲的肩上是有压力的。

太谷县城沦陷后,父亲带着队伍上了太行山,到了太行山的中心榆社县。当时,赖际发同志正在榆次组织工人游击队,父亲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根据129师命令,父亲他们这两支游击队再加上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合编在一起,从此诞生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父亲担任支队司令员。 >>

从日军包围中抢出罗瑞卿滕代远

父亲生前讲到抗战,经常说自己是“咬牙干部”。

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季,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实行大规模“扫荡”。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

父亲回忆说,那时候,他任一分区司令员,每天也只有半斤小米,要掺上野菜分做两顿吃。冬天,冰雪盖地,战士们挖不到野菜,就把玉米芯碾碎充饥,吃得肚子发胀,大便不通。但是抗日军民斗志仍然高涨,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

1942年5月,敌人在前几次“扫荡”失败后,更加疯狂,发动了规模更大的“五月扫荡”。5月17日,日军出动2.5万余人,向平定东的测鱼镇、赞皇的黄北坪、邢台的浆水、将军墓一带连续合击,于24日控制了太行区北部制高点峻极关。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带领的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分抗大学员被敌人包围在浆水镇一带,恰遇分区电台队长曹泽远从涉县执行任务回来,遇上“扫荡”,也到了浆水镇。

罗、滕身边几乎没有战斗部队,而总部机关和抗大正是日军重要目标,情况十分危急。罗主任和滕副校长急中生智,指示曹泽远开机与分区联系。当时父亲他们已跳出了包围圈,分区压力逐渐减轻,接到曹泽远的报告后,他们立即为总部和抗大的同志们选择了转移路线,组织部队接应,以一部突袭进攻敌军,调动敌人注意力。连夜把罗、滕及所属人员“抢”了出来,化险为夷。 >>

15年如一日坚持写战争日记

父亲写战争日记,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他从1938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53年,中间没有一天间断,涵盖了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通过战争日记,今天我们可以走进他的内心,重温那个时代的风云。

父亲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写日记呢?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父亲在太谷县拉起来的抗日游击队,主要就是大中学生。作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当时父亲就意识到,这些同志所缺的是战斗经验和阅历,而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就是文化知识和接受新鲜事物的开阔视野。如果不学习,就一定会掉队、一定会落伍,而这种掉队和落伍就意味着你不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父亲是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看待学习的,认为学习文化知识太重要、太迫切了。

从那时候起,父亲就下决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学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怎么学?写日记,每天坚持写下去。 >>

“学习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轻”

父亲的老部下崔建功将军曾用三个词概括过父亲的特点:能打、善学、会玩。当支队长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相机,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玩无线电,在上甘岭战斗中玩“喀秋莎”火箭炮。

父亲给我们讲过他年轻时的一个笑话。1933年的一天,红四方面军总部为所属各团配备一部电话。父亲第一次见电话,不知为何怪物;铃声响起,竟手足无措;接听时闻有人声,疑惑不解。当时,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在电话中命其率部至某地执行任务。父亲接电话后,恐有诈,急策马飞奔30里,到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见后,大惊,问:“你不是走了,怎么又来了?”父亲说:“那玩意儿我信不过,我得听你当面交代。”郑义斋听后哈哈大笑。父亲后来说:“电话事件虽是一个笑话,但它使我认识到,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延误战机纰漏可就大了。”

抗战开始后,大批学生兵进入革命队伍,父亲一有机会就主动向这些有文化的战士学习。最初是把自己的日记拿给战士看,请他们帮找错别字,找出后再查字典加深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还有意外的收获,他在回忆录中很有感触地写道:“渐渐地,我和这些学生兵之间的感情融洽了,大家觉得我这个司令员严是严点,但人情味挺浓,尤其是我的学习精神,使他们挺感动。我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我是上级,我有我的长处,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他们要向我学习,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我只有把他们的长处都吸收过来,才能更好地领导他们。这样一来,大家就看出来了,我这个司令员不是一般的工农干部,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接受新事物快。”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评价父亲“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

李惠兰

宋哲元外甥女

宋哲元至死仍挂念抗战杀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老百姓提及国民党抗战将领宋哲元时便会说:“他就是当年签订《华北防共自治协定》的卖国贼。”

《华北防共自治协定》是《何梅协定》的延续。《何梅协定》(1935年)让中方放弃了华北主权,日寇想借机使中方再签订《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以实现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

每次听到对舅舅的类似评价时,我心里都会有疑问。舅舅不是这样的人,我所了解和看到过的宋哲元不是这样的人。 >>

请武师训练29军“无极刀法”

舅舅宋哲元曾在家乡做私塾先生。23岁时,他听说冯玉祥在北平招兵,便决意北上进入武备学堂。舅舅有文化、人品也好,冯玉祥一眼看中了他。十年之中,他由士兵一路被提拔为将军,成为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

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旧部投奔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久慕舅舅的指挥才能,决定收编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归于自己麾下。张学良特赠舅舅一把将军指挥刀,部队改称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全国军队统一编制,舅舅的部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下辖三个师,舅舅任军长。

29军装备极差,武器十分落后,舅舅保留了原西北军时使用的大刀,以弥补枪械不足。他特意聘请了一些身怀绝技的武术名家来任教习,传授武术,如当时著名的武术大师李尧臣。李根据大刀的特点及日军步枪上刺刀的情况,结合原来的六合刀法,创造出一套“无极刀法”。其中一招叫“空手夺白刃”,它虚实结合,可克敌制胜。同时还训练士兵夜行军、急行军,达到一昼夜行军180里,所以29军又有“飞毛腿”的称号。经过两年多的苦练,29军已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喜峰口大捷大刀队扬名

令29军扬名海内外的,是长城喜峰口一役。

1933年初,日本继“九一八”吞并我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为遏止日军的攻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北方各派系的军队组成八个军团,沿长城一线布防。29军与40军组成第三军团,舅舅被任命为总指挥,负责热河以东岭南一线长达270里的防务。

是年3月9日,29军37师先头部队抵达喜峰口,发现这里已被日军第14混成旅团所占领。接下来两天,37师先头部队与进攻喜峰口两侧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先组成500人的大刀敢死队,双方来回拉锯,争夺激烈。残酷的战斗使双方伤亡惨重,500人的大刀敢死队仅生还23人。舅舅再集中全军优势兵力统一指挥,他急调37师赵登禹旅、王治邦旅及38师佟泽光旅直奔前线,并任命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11日夜,赵登禹旅长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趁日军尚在熟睡之机,将手榴弹扔入帐篷,对由帐篷逃出之日军则一刀一个人头落地,随后又将阵地上的火炮、辎重、粮草一一炸毁,夜袭一次杀日军700余人。从此,打响了29军武装抗敌的第一枪。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之后,并不甘心,又企图转攻罗文峪。罗文峪是古都北平门户,如果失守则古都危急。守军诱敌深入,待敌临近阵前,战士们由战壕跃出,以大刀及手榴弹拼杀,战况极为激烈。激战三天后,罗文峪以北10里内已无敌踪。

抵制土肥原“华北自治”阴谋

29军建立之初,原本蒋介石准备用他们去江西剿共,而舅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北平实报》上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军人之天职是保卫国家”。所以,29军在由山西到驻察哈尔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仅积极练兵,还重点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舅舅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为29军军魂。

在舅舅的领导下,29军也是国民党军中极少数未曾和红军打过仗的军队。他在担任陕西省主席时,还释放了关押在狱中即将被杀头的3000名青年。

1935年8月,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负责冀察平津治安。12月在何应钦主持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舅舅担任委员长。彼时,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全力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舅舅和土肥原之间便开展了一场“自治”与“反自治”的艰苦斗争。 >>

“七七”事变后险被日军炸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舅舅于7月11日抵达天津,接着在寓所内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并签发了任命冯治安为北平地区总指挥的战字第一号令,对29军做出了全面的战争部署,准备与日军作战。冯携此命令至北平,派专人呈报军政部。蒋介石此时已由情报中得知舅舅在天津被“四大金刚”(即齐燮元、张自忠、张允荣和陈觉生)包围,生命恐有危险,立即通知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世军密告宋警惕。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特别指出“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同时,舅舅接李世军密电后,决定设法由津脱身,18日与张自忠共同会见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态度和缓。19日晨离津赴平,火车经过杨村后,有炸弹引爆,但因时间错过五分钟,舅舅逃过一劫。

7月26日,日方向舅舅发出“最后通牒”,次日舅舅派人把“通牒”退回。继而下令:对侵华日军,29军全军抵抗。这是一道与日方决裂的命令。 >>

身患重病仍坚持前线指挥

舅舅对平津失守深感内疚。离开平津后,他向蒋介石请罪,但蒋介石并没有责怪他。不久后,29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舅舅为总司令,和第二十集团军(商震任司令)共同负责平汉线及陇海线中段抗击日寇。

1937年9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日军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日军就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日军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的流河镇阵地,并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而第一集团军连野山炮都没有,所以封锁不住运河,日军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第一集团军侧背。

勉强支持了一个月,许多战士因长期在水中浸泡下肢腐烂,甚至生蛆。此时日军又越海由祁口登陆,致第一集团军后方失陷,只好全军向沧县附近的阵地撤退,不久即南撤。

彼时,华北的整个战局又有了变化。中日双方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日军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石家庄一带的日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日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冀中广大平原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这时蒋介石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策应山西方面的作战。

然而,当日方侦知第一集团军的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大名保卫战,中国军队失利。何基沣师长在百感交集的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臂,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1938年春,舅舅率领77军和万福麟的53军向冀豫之间的敌人进攻,因缺乏友军支援致战斗失败,新乡弃守。舅舅率77军撤到获嘉车站时,他在站台上不走,秦德纯劝他上车,他仍然不动,最后硬是被部下架上车离去。 >>

杨建华

杨得志之子。

鏖战平型关 威震冀鲁豫

1937年1月,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的父亲杨得志,与第一师师长陈赓,带领军团的一批干部赴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对于父亲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指挥员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

但是,开学刚半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军委命令:“抗大”全体学员提前毕业,参加全面抗日战争。父亲赶回115师报到,聂荣臻副师长说:“要你到685团去当团长,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团是你原来工作过的二师改编的;二是这个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现在部队已经到了黄河西岸韩城、合阳之间的芝川镇,你们的任务是过黄河进入山西。如今山西及整个华北吃紧得很哪!”父亲接受任务后火速出发,日夜兼程赶往芝川镇。

平型关“是先烈们用鲜血洗染过的”

父亲追赶部队,直到过了黄河,才在山西侯马市郊见到副团长陈正湘、肖远久。他率领部队登上北行的火车,这是整个八路军开赴前线的第一列火车。火车到达太原后,父亲进城去见林彪师长。林彪交代我父亲要加快北上的速度,把部队直接开到平型关一线。 >>

平型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通向灵丘、涞源,这是日军坂垣师团21旅团侵占平型关的必经之路。从关前至东河南镇之间的十余里路段,路北侧沟高坡陡,很难攀爬,路南侧相对平缓,易于出击。上级决定685、686团由南侧出击。

父亲率685团利用夜黑从上寨出发,冒着狂风大雨,拂晓到达伏击地域李庄。大约上午八点钟左右,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隐约看到插着太阳旗的引导车,后面跟着大车、马车一大溜。汽车上坐满了头戴闪亮钢盔的日本兵,身穿黄呢大衣,上着刺刀的步枪揽在胸前。

我军战士上好刺刀的枪膛里压满了子弹,紧盯着一辆接一辆进入伏击地域的汽车。当鬼子的头几辆汽车开到685团阵地前山脚下时,父亲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一齐开火。鬼子最前面的汽车被打着了火,后边的汽车、大车、马匹等互相撞击,走不动了。鬼子们嗷嗷叫着跳下车来四处散开。

应当说坂垣师团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他们从懵懂中一清醒过来,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躲在汽车底下的士兵钻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父亲立即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营长已指挥一营把公路上的敌人分成了几段。他马上指挥一、三连,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鬼子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先其一步登上山头的一、三连紧接着又反冲下来,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鬼子消灭了。这个营的四连,行动稍慢一步,被鬼子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冲锋中负了伤,一排长就主动代替指挥,两面夹击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鬼子逼回沟底全部消灭。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二、三营的阵地上展开。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动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囫囵了。”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十几个鬼子。他身上到处是伤和血,一群鬼子向他逼近,曾贤生拉响了身边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是血战!这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战斗持续到下午,以我军的最后胜利结束了战斗。此役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坂垣师团21旅团在与八路军的首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她是先烈们用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难忘的关,因为她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带百余人东出太行开辟根据地

1938年,毛泽东等同志发出了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部队的部署作了相应调整,其中115师344旅一部和129师的主力部队,由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发展。 >>

这年夏天,朱德总指挥命令父亲由685团去344旅任副旅长、代理旅长。在我父亲去当面受领任务时,朱老总说:“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自古战略地位重要。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遏制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你这次去困难不会少,号称一个旅,但你的政委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你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所以叫做开辟根据地嘛。到那个地区后,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老百姓叫‘土匪’——多得很,工作环境艰苦,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复杂。”根据朱老总的指示,父亲与黄克诚政委商量,他与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100多人先去。

1938年9月,父亲东出太行,率部参加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作战。

1939年3月,父亲带领的少量部队在鲁西南的东明地区,与地方的两支游击队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他任支队长。支队的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4月底,冀鲁豫支队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金乡县城,毙伤俘日伪军250多人,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还建立了与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在战略上的联系配合。

抗战初期,八路军尚处在探索阶段。父亲十分重视总结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他提出:平原地区能够进行游击战,我地域广大,敌人只能占领点和线,我则可凭借广阔乡村开展游击战;要动员和组织民众进行平原游击战,只要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斗争,就能形成平原游击战所依赖的“活的人山”;进行平原游击战要执行的战术是,“硬的不打,软的打”,“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进行夜战等等,丰富了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

正在抗日斗争兴盛发展之际,1939年8月,湖西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错误“肃托事件”。9月间,中共湖西区委给我父亲和崔田民主任来电,称鲁西南地委是“托派”组织,要求将区以上干部逮捕送湖西。父亲接电后认为事关重大,一方面复电说,没有证据不能捕人,请将具体材料详细告知;一方面电告115师和山东分局请求速派人解决湖西“肃托”问题。不久,115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件的发展。父亲等人的果断措施,挽救了大量抗日干部的生命。

喝水给钱是八路军的纪律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条,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父亲对此深有体会。 >>

父亲刚进到冀鲁豫边区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土豪劣绅敲诈勒索,土匪帮会胡作非为,百姓非常紧张,几乎村村都修了土围子防“兵匪”骚扰。父亲他们的队伍经过村庄,老乡们立即关闭围子门不许进。父亲告诉同志们,进不去围子就在外面做群众工作。老乡见不攻打他们,慢慢地白天把围子门打开,允许通过但不许停宿,后来渐渐地主动让八路军在里面休息,有时还送些开水。父亲要求部队喝了水一律付钱,老乡们对喝白开水还付钱的军队惊讶不已。利用休息的机会,战士们告诉老乡,虽然帽子上也是“国军”的符号,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是来和他们一块打鬼子、打土匪的,喝水给钱是八路军的纪律。

经过做工作,老乡们相信八路军“不孬”,但怀疑能不能打得了鬼子。1939年4月底,父亲率队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寇守军,接着又袭击了日军的一个汽车队,虽然战果不大,但我们的战士一边追一边喊一边放枪,大煞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老乡这下信了,“沈鸿烈(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撵着日本鬼子的大汽车跑,真厉害!”

民间武装成分复杂,政治倾向多样。父亲和崔田民主任特别注意做分化工作,能争取的尽量争取,不少“牛毛司令”陆续表示服从八路军的领导。湖西地区有个地主的女儿叫周江兰,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农村妇女,性格倔犟,鬼子一来,她坚决抗日,卖了地买枪招人,拉起200多人的一支队伍。冀鲁豫支队成立后,她配合了支队几次行动,后主动提出把队伍交给父亲。自己回家后又卖地,再把钱送到冀鲁豫支队作给养。

1941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我根据地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及上百次“扫荡”、“清剿”和“蚕食”。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及“三光政策”,加上连年大旱,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这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最困难时期。

1941年秋收季节到了,父亲收到的却是几个分区的缺粮报告。冀鲁豫行署段君毅副主任设法紧急筹集了一批粮食,由部队武装护运。运粮队一回来,父亲马上指示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当乡亲们看到粮袋上遍布血迹,成了一袋袋“血粮”时,全都惊呆了。原来,运粮要通过敌军层层设防的据点和公路,四轮牛车走得慢,赶车群众挥鞭吆喝惊动了据点的敌人。押运粮车的八路军边打边走,有的战士中弹,赶车的群众把负伤、牺牲的战士抬上粮车,许多粮袋上浸满鲜血。听了“血粮”的来历,在场的群众放声大哭,手捧浸着八路军战士鲜血的颗颗高粱、玉米泣不成声。有的老人带着全家面向北方长跪不起,祭奠英灵。当年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故事还有很多,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艰苦的8年抗日战争中,父亲在冀鲁豫边区战斗、工作了5年零3个月,参加创建冀鲁豫边区八路军部队和冀鲁豫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前夕,边区人口达2000万,成为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父亲率部保卫延安。父亲怀着对冀鲁豫军民的无限眷恋,率领冀鲁豫军区五个团和回民支队,踏上了赴延安的征途。

人物小传

杨得志,1911年1月生,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县)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和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上井冈山,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部转战赣南闽西,参加创建中央苏区斗争和历次反“围剿”;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率“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1936年任师长。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所部为平型关战斗两个主攻团之一;1938年任344旅副旅长、代旅长;1939年任冀鲁豫支队支队长;1940年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参加建立、发展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即“杨罗耿兵团”)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病逝。

作者简介

杨建华,1953年生,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6年军事学院基本指挥系毕业。历任武汉军区情报部参谋、副处长、处长;第54集团军某步兵师副师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局长、局长、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党委常委、联勤部部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

耿莹

耿飚之女

“土八路”在逆境中创造奇迹

我的父亲耿飚与缔造新中国的先辈们共同为解放全中国,为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奋斗了一生。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只为换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后代福祉。 >>

父亲的一生是惊涛骇浪的一生,是风驰电掣的一生,是七彩锦绣的一生,是坚守和强大中华魂的一生。父亲用90多年的人生岁月,一步一个血窝走过来。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他们浴血征战,创造了所向无敌、默默奉献、可歌可泣的战斗人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时候,总是引发我们这些后辈及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种种回忆和感恩。

第一把枪和第一支游击队

我的父亲耿飚在1916年还只是个7岁男孩时,就有了他的梦想,怀着童话般的憧憬,走出了那个“朱元璋点石为门”的山冲,在矿上当了一个小童工。在工人俱乐部里,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工人共同争取生存权益而罢工的斗争中,具备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他1925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信念。在这十年里,他不断接受教导和引领,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有志青年。 >>

这里我讲父亲参加革命的一个故事:一次父亲从醴陵去铜鼓找毛委员,但毛委员已去浏阳,等父亲去了浏阳,毛委员又去了井冈山。浏阳县委负责人告诉他,现在浏阳游击队缺人,希望他留下。父亲二话没说,只要是打敌人,哪儿都行。浏阳县委负责人说,我们交给你一个游击队,你来当队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带领一个游击队,是很兴奋的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送给他一把手枪。拿着那把驳壳枪,父亲爱不释手。同时交给他的还有一根筷子,因为这把枪不好使,打完后,子弹壳出不了膛,要用筷子退壳。这是父亲的第一把枪,也是党交给的武器。游击队总共7个人,年龄各不同,这是父亲的第一支游击队。

在山洞中“参禅悟道”

1936年6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在陕北的瓦窑堡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迁往保安),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知己知彼地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个“大学”,集中了我军师以上的干部,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驰骋战场的将军们。他们的大学就在保安的山洞中。 >>

那儿是古代的边陲要塞,北边是长城,城外有像蜂窝一样的山洞,里面都是野狼吃剩下的兽骨,以及杂草、腐草、厚厚的羊粪,洞里也是蝙蝠的家。父亲他们仅用了一天半就叫这些山洞变了样,有了石凳、石桌、石粉笔、石黑板,灯都是石头做的,一看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回到了石器时期,就差人人披上兽皮了。将军们在一起,快乐、认真、调皮,因为他们全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朝气蓬勃。革命的乐观主义把他们变成了一群调皮的孩子。

毛主席、洛甫、林彪、李德、凯丰等,都是他们的老师。

有一次毛主席去看他们,一到就打趣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父亲他们参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禅”,悟的是中国革命之“道”。主席与大家分析了形势,对比了利弊,讲述在当时的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

毛主席还看了他们的文化生活,看了他们演的话剧,看罗瑞卿扮演蒋介石。毛主席笑得烟都忘了吸,高兴地说,我们革命者就是要这样,生存艰苦,我们不怕,敌人的炮弹我们更不怕,革命的乐观主义伴我们消灭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父亲他们这辈人,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远离过逆境,但最后胜利的总是他们,原因很简单:心里装着坚定的信念,并永远能抓住逆境背后的机遇,在逆境中创造奇迹。所以他们是胜利者,是英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那时的他们年轻,但他们将浑身的劲头都用在一个方向,他们年轻的热血迸发了创造力,他们用心中的坚强信念驾驭了蓬勃的朝气,他们每个人的善良都来自于干净的心底。

开荒地,打老虎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共同抗日,为了全民族携手共同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以德报怨,放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并不真心抗日。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完全撕毁了两党达成的协议,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封锁了交通,堵绝了商品输入途径,边区的日常生活成了问题。 >>

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父辈们开始了大生产运动。1940年冬天,359旅和385旅奉命屯田开荒,当时父亲是在385旅,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大凤川、小凤川、东华池,在陕甘宁边区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山里,那里有大片的荒芜土地。父亲他们勘察了地形,还不忘查历史资料,考证了这块地方是明清两代的“塞上谷仓”,水源不缺,土地肥沃,完全可以成为八路军的粮仓。说干就干,三个营开荒,两个营挖窑洞解决住房,很快就开出一大片土地。

当时野兽很多,尤其是猛兽很多,既伤人,又糟蹋庄稼。父亲他们组织了打猎队,一个月下来,收获不小。4只老虎,7只豹子,上百只狼和狐狸,上千只野兔,毛皮剥下来拿到西安卖钱充军费,肉给战士们补身体,同时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毛主席。毛主席兴趣很大,对朱德总司令说,你能不能把它举起来?朱老总试了试说,不行,要吃“九牛二虎”才能把它举起来。385旅还泡了虎骨酒给中央领导同志治风湿。

战争年代从来没离开过书

父亲他们在与国民党军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过程中,从来没忘记提高自身的军事水平和文化素养,用知识武装自己和提升自己。我记得在父亲的书房里,我喜欢探秘:父亲的知识那么渊博,为什么我问什么他都知道?最后我得出结论,是父亲的书房,是书教给他的,所以我自识字以来最爱的是书。 >>

父亲在战争年代从来没离开过书,共产党领导历来都极重视知识,再困难也要办学校。

父亲除了参加学校学习,还自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尉缭子》《淮南子》《伏龙芝军事学》,还有日本人所写《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并将其花了40小时刻成蜡版油印,装成册发给战友。现在,只留下这个油印的小册子和《七子兵略》还能在父亲的书房里找到。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童工出身的将军。这也是为什么泥腿子能打败国民党的因素之一。也就不难理解建立新中国后,我们新的共和国能送10个泥腿子将军去世界上当洋大使。党相信他们这些土八路能做好洋大使,而这些土八路也坚信他们会在洋土地上生根发芽,星火燎原!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自信,也是新中国的自信。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4月,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毛主席号召“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6月6日展开了夏季攻势,消灭了日伪军1万多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军委命令迅速占领张家口打通去东北的通道。 >>

按照朱总司令8月10日的命令,驻张家口的日军已与八路军取得了联系,接洽投降事宜。然而仅过了一夜,敌人变卦,声言接到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国民党依托工事,抢夺胜利果实。

8月17日,父亲电令平北军分区派部队向张家口急驰,平北军分区40团和14团迅速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察北骑兵支队亦参战与苏蒙联军会师。1945年8月23日,张家口广播电台恢复播音,这座塞上重镇回到了人民手中。

8月30日,中央军委电令晋察冀军区继续巩固胜利。电文如下:

程耿:

巩固张家口战略要点和已得的胜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郭刘向北平前进之部队和陈坊仁、罗元发向大同前进之部队除各留一部破坏铁路交通外,主力应加速沿平绥路向张家口集结,以张家口为基点扫除张家口四周之敌并巩固张家口。力求集结两万人于张家口附近。

这为我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指明了方向。

国民党的军队也在紧急调动。蒋介石、傅作义、阎锡山的部队也在收编大批伪军。他们在晋察冀周围集结了4万多人马。蒋介石试图以北平行辕为中心,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解放区实施东西夹击,切断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9月2日,军委又发来一电,要求父亲他们巩固胜利,寻机歼灭敌人。

这两份电令和随之的张家口解放,摁下了我军解放全中国的启动键。听父亲讲,他开着国民党留下的美式吉普到灵丘去迎接从延安飞回晋察冀的聂荣臻司令员,与他同来的还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黄永胜等,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也随同前来。

父亲一席话,消化半辈子

父亲对我们非常疼爱,但又不是溺爱,而是通过讲道理帮助我们成长。记得我小时候,因为一点小事不和家人说话,父亲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聊天。开始他老人家讲的什么我没听见,但父亲还是不停地只管说。父亲说到我是姐姐要有容人之量,因为我下边不但有自己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三叔、四叔、五叔的孩子,他们都是我的弟弟,我要学会锻炼自己的性格品质。父亲说,你看过很多书,有没有用心去感悟? >>

我有点心疼父亲,讲了那么半天,应该给父亲倒杯水喝。父亲接过水,跟我说:女儿,爸爸了解你,你善良,平时的宽容都比弟弟妹妹强,咱们就来说说水吧,爸爸希望你能领悟水的性格。我的兴趣来了,请父亲给我描述水的性格。父亲稍微停了一会喝了口水说:水百折不挠、水包容接纳、水以柔克刚、水聚气生财、水能屈能伸、水可周济天下、水能功成身退。这些你信不信?你要能领悟,就会举一反三,会成为你的性格。

父亲一口气只一个“水”字就做了这么大的文章,原本我从小到大都尊敬和崇拜我的父亲,求知欲更使我想知道每个词组后的意义何在,道理何在。父亲随之又给我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父亲的一席话,我几乎消化了半辈子,我也在想中国共产党人,表面看是农民、工人、有良知的青年为了一个目标聚集成的队伍,是泥腿子,是土八路,但他们是集中国文化精髓最优秀的一代中国人。

作者简介

耿莹,1939年出生,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分到中国画研究院做保健医生,并进行书画创作。1984年到1986年在珠海创立湘江实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7年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长。2012年至今任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理事。 >>

人物小传

耿飚(1909-2000),原名耿俊勇、耿润德。湖南醴陵人。早年在常宁县水口山当矿工。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醴北游击队队长。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师三团参谋长、四团团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1936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参谋长。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副旅长兼参谋长。1941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处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

1950年后,任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1959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2000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张卓亚

李兆麟之女,随父亲“张寿籛”姓氏。

在白山黑水间屡建奇功

1946年3月9日,我的父亲、时任滨江省副省长、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父亲时年36岁,而我,他最小的女儿,年仅1岁。 >>

父亲生前担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自“九一八”事变起,在漫长的14年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几乎一枪未发“奇袭老钱柜”

父亲原名李超兰。他曾用过一些化名,其中以“张寿籛”最广为人知。东北解放后,他改名为“李兆麟”。 >>

在“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在同乡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已经开始投入革命工作。1930年,父亲20岁,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入关来到北平,在北平西郊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共青团北平市委随即决定派遣父亲等人赴东北组建抗日义勇军。1932年3月,辽阳各抗日武装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此后,在父亲的率领下,第二十四路义勇军接连出击,频繁作战,成为辽南抗日斗争的主力军之一。1933年10月,由于中共奉天组织遭敌人破坏,父亲被组织派到哈尔滨中共北满省委会担任军事委员。其后数年间,他领导过珠河反日游击队、哈东反日游击队,历任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抗联六军政治部主任、东北抗联军政学校教务长等职。

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他的战友后来回忆时总说,张主任带领我们打仗,绝对没有吃亏的时候。据我所知,父亲生前指挥过的几场战役,已被军事科学院列为“特殊战役”进行研究。我以印象深刻的“奇袭老钱柜”一役为例,讲述一下他的指挥才能。

老钱柜位于小兴安岭中腹部的黑龙江省伊春市红山区。日军入侵汤原之后,为掠夺小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建立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日本人森山等7名指导官及百余名伪警察驻扎于此。1936年3月,父亲接上级指示,率部队攻打日伪据点老钱柜。

伪森林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叫于四炮,此人和百余名森林警察都是猎户出身,枪法准、山路熟,战斗力极强。针对于四炮们,父亲决定采取远距离奇袭与智擒的战术。他和战士们乘着雪爬犁顺河面急行300里到达老钱柜,在第一道关卡,守关伪警察黄毛一听来者是“张寿籛”,一下子吓坏了。父亲让战士们换上伪警察的衣服,押着黄毛乘着雪爬犁继续急行500里,到了于四炮驻地,黄毛的名字成了战士们一路畅通的“通行证”。最后到了日本人营地,战士们击毙了7名日本指导官,俘虏了包括于四炮在内的全部伪森林警察。同时,缴枪200多支,子弹30万发,粮食10多万斤,消除了我军后方之患。父亲还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成功说服于四炮加入抗联队伍,于四炮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老钱柜一役妙就妙在几乎一枪未发。这里的日伪据点被端掉后,为东北抗联建立小兴安岭汤旺河谷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粉碎敌人围攻总指挥部阴谋

1938年,父亲出任东北抗联三路军总指挥兼抗联第六军军长、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委员。从1938年起,东北抗联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关东军在三江地区大规模压上,抗联原先的活动区域被压缩。 >>

为了保存抗联各军主力,也为了开辟新的游击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会决定:组织在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等部队向海伦地区西征。

据冯仲云(昔日东北抗联三路军政治委员)后来的回忆,“寿籛的军事天才突出表现出来的是1938年度日寇大举‘清缴’松江下游、队伍处于极端危险状态之时。在寿籛率领和指挥之下,抗联第三路军、也可以说抗联四个军,在粮尽弹绝、冰天雪地条件下,踏破小兴安岭的万重山而远征到龙江平原,开辟了1938年度以后北满的抗战局面……特别在1939年度,寿籛曾亲自指挥、率领部队在嫩江讷河平原活动,牵制了日蒙战争中敌伪军数个旅的兵力,破坏和扰乱了敌人的后方”。

抗联军队的行动,引来了敌人更猛烈的反扑。1940年中,朝阳山战役打响,这是父亲和战友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战斗之一。朝阳山位于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北部,地势险要,易于隐蔽攻守、迂回出击,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龙北部队的主要后方基地。

敌人直扑朝阳山,仅有20人左右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教导队以血肉之躯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教导队边打边撤,途中敌弹飞来,将父亲的背囊打穿,所幸未伤及身体。

朝阳山一役,抗联战士顽强阻击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粉碎了日伪妄图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一网打尽”的阴谋。但胜利的成果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父亲失去了数位亲密战友:包括年仅31岁的原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时任中共北满省委委员的张兰生,以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朝鲜同志崔清秀等人。

硬是挺过50天断粮危机

事实上,枪林弹雨并非抗联战士们面临的唯一生死考验。每一个抗联战士都是在饥寒交迫中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曾一起经历过50天断粮危机。 >>

朝阳山战斗后不久,父亲率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活动于通北县南北河一带。当时为起草文稿,父亲回到了母亲所在的后方,和30多位老弱病残的战友在一起。

后方战士本等着前方部队运粮归来,不料天公不作美,部队运粮途经南北河时,因洪水暴涨无法过河,后面又有敌人追赶,迫不得已,就把粮食就地藏起来后撤走了。后方战士们存粮不够,很快陷入了断粮的困境。

没有粮食吃,父亲带领着战友们在深山挖野菜、拣榛子、采蘑菇、摘葡萄。不过,时值8月,东北山区寒意渐浓,野菜的数量也越来越少,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战士逐渐虚弱地倒下,甚至没有力气爬起来。

在最困难的时刻,父亲还在微弱地发声,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绝不能动摇我们抗日到底的信念。”他还向大家许诺,“等我们革命胜利了,我就带你们回哈尔滨下馆子吃饺子,我带你们到戏园子看京剧”。正是依靠这股精神,父亲和战友们团结一致,硬是挺过了50天的断粮煎熬,坚持到了交通员送来粮食的时刻。

为了部队毅然丢弃亲生骨肉

我的母亲金伯文在断粮时正怀有身孕,但父亲从来没有为母亲开过“小灶”。每天分配食物时,他总是先满足伤病员的需要,然后是体弱的战士和女同志,最后才是母亲和自己。恢复体力后,父亲随部队离开后方,而母亲开始准备往深山行进,她快生产了。 >>

战争年代,怀孕对抗联女战士而言,不啻于一场灾难。山里的气温越来越低,到1940年11月时,雪已齐胸厚。母亲把雪扒开,在空地上生下孩子(即我的大哥)。来不及等胎盘落下,战友们把孩子包了包,让母亲揣在怀里,继续行军。因为此时,日军的马队正在山上搜索追踪抗联战士。

为了防止孩子的哭声引来敌人注意,每逢孩子要哭时,母亲就会往他嘴边抹一点大烟土——这本是抗联战士们受伤止痛的药品,却成了让孩子昏睡的不得已的方法。

就这样,母亲背着孩子走过了整个东北的冬天,雪化敌人撤走时,孩子已有半岁。

不久后,父亲再次从前线归来,战友们乐了,总指挥看见孩子该有多开心啊。然而一天,我的哥哥哭起来时,父亲把他扔到了深山中。

母亲向父亲哭诉。而我父亲说:伯文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当你的面把他打死。为什么?我不能因为一个总指挥的孩子的哭声让我的队伍受损,所以我要把他打死。

我的这位哥哥后来是否夭折于战争年代,我无从得知。每次回想到这段历史,父亲的作为都令我感慨:他的部队比他的孩子更重要,他真是像少年时跟自己母亲许诺的那样,他为人民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那些“向我开炮”的无名英雄

至1940年春天,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仍没有接通联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与苏联边防军取得了联系,提出抗联转移苏境整训。 >>

苏军原本想把中共东北组织和抗联与苏联远东边防军合并,不再保存抗联的组织系统。但父亲和抗联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坚持:东北抗联必须保留两个独立性,即要保持中国抗日联军的党的独立性;要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彼时,由于苏方也急欲了解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略设施,希望利用抗联将士为他们获取日军情报。最终,苏军做出了让步,谈判画上了圆满句号。

抗联部队进入苏境后,起初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后来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抗联行踪,被编入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旅。

其后的4年间,苏联教官对88旅进行了全面的特种兵训练,包括训练武器使用、无线电发报、跳伞等。我的母亲在第二次怀孕3个月时,坚持完成了跳伞。她后来告诉我,因为只有完成全部科目,她和抗联的战友们才能重返东北战场。训练之外,抗联战士们也一直在坚持对关东军进行武装侦察,比如,不同日伪据点里,分布了多少日本部队,有多少重型武器,等等。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这些侦察内容被汇编为“日本关东军东北要塞图”,连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在1945年8月8日到来,苏联在这一天对日正式宣战。苏军从88旅抽调了会简单日语、俄语的340人,让他们作为苏联三方面军的向导。另又抽调160人,分为三个组,每一组配一个电台,三套服装(日本军装、苏军军装、老百姓服装)。反攻之战打响前,这160名战士被空投到日伪据点,他们抵达据点后同时向远东司令部发电:“我到此,反攻时向我开炮!”如此,所有苏军重炮都向着无线电的方向发射,仅仅7天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全线战斗力消失。

这空投的160名战士,只有一两人活了下来,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并且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倒在黎明前的血泊中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苏联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外蒙古独立为条件,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同意由国民政府接收中国东北。共产党只能通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苏军身份,与国民党作斗争。 >>

在特殊的环境下,父亲是唯一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公开身份,接收哈尔滨的中共党员。在接收哈尔滨短短半年时间里,他从哈尔滨为我党筹集到大量资金、物资、武器弹药、药品,并获取大量情报,为我党解放东北争取了时间。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把父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曾说,绝不能让李兆麟活着走出哈尔滨。

1946年3月9日下午,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哈尔滨道里区水道街9号,身中数刀。父亲14年抗战,在新中国即将到来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迎来了人民的解放!

人物小传

李兆麟(1910—1946),辽宁人,曾用名李烈生、张寿籛。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名列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

“九一八”事变后,率领抗联战士在东北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我军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

作者简介

张卓亚,随父亲“张寿籛”姓氏。生于苏军88旅,时逢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取名为“卓亚”。2007年开通博客讲述父亲李兆麟与东北抗联的故事,自言希望父亲能看到女儿在传承历史。 >>

韩宝轩

韩家麟之子

抗日战场首位殉国将领

我的父亲韩家麟是著名爱国抗日将领马占山(我妻子的祖父)的部将。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临危受命,率黑龙江省军民奋起抗击。嫩江桥一战,重挫日军,威震中外,史称“江桥抗战”。父亲追随左右,竭诚合作,驰骋沙场,始终不渝,1932年于小兴安岭庆城(今庆安)县东山里罗圈甸子与日军鏖战时阵亡。 >>

坚决拒绝充当日本人帮凶

父亲16岁时被时任奉系吴俊升部骑兵二旅三团少校连长的马占山看中,收为义子,从此走上了军旅生涯。随着官职的晋升,父亲深感知识不足,还要继续深造,于1930年考入沈阳“东北高等军事研究班”(隶属东北讲武堂),家眷也同往。 >>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父亲正在军校。当天夜里,军校即被日军占领。次日,在校任教的日本教官和派入的日军头目开始对学员进行利诱,迫使他们与日军合作,当时有一些学生叛国投敌。但父亲等人的爱国仇敌之志并不为敌人的利诱所动摇,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坚决拒绝充当日本人的帮凶。他与同学马荣久(东北边防军第53军军长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的副官)等设法逃离军校,在农民家中躲藏几日后,化装潜回家中。此后他们携家眷混入逃难人群中,冒死从沈阳跑到皇姑屯搭火车入关到了北平。他们的行动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高尚的民族气节。

到达北平后,父亲与马荣久辗转找到驻防北平的53军军部,面见军长万福麟。向万陈述了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暴行,并要求返回黑龙江省原部队,万允予考虑。

马占山在“九一八”事变时任黑龙江省步兵第三旅中将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日军逼近省城齐齐哈尔时,城内只有一个卫队团,周围也仅有四五个省防旅。省城内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投降派和日本特务活动猖獗,形势逼人。于是张学良在请示南京中央政府后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可调动全省及周边部队)。

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第二师团步、骑、炮兵1300多人挟汉奸张海鹏部,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对齐齐哈尔南面的泰来嫩江哈尔葛铁路桥马占山部江桥阵地直接发起大规模攻击。出乎日军预料,他们遭到了马占山部的坚决抵抗,激战三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弃尸桥头,狼狈败退。江桥之战是我军自“九一八”以来取得的首次大捷,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江桥抗战”历时近半月。日军先后投入兵力3万余人,且装备精良。马占山部投入兵力1万多人,皆为地方部队且装备比较简陋。在东北大部分国土沦丧,国民党将领的一片恐日声中,黑龙江省地方守备部队以简陋的武器阻击不可一世的强大的日军于江桥,使投降派论调受到打击,使全国的抗日热情达到了高潮。

往返北平黑龙江传达军事机密

日军对黑龙江省的入侵,切断了张学良、万福麟与黑龙江省军政部门的联系,张与万当时急需了解黑龙江省抗战的详细情况,以便对战局作出重要部署和指示。因此,张、万批准了父亲要求返回黑龙江省的请求,并委派他为专使,负责为马占山传递机密指令。 >>

父亲接到批准命令后,非常兴奋,随即着手准备启程。他置办衣服将自己化装成商人模样,母亲为他将一件写在丝织品上的张学良指令絮在棉裤里,父亲简单安排一下家事就冒险上路了。

马占山率部在江桥一线与日军鏖战的生死关头,父亲带来了张学良的密令。马占山见到受过正规化军事训练的义子回来助战,非常高兴,任命父亲为黑龙江省军署少将参议兼省府机要秘书。他既参与制定部队作战计划,也参与省府的各项重要机密工作,是马占山的得力助手。在父亲等将领的协助下,马占山率部多次予以日军大本营急调的专门用于寒地作战的精锐部队多门师团以重创。多门师团长多门二郎的胞弟被我军击毙,多门二郎本人也险些被俘,多名联队长级敌酋毙命,更有敌机被我军击落。

“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率部及省政府退守海伦。此时,马占山又派父亲返回北平,向张学良和万福麟汇报江省抗战情况。

父亲第二次从北平携带张、万的密令返回黑龙江省后,继续跟随马占山抗日。而此时东北局部抗战的性质,除黑龙江省抗战政府还在独立支撑外,实际上已由政府行为转变为民间行为。许多东北军将领相继收集旧部及乡间民团和民众组成抗日义勇军,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1932年2月,父亲受任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为抗日出谋献策,不遗余力,始终不渝。

重举义旗抗日到底

从1931年11月4日正式打响江桥之战到1932年2月,马占山的部队历经大小数次战役,人员伤亡惨重,武器弹药消耗殆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并派秘书韩立如往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战事和请求接济事宜。但他没得到南京政府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支援,面临日军合围、孤军奋战、伤亡惨重的严峻形势。日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也派出汉奸以“联省自治”名义极力拉拢之。马占山与父亲等经慎重考虑,为摆脱目前困境,保住黑龙江,以图东山再起,便行韬晦之计,决定采取诈降的策略,暂时接受伪满的任职。其后马占山借机整编部队,补充枪支弹药、粮饷经费。马占山诈降的策略,令许多人不理解、不认可。一些将领离他而去,一些部队投奔他处。而日本人也撕毁当初的承诺,不断加强对马占山的控制,这些都令马占山非常苦恼。 >>

父亲一方面劝慰马占山;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安抚那些不明真相的将领和部队。1932年3月12日,马占山由长春返回后告诉父亲,要他去军政部任职是调虎离山,此去长春已见日人野心毕露,江省也恐难保。两人彻夜未眠,反复研究,可选之路只有一条:重举义旗,抗日到底。而此时韩立如也受张学良的委派潜回江省告知马占山国联调查团即将到东北进行调查的消息,马占山认为反正的时机已到。

1932年3月下旬,父亲按预先与马占山制定的计划,开始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他亲赴海伦、拜泉一带与各县长和部队长官取得联系,为进一步唤起民众,采取以民为兵策略,编练民团,并向伪黑龙江省政府发出“部队不稳,急需安抚”等假报告,作为制造马占山离开齐齐哈尔到各地视察部队的借口。

随后,父亲又以接马占山家眷来省城为名去海伦县,秘密通知马家人迅速离去。安排他们先取道黑河过国境到苏联海参崴,再乘船去天津。家眷的顺利离去,完全解除了马占山再次抗日的后顾之忧。之后父亲暗里串联和收复反军,并利用民间枪多的条件编练新军。他还调马占山卫队开赴黑河,编入步兵旅,以造成马占山要去长春赴任,不再用卫队的假象。

4月2日零时,马占山密令步兵一营,乘汽车20辆,与骑兵一营转移先出省城。黎明,马占山与父亲两人带随从数人,乘坐汽车急赴黑河。7日在黑河重组江省抗日政府和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12日父亲拟定电稿,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布重举义旗,抗日到底,表示了“为民而战,不灭夷寇,誓不生还”的坚定信念。父亲在马占山摆脱日伪虎口反正,返回黑河,重举抗日旗帜的准备工作中和其后与日军的艰苦战斗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直至战死疆场,以身殉国。

马占山重举义旗后,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人阴谋建立伪满洲国的罪行,表明再度抗战的决心。这使日军十分震惊,也让日本人在国际上丢尽了脸面。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消灭。

遗体被日军误认为马占山

6月下旬至7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沿齐克、呼海两铁路夹击马占山部队。马占山部则越过呼海铁路,在庆城一带同日军激战,并占据大青山为根据地,以期借助天险进行长期抗战。 >>

7月中旬,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大青山马部发起猛攻,前后四次血战,历经六昼夜。战斗之激烈,较之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役日军死伤千余人,遗尸遍野。马占山部竭力抵抗,加以青纱帐起,江河泛滥,大山中交通闭塞,蚊虫食人,日军被迫于25日退回呼海铁路。马占山率骑兵2000余人再次东进,于26日在海伦、东安、古镇、罗圈甸子等处与日军作战。后行至庆城县东山里张河白硷子山口时,遭遇日军步、炮兵千余人的伏击,猝不及防,被日军重重包围。激战三昼夜,马部人员伤亡惨重,马占山面部受伤,辎重损失殆尽,形势万分险恶。于是马占山与父亲决定各带一部,分两路向不同方向突围。父亲率领官兵百余人和马驮子50多匹向北突围而走,以吸引日军主力掩护马占山。

这次突围,马占山进入深山老林荒无人烟的地区,后面追兵渐渐远离,因而得以脱险。40多天后,马占山带领余部走出山区,来到龙城县城。而龙城县官员及军民在此之前,已从报纸上看到“马占山阵亡”的消息及日本人在现场拍的尸体和海伦县城上挂着的马占山首级的照片。今见到马占山一行突然到来,均惊奇不解。马占山等闻之,也不知其故。后来他们听到和父亲一同突围的一名幸存归来卫士的报告才真相大白,并明白了日军后来不再追他们的原因。

原来,马、韩各率部队分头突围后,日军见向北突围的人数比较多,又有马驮子随行,便认定马占山必在其中,于是紧追不放。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父亲所部将日军甩在后面。当天晚上,父亲率部行到庆城县东山里罗圈甸子一处时,见山间有民房,因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又后无追兵,乃行宿营。不料午夜之后,日军田中大队追兵赶到,即将他们团团围住。7月29日拂晓,日军发动袭击,父亲率部凭借房屋院墙奋起迎击。经过一天的激战,父亲身负重伤数处,最后中弹壮烈牺牲。全体官兵拒不投降,几乎悉数战死或被杀害。

当日军打扫战场时,发现一位身着呢料军服、足蹬马靴的小个子军官。他面部已血肉模糊,鼻下尚有胡须,其身材、相貌与马占山酷似。同时,又从他身背皮质挎包中搜出马占山的名帖及私人印章一枚、溥仪送给马占山的玉质镶金名贵烟具一套。因此,日军田中信男少佐确认死者定是马占山无疑。他对此如获至宝,立即现场拍摄照片,并把首级割下(后悬挂于海伦县城上示众),然后火速将击毙马占山的消息报告上级。日军头目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欣喜若狂,立即向东京陆军省和天皇报告请功。伪满及日本报纸和电台,均报道了马占山已经被击毙的头号新闻,并刊登了战场照片。后来,日军将父亲的首级送至日本首都东京,并举办展览会庆贺“击毙”马占山的“胜利”,演出了一幕遗臭万年的滑稽闹剧。

马占山得知父亲壮烈殉国的消息时,涕泪俱下,长时间不思饮食。

父亲为国捐躯时年仅34岁,是“九一八”国难以来,中国抗日战场上阵亡的将级军官中的第一人。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壮烈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名垂千古。

人物小传

韩家麟(1898—1932),国民党东北军少将。吉林省梨树县人,祖籍山东黄县,高小毕业后,回家务农。“九一八”事变后,跟随马占山参加江桥抗战,打响抗日第一枪。曾任黑龙江省军署少将参议兼省府机要秘书、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32年在黑龙江庆城与日寇作战时,壮烈牺牲。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

作者简介

韩宝轩,1918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复旦大学毕业,离休干部,民革成员。1942年上大四时响应政府征召,投笔从戎加入中国远征军任美军顾问团中校翻译官。随军在云南、桂林、广西对日军作战,直到日本投降。复员后在辽宁、天津等处银行任职。 >>

陈再方

陈锡联之子

陈再方忆父亲陈锡联:在太行山与日军斗智斗勇

父亲生前很少与我们讲战争时期自己的情况,只说过他在红军的一个团有上千人,到全国解放时能联系上的仅有十几个人,胜利与光荣属于那些先烈。在这里回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参加的几场著名战斗经历,主要以他的回忆录叙述为主。借此让我们一同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夜袭阳明堡机场 卫立煌致电感谢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逼蒋抗日”,促成了国共二次合作,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115、120、129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根据中央命令,129师开赴正(定)太(原)线南侧地区,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父亲时任129师769团团长,率部进抵已是日军占领区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伺机歼敌作战。由于深入敌占区,部队与师指挥所间的通信联络很不方便,刘伯承师长在与父亲分手时叮嘱道:你带769团单独行动,要抓住战机,主动歼敌,要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千变万化的情况,独立自主、果断行事,不战则已、首战必胜。

当时,忻口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南犯日寇向国民党忻口守军发起猛烈攻击,企图打通通路,攻占太原。苏龙口村位于滹沱河东岸,顺河南下便是忻口。日军飞机接二连三从头顶掠过,前线战事紧急。从敌机出没的高度、时间等,父亲判断机场可能就在附近。通过向当地老乡了解,确定机场位于隔河10里外的阳明堡。

父亲亲自带领三个营长抵近进行实地侦察,详细了解机场内外情况。机场共有24架飞机,白天起飞去忻口、太原轰炸,晚上全部返回机场,守卫部队为日军香月师团一个联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机场有守军200人左右。

尽管在人数上占优,但我枪支弹药短缺,甚至几个战士合用一支枪。父亲带领大家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日军正忙于夺取忻口,如果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得手即撤,取得胜利完全有把握。经周密部署,决定以三营为突击队,其他部队策应、掩护和阻击援敌。

1937年10月19日晚,在夜色掩护下,父亲率部涉过滹沱河对机场进行了袭击,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以我伤亡30余人代价炸毁了日军全部24架飞机,并毙伤日军100余人,取得奇袭胜利。让父亲痛心的是,为掩护部队撤离,赵崇德营长不幸中弹牺牲。

20日一早,忻口阵地上空突然没了日军飞机,国民党作战部队还以为日军要耍什么花招,当听说原来是八路军炸毁了全部飞机,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的官兵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

一直承受日军空袭巨大压力的忻口战役总指挥卫立煌即致电周恩来副主席:“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蒋介石也颁发了嘉奖令和奖金。 >>

三战三捷 打败日军有经验老兵

1937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据此,129师部署明确了任务重点,即迅速地化整为零,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间,父亲带领部队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打击日伪军。

这期间父亲参加了三次较大规模战役:一是长生口伏击战。1938年2月中旬,华北侵华日军以4个师团3万余人向晋南发动攻势作战,企图占领临汾、运城等地。为牵制日军进攻,129师决心集中兵力消灭井陉敌军。井陉为冀西重镇,有日军重兵把守,易守难攻。八路军由769团攻打日军重要据点旧关,诱使井陉日军出援,以386旅设伏于长生口予以歼灭。父亲率部队隐蔽接近,一举攻入旧关镇,歼敌40余人,将日军据点严密包围,作势强攻,使井陉日军中计增援。当增援日军进入长生口埋伏圈时,遭陈赓率领的386旅771团和772团伏击重创。

二是夜袭黎城。邯(郸)长(治)公路是日军连接平汉铁路与同蒲铁路的重要交通线,黎城是这条运输线上的兵站集结要地。旧关战斗之后,为寻机打击日军,129师决定以攻点打援的战法袭击黎城,吸引潞城日军出援,半路伏击歼灭之。

根据作战部署,769团进攻黎城并阻击涉县援敌,386旅在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附近三面埋伏伏击潞城援敌。父亲连夜率部急行军,翻过两座大山,午夜隐蔽抵近黎城近郊。经侦察后,对作战进行了研究部署。凌晨3点半突袭攻城,突入城中才发现黎城不光有原守军300余人,前一天又有步、骑、炮、装甲部队1200余人进驻,大出作战部署意外。局势逆转,敌众我寡。

危急时刻,父亲当机立断,趁夜色将攻击动静搞大,迷惑日军,让其摸不清情况,不敢贸然迎战。果不出所料,日军被我之勇猛攻势所震慑,只能固守在碉堡和工事里不敢出击,连连向潞城、涉县敌军告急求援。涉县日军数百人乘车增援,被我阻击部队痛击窜回;而潞城来援日军1500余人在神头岭陷入386旅部队伏击口袋,大部被歼。

三是响堂铺伏击战。1938年3月下旬,日军猛攻晋西黄河各渡口企图西犯。为打乱日军进攻计划,129师决定对日军重要运输补给线邯长公路进行一次大的袭扰作战,切断日军补给,迟滞其前线行动。伏击地点选在黎城阳关镇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其间公路处于峡谷之中。此役由徐向前副师长直接指挥,769团与386旅771团为伏击主力。

父亲回忆说,当时的日军士兵都是多年老兵,训练有素,战术水平很高,加上装备又好,战斗力很强,一个小分队就可以执行一次战术任务,因此,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我军指战员靠着拼劲、韧劲和不怕牺牲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每次作战,指挥员都要与日军斗智斗勇,借助地利人和,选取日军要害环节,集中优势兵力果断出击,以较小代价实现作战目的。 >>

负伤玉女山 子弹擦着颈动脉穿出

随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我军在邯长公路线上接连取得重大胜利。129师令日军如芒在背。1938年4月初,华北日寇调集精锐部队3万余人,分九路大举围攻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妄图将我军主力消灭在辽县(今左权县)、榆社、武乡地区。为挫败日军企图,129师研究部署了反围攻作战方案,父亲受命与正在和顺县一带活动的八路军115师曾国华支队取得联系,并统一指挥曾国华支队和汪乃贵支队行动。

在父亲率部队溯清漳东源河北上,行军至和顺县松烟镇玉女山一带时,突然与日军第108师团一个联队遭遇。为摸清敌情,父亲借树木和岩石的掩护,用望远镜侦察山下日军部署情况。突然,随着“砰”的一声枪响,父亲栽倒在地,满头鲜血,不省人事。原来,日军暗哨发现山坡有闪光(望远镜的反光),就对反光处开了一枪。

父亲伤势严重,子弹从右下颚射入,擦着颈动脉由后颈贯出,险些要命。刘邓首长听说父亲头部受重伤,立即派时任129师卫生部长的钱信忠同志赶来救治。钱部长催马跑了两天两夜赶到时,父亲嘴巴脖子肿得老高,滴水不进,伤口模糊难以辨认,必须马上做手术。钱部长用手术刀沿着父亲下巴慢慢试探到伤口处,“哗”的一下,流出了足足一瓷碗的脓血及碎骨渣子。

父亲后来说,当时他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没过几天就可以吃东西了,但老从下巴伤口处漏。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他叫卫生员找来一块甘油堵在伤口处,吃喝就不漏了,慢慢伤口也愈合了。戎马生涯,父亲七次负伤,其中贯通伤就有四次,这次是最严重的一次,基本失去右耳的听力。 >>

指挥蟠武战役 优待日军年轻俘虏

1943年,我太行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和野战军地方化。3月,385旅与太行军区第3分区合并,父亲任第3分区司令员。

为挽回太平洋战场上的颓败局面,侵华日军加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以重兵突袭占领第3分区腹心要地蟠龙镇,并在周围构筑据点工事,企图长期固守。

侵华日军一心想将蟠龙镇打造成堡垒要塞,楔入我根据地,准备随时突袭我指挥机关,分割蚕食我根据地。为粉碎日军阴谋,1943年7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发起蟠(龙)武(乡)战役,由父亲指挥第3分区执行作战任务。

由于日伪军在蟠龙镇驻有重兵并筑以强大工事,战役打响后,父亲指挥各参战部队,对外围据点、碉堡及守军一个一个予以歼灭,经过近两天的艰苦作战,将日伪军围困于蟠龙镇。之后,采取“长期围困、逼退敌人”的方针,对出扰之敌予以打击。日军陷入弹尽粮绝之绝境,被迫于1944年2月弃城逃回武乡县据点,我军取得蟠武战役胜利。

尽管恨透了日军,但我军对待日军俘虏可谓仁义之师。父亲说,蟠武战役中我军俘获了一名日军小家伙。当时他藏在柴草堆里,被发现后,用不太熟悉的汉语连说:太君饶命!经询问得知他叫山田,十六七岁,中学未毕业就被强征入伍送到侵华前线,刚来几个月。看到他可怜、稚嫩的样子,父亲让战士给他换了衣服,还做了一顿好吃的。由于战事正酣,就让他藏在了村里一个地窖中,放了好多水和食物,战斗结束后父亲又派人将他护送去了延安。后来父亲到延安学习时还见到他,人长高了、也胖了,还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他见到父亲非常高兴,竖着大拇指说:中国人好!八路军好!表示要为尽早结束这场侵略战争做贡献。

八年抗战,这段历史是用千百万生灵的鲜血写成的。回顾历史,以史为鉴,让中日两国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并以此告诫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要尊重历史,正视亚洲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关切。 >>

【人物小传】

陈锡联(1915~1999),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年参加黄安南游击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通信大队指导员,30军第88师263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4军第10师副师长、第11师政治委员、师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1937年率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后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参加了上党、邯郸、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重庆解放后,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川东军区司令员。1950年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73年12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9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聂力

聂荣臻之女

2002年9月中旬,我和当年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等组成老区“寻访组”,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

旗开得胜:平型关大捷

我们最先来到平型关,参观了当年八路军115师与日军板垣师团激战的十里长沟。沿途,当得知我是聂荣臻的女儿时,乡亲们热情地围上来,眼里闪着激动的光。父亲和林彪率部创造的平型关大捷,让当地的父老乡亲自豪了一辈子。

1937年8月底,八路军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林彪和父亲率领115师行进在最前面。蒋介石的委任状上,林彪是师长,父亲是副师长。两个多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父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师政委。

那个时期,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整个华北战场一片失败景象。

林彪对父亲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父亲说:“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父亲又说,这是我们八路军第一次同日本人交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振奋一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9月25日早晨7时整,平型关战斗打响,至中午,战斗结束。此役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115师为此牺牲了200多人,不少是打扫战场时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令人痛心。

平型关大捷,替全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它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仗的政治意义更大,它使八路军名扬天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

孤悬敌后:创建晋察冀

打完平型关,父亲和林彪就分手了,林彪带115师主力南下,父亲带少数人留下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主席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晋察冀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的一大片地方。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心里有底,在他生前,也没有问过他这事。我只是看到很多材料上说,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心声了。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父亲首先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在父亲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父亲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1937年11月,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然而,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六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八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袭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这算是晋察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1937年10月,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久,父亲派人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父亲的指示,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父亲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

吕正操率部开回冀中平原开辟根据地,父亲向其部队派出不少干部。不久,在父亲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五台分兵”,留给父亲的是3000人。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3000人变成3万人,30万人。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收编杂色武装,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顿时变得“干净”了。

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扩大。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 >>

鱼水情深:新中国雏形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常常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六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晋察冀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前往晋察冀。

从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2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

他问:“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质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

五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父亲说:“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回,卡尔逊的怀疑彻底消除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

可以说,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的堡垒。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依然是共产党解放军在华北的巩固的堡垒,它为后来我们党定都北京,做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 >>

聂力

聂荣臻之女

聂力追忆聂荣臻:从平型关到晋察冀 父亲的抗日往事

聂力7月22日在《参考消息》报纸撰文,追忆自己的父亲聂荣臻在抗日时期的往事。全文如下:

旗开得胜:平型关大捷

2002年9月中旬,我和当年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等组成老区“寻访组”,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我们最先来到平型关,参观了当年八路军115师与日军板垣师团激战的十里长沟。沿途,当得知我是聂荣臻的女儿时,乡亲们热情地围上来,眼里闪着激动的光。父亲和林彪率部创造的平型关大捷,让当地的父老乡亲自豪了一辈子。

平型关只是万里长城上的一个小小关口,在1937年9月25日之前,相信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但是,历史却给了平型关一个名扬四海的机会。

1937年8月底,八路军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林彪和父亲率领115师行进在最前面。蒋介石的委任状上,林彪是师长,父亲是副师长。两个多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父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师政委。

那个时期,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整个华北战场一片失败景象。

林彪对父亲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父亲说:“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父亲又说,这是我们八路军第一次同日本人交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振奋一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9月25日早晨7时整,平型关战斗打响,至中午,战斗结束。此役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115师为此牺牲了200多人,不少是打扫战场时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令人痛心。

平型关大捷,替全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它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仗的政治意义更大,它使八路军名扬天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

孤悬敌后:创建晋察冀

打完平型关,父亲和林彪就分手了,林彪带115师主力南下,父亲带少数人留下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主席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晋察冀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的一大片地方。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心里有底,在他生前,也没有问过他这事。我只是看到很多材料上说,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心声了。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父亲首先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在父亲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父亲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1937年11月,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然而,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六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八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袭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这算是晋察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1937年10月,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久,父亲派人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父亲的指示,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父亲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

吕正操率部开回冀中平原开辟根据地,父亲向其部队派出不少干部。不久,在父亲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五台分兵”,留给父亲的是3000人。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3000人变成3万人,30万人。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收编杂色武装,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顿时变得“干净”了。

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扩大。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 >>

鱼水情深:新中国雏形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常常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六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晋察冀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前往晋察冀。

从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2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

他问:“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质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

五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父亲说:“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回,卡尔逊的怀疑彻底消除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

可以说,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的堡垒。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依然是共产党解放军在华北的巩固的堡垒,它为后来我们党定都北京,做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 >>

【人物小传】

聂荣臻,生于1899年,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人。1924年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与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代理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抢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师长林彪率部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板垣师团,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115师主力一部和党政干部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书记,率部转战华北。1947年指挥正太、清风店战役后,接着指挥了石家庄战役,创造了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1948年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参与指挥平津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他领导组织研制成功了中远程导弹和原子弹、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 >>

徐小岩

徐向前之子

徐向前之子忆父亲山西抗战经历:驰骋太行御外侮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了贡献的革命先烈们。父亲是个军人,由于终年行军打仗,所以留下的文字并不多。非常有幸的是,他保留下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日记。每当我翻看这两本只有二寸见方、纸张泛黄、代号满篇、字迹个别处已经模糊的小日记,就好像看见了父亲驰骋在当年的抗日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仅一个半月,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编第115、120、129师。据此,毛泽东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需要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关于八路军开进路线、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后勤供应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对父亲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吧。要动员山西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

乡亲们,大家来抗战

9月5日子夜,父亲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乘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安排的专列,前往山西省会太原。两天之后,父亲同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从太原到雁门关以西阎锡山的岭口行营。这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到父亲和周恩来等到来,戎装整齐,满面春风,热烈欢迎。阎锡山早就知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是五台人,毕业于黄埔一期,曾就读于他兴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又在河边村(阎锡山家)川至中学附小教过书,还是远房亲戚。阎曾对部下说:“徐向前缺弹少粮,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有剿垮,反而损兵折将,这样的军事干才,晋才晋用就好了。”在周恩来说明来意,介绍来宾之后,老乡见面自然寒暄了一番。因为大敌当前,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尽快入晋参战,故各项合作事宜都谈的比较顺利。在谈完之后,阎锡山还对父亲讲:“徐向前呐,回太原一定要看看你的校长赵戴文,次陇(赵戴文字次陇)很想和他师范的高材生攀谈攀谈。”

父亲回到太原,赵戴文邀请父亲到家中做客,这时赵老先生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山西省战时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他最关心的是太原能否守住。父亲向他讲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建议他真正把山西的老百姓组织好,下发武器,武装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赵老先生很受感动。在赵戴文积极推动下,山西省“人民武装自卫队”在很短时间就建立起来了。在太原沦陷后,有相当一批“人民武装自卫队”转入我党我军手中,成为坚持抗战的革命武装力量。

大战来临,太原已是人心浮动,大家都十分关心时局。本来不好应酬、交际的父亲这时每天每个小时都安排的满满的:校友会、座谈会、同乡宴、群众集会等等。父亲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的全民动员、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坚定山西乡亲们抗日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 >>

首战告捷

129师出师抗日前线,正逢忻口战役。忻口是山西省会太原的北方屏障,利守难攻,在大同会战失利后,再丢忻口,太原难保。阎锡山、卫立煌下决心死守忻口。日军投入精锐师团并利用其空中优势猛攻忻口,卫立煌部及晋绥军八万余众奋起抵抗。129师奉命直插敌后,扰其补给,寻机歼敌。129师先遣部队769团进至忻口以北百余里的代县苏郎口村时,发现大批贴着太阳膏的敌机在低空飞来飞去。经侦察,找到日军机场,这是阎锡山两年前才筹建的机场,代县失守之后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飞机都停在这里。当时,由于既无中国空军迎战,又无高炮射击,所以日机轰炸、扫射如入无人之境,嚣张无比。

摸清情况之后,769团首长决心尽快敲掉这批飞机,支援忻口守军。陈锡联团长决定769团三营为突击部队,这支部队素有“夜老虎”之称。陈锡联团长把攻击时间选在午夜,扬我军优长,力争速决。为了保证初战必胜,副团长汪乃贵亲自率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几个干部,化装成机场的民工,在鬼子的眼皮下面进行详细的侦察。

当夜,赵营长率领十连、十一连,悄悄地摸进机场,到达距飞机仅30米处,鬼子的哨兵才发觉,赵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根据战前预案,战士把一捆捆的手榴弹,送到飞机的肚子里,随着一声声巨响,火光冲天,停放在机场的24架飞机全部报销了。突然的攻击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在消灭了一百多名鬼子后,三营顺利地撤出了战斗,其他打阻击的部队也迅速转移,鬼子重兵扑来只见一堆飞机碎片。在激烈战斗中三营长赵崇德撤退在后,不幸中弹牺牲。据时任陆军十四军军长兼忻口战役左翼兵团指挥李默庵将军回忆,当忻口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每天在空中轰炸的日机,突然不见了,嚣张的鬼子兵没有了空中的依靠,我军的仗好打多了。蒋介石得知这个战果后将769团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

鏖战晋东南

太原失陷后,国民党部队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而我党提出“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八路军和山西人民决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山西建成抗击日寇的根据地,华北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9师依托太行山脉,转战于晋东南地区。3月下旬,日军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在邯长公路上日军的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129师首长决心抓住战机,再打一个大的伏击战,牵制向黄河一线进攻的日军,坚定人民的抗战意志。

这时,刘伯承师长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少将以上的将领会议。邓小平政委和父亲商量将设伏点选在涉县到黎城之间的响堂铺。3月30日凌晨,部队冒着霏霏的春雨,急行军赶往所选战场,午夜时分,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了预设的伏击阵地,只等鬼子送上门来。这次伏击战由769团和771团担任主攻,772团打援敌,父亲将前指设在769团处,位于后狄村的小山坡上。

31日晨8时,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携四百余人的掩护兵力,向我设伏地区开来,200多辆汽车足足拉开了十华里。这条“长蛇”首先爬过771团的伏击阵地,徐深吉团长紧紧盯着鬼子车队,当鬼子已经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后,一声令下,所有伏击部队一起开火。鬼子的长蛇队,被切成无数段,响堂铺成了一片火海。驻扎在县城的鬼子知道车队被袭,急忙赶来救援。772团早已等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占据有利地形,予以痛击。经过半日激战,全歼了这支日军车队,缴获了大量军火、物资。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人们在响堂铺村村东竖立了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从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连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调集了十个联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史称“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抓住战机,决心打其一路,断其一指,攻击对象选中由武乡退往襄垣的较为孤立的日军117联队。陈赓旅长率386旅连夜出动,急行军九个小时,猛追这股日军,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日军的辎重队及部分主力。 >>

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了1000余人返回救援。因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未按计划阻击该方向的日军援军,使这股日军逼近了长乐村战场,战至下午5时,我军主动撤离。长乐村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毙伤俘敌22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772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壮烈牺牲。反九路围攻胜利后,在华北敌后与日军形成了相持的局面,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八路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1937年11月11日,即太原沦陷后的第三天,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华北局势已到最后危局,统治者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父亲回到了养育他的家乡山西,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父亲在山西战斗生活了236天,1938年4月26日,奉命率部向冀南进发,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

刘蒙

刘伯承之子

立马太行的一代儒将

父亲一生勤奋,文武兼修,深厚的才学成就了他一代儒将的美名。从历史、文学、书法、外文到为人的准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父亲都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们终生受益。

2015年,正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就从抗战谈起,讲一讲他率领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脉抗击日军的经典战例、战役战术思想,以及精深的战略思维。

博览群书用脑子打仗

在人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军事天才,是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父亲的制胜谋略和克敌妙法,来源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抗战出征前夕,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要读的书是《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父亲常说:“打仗要多用脑子。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窑洞似的房子里,父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疾书,常常是彻夜不眠。在短短的十个月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神头岭伏击战“吸敌打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改编后全师共1.3万余人。

当时,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打正面战场,但在抗战中,父亲有很多战例十分精彩,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军事工作的人学习。在作战方面“谨慎”“多谋”“精确”,也是他的特点。

神头岭伏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两个多小时歼敌1500人,击毁40多辆卡车和大批山炮。日本的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坐落在长治东北12.5公里处的神头岭,是一座仅有100余米宽的山梁,邯(郸)长(治)公路就从山梁上蜿蜒而过。邯长公路经武安、涉县、黎城、东阳关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重要交通运输线,但守备却比较薄弱。黎城有800多人,黎城以东的涉县有400多人,黎城西南的潞城有步骑兵2000多人。这些日军装备都十分精良,不过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没怎么吃过苦头,思想上比较麻痹。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准备对太行根据地组织一次大的围攻,几天前已调黎城的500多名日军开往潞城,城里守备兵力估计只有300人。父亲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采取“吸敌打援”的战法。所谓“吸敌打援”,就是以一支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伏击歼敌。具体到此战,就是佯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岭一带伏击敌援兵,并相机打击由涉县来援之敌。

1938年3月15日晚,伏击部队来到神头岭,利用蒿草把自己掩盖起来,蜷伏在旧工事里。16日凌晨,密集的枪声和巨大爆炸声,弥漫在黎城的四周。很快,攻进黎城的两个连从东西两侧攻入敌人的驻地,守备的日军被迫龟缩到原县政府里,双方开始对峙。拂晓时分,趁着敌人还摸不清情况,战士们迅速撤出城外。

在神头岭,由潞城出来的1500多名日军开始露头了,前面是步兵、骑兵,中间是大车队,后面又是步兵、骑兵,整个队伍有好几里长。从车队装载的大量军用物资可以看出,增援日军既要赶跑袭击黎城的八路军,还要为黎城守军运送物资弹药。

就在日军才刚刚放松了一点紧张的心情时,战斗打响了!刹那间,往日平静的山梁变成了火海,数不清的手榴弹瞬间在鬼子们脚下爆炸。晕头转向的日军还没有辨清方向,大部就被击毙,剩下的企图组织抵抗,但在这狭窄的山梁上,根本排不成战斗队形。没有地形可以利用,火力也无法发挥。到中午时,日军除小部分人逃回潞城外,其余全部被歼。到下午,神头岭伏击战胜利结束。

神头岭一战,129师以伤亡24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8人,缴获各种枪550余支(挺)、骡马6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这也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七亘村“重叠设伏”创奇迹

七亘村是太行山脉中段的一个村庄,位于晋冀两省接壤处。该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有“龙虎环抱”之称,为屯兵设卡要地。

就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上,129师“重叠设伏”,在3天内连续对日军进行了两次伏击战,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大批骡马和军用物资,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谱下了抗日史上的一段精彩篇章。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进攻忻口中遭到顽强阻击,伤亡了3万多人后,仍然不能前进,被迫改由正(定)太(原)路西进,企图占领娘子关,然后再占太原。为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配合国民党军守卫忻口、太原,129师师部率386旅(陈赓任旅长)进抵山西省平定地区,积极寻机侧击日军。

10月25日,父亲来到七亘村南三郎庙前的山冈上查看地形。此地附近的道路宽不足2米,路的南边大部分是高约10米的土坎,北边是几十米深的山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设伏之地。

当天获得情报,日军第20师团已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约有1000余人,在距离七亘村10公里外的测鱼镇宿营。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郑重地在“七亘村”3个字上画了一个红圈。

早晨9点多,敌人的辎重骡马进至我军伏击部队前面。就在日军优哉游哉的漫步中,突然一声枪响,我军向日军发起猛烈地攻击。顷刻,密集的弹雨和成捆的手榴弹,如断崖上飞流的瀑布般泻向敌群,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仅仅两个多钟头,战斗胜利结束。共歼灭日军300多名,缴获骡马300多匹,以及大批的弹药、食物和军用品。

正当打扫战场时,部队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向旧关抄袭。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日军不会料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经过深思熟虑后,父亲决定还在七亘村设伏。

28日早晨,几乎是同一时间,敌人的辎重部队又循着原路慢腾腾地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毕竟刚吃过亏,日军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由于部队隐蔽得十分巧妙,敌人一直未能发觉。中午,日军再次进入预设伏击地域。这次伏击,击毙日军100多人,缴获骡马几十匹。我军以伤亡20余人的代价,再次取得了胜利。

时任太原会战司令卫立煌曾多次抱怨八路军“游而不击”,父亲连夜派人冒雨给卫立煌送了在七亘村伏击战中缴获的日本高级军官的佩刀,意思是告诉他:“你的娘子关没守住,我们的游击战在七亘村还是创造了奇迹的。”

大胆提倡“敌进我进”

1940年,在黎城召开的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太行抗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敌进我进”。当时日军的“九路围攻”给我方带来较大损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分期分批整训。129师的整训之一就要使部队适应完成“敌进我进”任务,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在敌后建立由武工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游击集团”。1941年5月发出“敌进我进”命令,大量部队进入敌后,这一做法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当时反“扫荡”是解放区战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的“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应摸敌人的屁股打。“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常胜秘诀:谨慎多谋精确

1942年,日军对太行山的“五一大扫荡”重点攻势是太行山南部129师师部,父亲率部四昼夜艰苦奋战胜利突围。

冈村宁次评价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当时,父亲在指挥反“五一大扫荡”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准备得早。他派出的侦察分队5月初就报告,日本小分队化装成中国人分组配翻译进行训练,父亲判断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开始。6月9日日军开始行动,而父亲在5月21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始转移。日军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个空。

第二个特点是对日军的“扫荡”战术有充分的分析。日军对八路军的“扫荡”使用的战术是“铁壁合围”,父亲对日军这一战术有详细的分析和周密的对策。

父亲打仗的特点是谨慎、多谋、精确,这也来源于他勇敢、镇静、周密思考、重视侦察工作。为准确利用“利害变换线”突围,他经常亲自到阵地上观察敌情。李聚奎上将曾回忆,在与日军作战时,刘师长为了观察地形,经常亲自到前线阵地上去,有时候近得连日军的胡子都能看见。所以可以说,父亲的运筹帷幄来源于知己知彼,来源于对战场态势的正确感悟。

1942年,正当抗日烽火如火如荼,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父亲过五十大寿,以鼓舞振奋军心。当时朱老总评价他“智、信、仁、勇、严,有古名将风范”。陈老总评价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一部博大精深、难以忘怀的书。他的深邃、他的睿智、他的坚韧、他的毅力,给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岁月漫漫,时间涤荡,对父亲的怀念,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天增强。太行山脉留下父亲几多惆怅、几分豪迈、几多追忆……多少次梦中呼唤,多少次梦中凝望,父亲的身影一次次清晰,一次次高大伫立,如同太行丰碑永驻我心头。

杨东胜

杨成武之子

永不褪色的十个抗战片段

青少年时期,我最爱听父亲讲述战争年代的经历,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部队创造的战争奇迹和辉煌历史,使我为之骄傲,增加了我对党、军队和国家的热爱,更激励我努力学习和工作。下面,记述我印象最深的几件战事: >>

一、独立团没有编制,蒙混过关,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父亲由师长改任团长,随即率部向黄河渡口开进。当时,蒋介石为了压缩八路军的编制,各师不设独立团。阎锡山在黄河禹门口设立了检查站,严令没有编制的部队渡河。情急之下,父亲和第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商量,临时把两个团合编,蒙混乘船渡河。一个团多出一倍的人,国民党军官却佯装不知,顺利放行。这样,独立团才得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过河后,父亲对李天佑说:“这个军官佯装不知,也许是希望更多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随后,独立团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晋东北抗日前线。 >>

二、腰站阻击战,以惨重代价确保了平型关大捷,数十年不为人知。

当时,日军在晋东北进攻的势头很猛,眼看要突破平型关。林彪、聂荣臻决心打一场伏击战。遂令独立团插入敌后,阻止日军第五师团后续部队,不许日军一兵一卒进入平型关主战场,确保主战场作战的胜利。 >>

9月24日,父亲率独立团从繁峙县上寨镇出发,经上、下北泉,向腰站方向前进。次日7时许,腰站阻击战(亦称驿马岭阻击战)开始了。独立团与日军第9旅团第11联队(相当于团的编制)的战斗异常激烈。接着,平型关战斗也开始了。后来,日军又增加了一个联队,战斗更加残酷。激战至16时,父亲接到师部的电报:“师主力已歼灭日军第21旅团1000余名,独立团完成了阻击任务,可择机撤出战斗。”在日军向涞源方向溃逃时,父亲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又歼灭日军一部,并收复涞源城。此战,独立团以200余人伤亡(含营、连职红军干部)的代价,毙伤日军300余名,确保了师主力在平型关主战场的胜利。

战后,聂荣臻痛心地对父亲说:“他们多是经过长征的呀,不要把老本都打光呀!”

平型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当时,因为独立团没有编制,不能公开宣传,避免引起国共之间不必要的矛盾,所以腰站阻击战一直不为人知。

三、连续收复七城,独立团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平型关大捷的当天,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其中拟在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建立根据地,并将这一任务交给独立团。随后,父亲率独立团进行了20多天的连续作战,先后收复涞源、广灵、灵丘、蔚县、易县、浑源、阳原7座县城,毙伤日军200余名,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开辟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0月11日,涞源县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 >>

在连战连捷影响下,晋东北和冀西青年踊跃参军,独立团由1770人发展到7000余人。为此,毛泽东、朱德决定,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第一师,父亲任师长、邓华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政治部主任为罗元发)。

四、大龙华歼灭战,缴获大批日军机密文件,受到毛泽东赞誉。

1939年春,父亲在河北省易县北娄山司令部接到情报,驻易县日军600余人,沿易县至涞源公路西进梁各庄、大龙华,企图打通易涞公路,分割晋察冀军区腹地。于是,父亲将敌情报告聂荣臻,决心粉碎日军的阴谋。 >>

大龙华歼灭战共击毙日军400余人,伪军100余人。除此之外,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收获是缴获了大批日军机密文件,有日军对华战略、政治、经济、文化目标,各师团的作战计划等。

父亲立即派人将这批文件送往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收到文件后,在电话里兴奋地对他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十门炮的胜利还要大。日军大量核心机密都被我们掌握了。”后来,聂荣臻说,毛泽东看到了这些文件,觉得对于研究日军很有参考价值,还诙谐地说:“缴到日军文件知道上交,而不是用它揩屁股,这是八路军的一大进步!”

五、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冬季大“扫荡”。当时,父亲在阜平开会时接到敌情报告: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准备分三路“扫荡”一分区腹地。11月1日凌晨,父亲返回一分区,察看地形,召开作战会议,他采取的战术是:牵制两路,全歼其一路。在雁宿崖峡谷,我军全歼日军600多人,俘虏13人。日军一个步兵大队覆没了。这是一次痛快淋漓的歼灭战。 >>

4日,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主力1500余人,进行报复“扫荡”。父亲决心乘胜再在黄土岭打一场歼灭战。在战斗过程中,一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在校场附近的日军临时指挥所,立刻报告父亲,并请调炮兵支援。在陈正湘指挥下,迫击炮连发数弹,全部命中,阿部规秀被炸身亡。

阿部规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击毙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将领。为此,毛泽东、蒋介石分别致电嘉奖。

六、井陉战斗,抢救两名日本小姑娘,成为中日友好佳话。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父亲在战役第一阶段的正太线破袭战中指挥了井陉战斗。战斗中,井陉煤矿火车站日籍站长加藤清利夫妇在炮击中被炸死,遗下两个孤女。我军战士听到哭声,冒着生命危险,从炮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大的约五六岁,叫美穗子,小的还不满周岁,右肩胛还受了伤,战士们赶紧为她消毒、包扎伤口。 >>

父亲见到日本小姑娘,马上通知炊事班,为她们做可口的饭菜,让军医为女婴疗伤。随后报告了聂荣臻。聂荣臻称赞,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让他们把日本小姑娘送到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写了一封致日军的信,派人挑上箩筐把两个小姑娘送到石家庄日军机关,请他们设法交给其亲属。此事,在日军内引起极大的震动。40年后,在日本《读卖新闻》的帮助下,美穗子及全家来到北京,聂荣臻接见了他们。此事,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佳话。

七、东团堡歼灭战,27名日军引火自焚。

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父亲率部发起涞(源)灵(丘)战役,进行了东团堡、三甲村和涞源战斗。其中东团堡战斗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东团堡据点设有坚固的多层环形防御工事,守敌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士官教导大队(亦称东团堡警备队),共170多人,全是训练有素、武士道精神极强的军官和士官。 >>

9月22日夜,战役开始。进攻东团堡的三团三营经过一夜恶战,主力突入村内。守敌不仅火力异常猛烈,还不时施放毒气,组织反冲击。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25日下午,彻底绝望的日军残部将粮食、物资和枪支弹药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准备集体自焚。父亲急令三团团长邱蔚赶快派部队冲进去,夺取机关枪、掷弹筒等武器装备。

在三团主力突击的同时,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残余日军爬上屋顶,疯狂地饮酒,高唱《君之代》,向东方跪拜天皇,然后在两名大佐带领下,纷纷跳入火堆自焚。

八、狼牙山五壮士感动全国,成为抗日精神象征。

父亲十分重视战场改造,一分区部队在群众配合下,把狼牙山区改造成了变幻莫测的盘陀路、迷魂阵,一个特大型的“祝家庄”。1941年9月,父亲得到情报,日军要“扫荡”狼牙山地区。为争取给转移人员留出更多的时间,父亲派六班拖住日军。六班只有5个人:班长马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他们在各个路口埋了地雷,不停地向日军射击、投掷手榴弹。经一整天激战,六班把日军引上了凌空而起、三面绝壁的悬崖牛角壶。 >>

在弹尽路绝的情况下,六班战士高呼口号,毅然跳下悬崖。神奇的是,葛振林、宋学义竟然被崖壁伸出的树枝挂住了,后被地方干部和民兵搭救。

两个月后,父亲回到狼牙山,爬上牛角壶,向五壮士跳崖处庄严地行了军礼。

九、打造平原“地下钢铁长城”,美军观察员称赞“冀中地道万能”。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平原变成日伪占领区,冀中军区也随之被撤销。1944年7月,中共中央为开辟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基地,决定恢复冀中军区,任命父亲为司令员、林铁为政委。父亲上任后,面对一望无际的平原,确定了大力开展以地道战为依托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

为此,父亲决定大力改造和发展地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了《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秘密文件上报下发,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改造地道。随着地道结构的不断改进和完善,逐步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转移,又便于依托作战的地道网络。地道总长度达到1.25万里,成为坚持冀中平原斗争的“地下钢铁长城”。

1944年7、8月,美军上校鲍瑞德带领美军观察团18人,乘飞机到达延安。其中部分观察员陆续到达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为美军在华东沿海和渤海湾登陆,直接与日军作战做准备。后因战局急剧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前往冀中军区考查的是艾斯·杜伦中尉。1945年1月24日晚,日伪军2000余人把杜伦住的九分区司令部皮里村像铁桶般包围了。杜伦只好钻进地道躲藏才脱险。后来,杜伦见到我父亲时,如释重负地说:“将军,好险呀!”他赞扬道:“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是顶好的,中国的抗战一定胜利!”

十、救护美军飞行员乔伊,赢得国际声誉。

1945年7月18日,冀中军区正在进行大清河北攻势战役。为配合作战,美军3架战斗机飞临战区上空,在津浦铁路俯冲袭击一列日本军用列车时,一架飞机被日军高射机枪击中,迫降在河北省霸县胜芳地区。 >>

在当地群众协助下,部队很快找到飞机和一位受伤的美军飞行员,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经翻译黄文岭询问,知道他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W·乔伊,是美国驻中国空军司令陈纳德的部下。父亲指示:“一定要严密封锁消息,全力救治和保护乔伊,择机把他护送到军区。”

这时,日军出动大批兵力四处寻找飞机和美军飞行员,还准备用汽车运走飞机残骸。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指挥部队多次袭击搜查和抢运飞机的日军,先后毙伤数十人,击毁汽车3辆,使日军的企图未能得逞。

不久后,在黄文岭陪同下,乔伊被送到冀中军区司令部。父亲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安排他住进军区后方医院。乔伊痊愈后,被护送返回西安美国空军基地。对美军飞行员的救护,为八路军赢得了国际声誉。

50年后的1995年1月,耄耋之年的乔伊为感谢八路军的救命之恩,专程来华表示感谢。

人物小传

杨成武(1914~2004),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长征中任红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7年后,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9月任冀中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1955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简介

杨东胜,1946年10月生于河北张家口。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第二炮兵从事装备科技工作,历任二炮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二炮装备技术部副部长、装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少将军衔。 >>

萧星华

开国上将萧克之子

边杀日寇边写小说的儒将

我的父亲萧克一生久经沙场,指挥作战无数,但在生活中却很少给我讲述战争年代的事情。等我长大参加工作以后,通过阅读父亲的回忆录,才清楚父亲当年不朽的经历。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回顾父亲当年在民族危亡关头奋起抗战的故事,对今天的人们尊重历史、珍爱和平会有所启示。 >>

“我们上前线是不会退回来的!”

1937年9月初,按照军委命令,我父亲改任120师副师长。这时,日军向华北战场大举增兵,华北战局危急。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就开始相继誓师出征。 >>

9月3日晚,我父亲跟随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总指挥及林彪、聂荣臻、徐向前等一行10多人,从西安乘坐专列前往太原前线。

当时,平津失陷,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八路军过了黄河,要从太原上前线,老百姓对他们期望很高。

当时,平津失陷,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八路军过了黄河,要从太原上前线,老百姓对他们期望很高。

父亲在讲话中说:“我们八路军正向前线开动,我们上前线是不会退回来的!”会场掌声齐鸣,欢声雷动。因为那时国民党军队先后从平、津、南口败退下来,他讲八路军是不会退回来的,群众怎么不激动呢!

给国民党军队讲游击战争

父亲在晋西北工作初期,除与当地党的领导同志多联系外,还与当地国民党长官交朋友,商谈国共关系和抗战大局。 >>

国民党方面也邀我父亲去给干部讲游击战争。在讲演时,各界都有人来参加听讲。当时讲的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我父亲用红军“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十六字诀”等游击战争的经验,说明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把敌人打败、困死。

父亲说:“只要截断日本侵略军的后勤供应,他们就没有办法。日本军队到中国来,对后勤的依赖更强,人吃罐头,马带草饼,只要我们持久地坚持游击战争,敌人就难以坚持下去。”

当时阎锡山的骑兵军驻在静乐一带,父亲注意团结他们,有时还主动帮助他们补充兵员。一次他去骑兵军,军长赵承绶集合军官让他讲话,这就给了父亲在他们军官中进行宣传的合法机会。父亲讲了要团结御侮,共同抗战,赵承绶自己也在听讲。还有一次,贺龙、南汉宸和我父亲一起到骑兵军军部,商请赵承绶出兵参战,并让他担任作战指挥,赵承绶谦辞说,还是由你们指挥,我们配合作战,赵承绶只能如此,因为北伐战争和红军战争有名的英雄贺龙就在他面前。

又如傅作义的部队,从抗战前线退下来后,减员不少,我父亲他们在临县动员了3500新兵都补充到傅作义的部队。

通过父亲和战友们的积极努力,到1937年底,晋西北根据地县以下的共产党组织都建立起来了,还普遍成立了工、农、青、妇、儿童等群众组织。部队也有很大的发展,120师由上前线时的3个团发展到6个团,由8000余人发展到2万多人;游击队和脱产民兵发展到1万多人。全师半年多的艰苦奋斗,为在晋西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针对敌情灵活运用战术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的黑田旅团,配属炮兵和骑兵、工兵,加上伪军共1万多人,向晋西北大举进攻。当时在晋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一见敌人,就节节退避。这时,父亲的120师主力正在同蒲路北段进行破击战,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反攻太原、石家庄的行动。在敌人向根据地进攻的情况下,立即回师迎敌。 >>

敌人来势很猛,连续占领晋西北根据地的7座县城,压迫部队西渡黄河。父亲他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分散深入以后,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于4月初将7座县城全部光复。

收复7座县城的胜利,是对建立不久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一次大考验。父亲后来回忆说:“这次胜利,也是由于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

战役过程中,父亲有时在师部,有时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他还摸索出以打夜战来对付敌人强大火力的办法。如717团进攻三井之战,当时敌人是一个大队加炮兵中队及工兵,717团2500人,在三井附近待机。敌人是午后到的,父亲稳住不动,待午夜稍后才攻击,拂晓将敌全部击溃,歼敌俘敌约300人,717团也伤亡250人。如果不是夜战,伤亡会更大。

战后,我父亲曾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在晋西北与敌人作战的经验》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缺点及敌人的战略、战术特点,总结了他们在晋西北抗战中正规战和游击战的部分经验。父亲在文章最后说:“不要将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看作一成不变的模型,机械狭隘地运用我们的经验和原则,如果不随时察明敌人战略战术运用的变迁,都会在现代战争的进程中落伍的。要知道在这大规模的复杂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无论敌我双方,都会在不断的残酷战争中,吸收世界各国进步的军事学术,都会在许多新的经验中展开着、补充着现成的原则,成就着新的原则。”

今天看来,这些从战火中总结出的军事观点,依然颇有价值。

组建挺进军,枪决高志远

1939年1月初,正值北国隆冬。父亲和程世才率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近百名干部,从晋西北随120师师部东越同蒲路,前往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 >>

聂荣臻司令员根据中央决定召开会议,彭真、贺龙和我父亲,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参加了,讨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的决定。

会后,父亲和程世才便出发去平西。路上父亲还写了一首诗: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这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对于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斗争前途充满了信心。

1月下旬,父亲他们到达平西的三坡(现称野三坡),立即与宋时轮、邓华、马辉之、姚依林等商量着手组建挺进军的工作。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挺进军由我父亲任司令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壮大声势,父亲一到平西,就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写了一首共有150句的六字韵文布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朱彭总副司令,下了一个命令。成立一路精兵,军名叫做挺进。旗号青天白日,宗旨救国救民。可恨日本鬼子,对我久有野心。逞强打我中华,烧杀掠抢奸淫。还有汉奸卖国,枉为黄帝子孙。穿戴中国衣服,屈膝侍奉日本。忘了中国龙脉,卖国卖祖卖宗。满腹狗肺狼心,不义不孝不忠。本军出师华北,转战冀热察晋。忠惯耿耿在心,杀敌决不后人。

这首韵文布告,用挺进军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名义发表,张贴在冀热察边及平津地区的村镇、街头。1988年,一位同志从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原件,并转送给我父亲。他看着这份近50年的发黄的纸张,吟诵这熟悉的韵文,冀热察挺进军的战斗历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冀热察挺进军编制序列直属八路军总部,由晋察冀军区代管。主力是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另外还有来平西整训的冀东抗日联军,蓟县、遵化游击队等武装。

冀东抗日联军是冀东暴动时国共合作建立的抗日武装,干部成分比较复杂。其司令高志远是靠办民团起家的有武装的地主,冀东暴动失败后,高部与八路军宋、邓部队撤到平西整训,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的领导人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为达到目的,他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阴谋叛变投敌。

我父亲一到平西,就接到在高部的地下党员陈飞的报告,他们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当时的军事形势很紧张,挺进军刚组建,如果高志远投敌阴谋得逞,对挺进军和京西抗战根据地都是严重的威胁。

所以,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就把高志远逮捕,并召开公审大会,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根据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以汉奸罪论处,执行了枪决。

“对冀东八路军要重新认识!”

1939年11月间,父亲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 >>

首先是巩固平西。在这个口号下,父亲将平西境内的各种武装团结起来,并进行整编整训。1940年1月,父亲指挥主力部队出击宛平、房山地区的王平口、佛子庄、长沟峪、周口店一线,袭占了南窖等日伪军重要据点,破坏了从这里至北平的高线铁道,并派小部队活动于西山、妙峰山,给北平的日伪政权和张家口等地的敌人以极大震动。

1940年3月,中共北方局对冀东提出了“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到第二年初,冀东各小块根据地已发展到2700个村庄,人口120万。1941年5、6月间,在粉碎敌1个师团零两个旅团的大“扫荡”后,利用“青纱帐”期间,冀东抗日游击队又有了较大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寇从冀东抽调兵力,执行其南进计划,同时,调大批伪满军和伪治安军进驻冀东,宣称要把冀东变为日本管辖的“模范区”,让“中国人执政”、“中国军队统治”。

根据这一情况和形势的需要,父亲决定将主力从热南回师,自11月中旬起进行了一个80天的“打治安军战役”,歼敌5个团,击溃两个团和1个集团军司令部,缴获了大批武器,冀东人民武装得到了大的补充,敌酋冈村宁次曾惊呼:“对冀东八路军要重新认识!”

战火纷飞中创作《浴血罗霄》

我1939年出生在河北的太行山里面。生下来不到20天,日军对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发起疯狂的“大扫荡”,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就把我送给阜平当地的老乡喂养。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村里20个孩子活下来的加上我只有两个,老乡们几乎找不到吃的东西,连杨树叶、柳树叶都成了食物。我再一次见到父亲时已经长到三岁了,父亲从北面的冀热察根据地回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时候,又把我找到了。 >>

父亲对党的事业非常忠诚,也教育我们时刻要忠于党、忠于人民。

父亲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他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还写过一本书《浴血罗霄》,那都是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抽时间写的。那时候纸也很少,什么纸都有,利用晚上,敌人飞机来了到防空洞里抓紧时间写,断断续续写了很长时间。

在几十年艰苦的征战历程中,父亲从未停止过学习和笔耕,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每天工作都到一两点,早上七点钟就起床了,他到七、八十岁每天都这样。

人物小传

萧克(1908—2008),湖南嘉禾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参加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1932年任红八军军长。1934年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率部长征。1936年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31军军长。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1939年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后,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一参谋长。1950年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党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简介

萧星华,湖南嘉禾人,开国上将萧克之子。1939年出生于河北,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湖南下放劳动,1972年到国家体委工作。1983年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作,1997年退休,少将军衔。现任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名誉主席。 >>

王宇红

王树声小女儿

太行山上的“幕后英雄”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适逢父亲王树声诞辰110周年,本文截取他在太行山上的一些抗战往事,兼怀念父亲。 >>

抗大来了一位“老首长”学员

1937年8月,陕北。骑马奔驰在延安城外的黄土地上,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踏实——过去9个月中,他与西路军将士在寒风彻骨的戈壁荒漠、在粒米难寻的祁连山里,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周旋苦战。绝域中,正是凭着一定要跟着共产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这一坚定信念的支撑,他才九死一生,逃离磨难。 >>

而今,延安就在眼前。但想到西路军的惨败,想到自己作为副总指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又自责内疚不已。

一天傍晚,抱着负荆请罪思想的父亲随接他的人来到凤凰山毛主席的住处。没想到,毛主席一见面就握住父亲的手,亲切地说:“树声同志,你吃了不少苦头,辛苦了!你回来就好了,人回来就好了!”

这几句话像一股暖流传遍父亲的全身,令他这位身经百战的硬汉百感交集。

毛主席向父亲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希望他放下包袱,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再立新功,并介绍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抗大第三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共招收学员1272人,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第二大队为政治大队,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大队。父亲被编在第二大队。

在抗大,父亲始终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的学员。同学们尊称他为“老首长”,并在各方面尽可能地给予照顾。他却一再强调,大家都是同学,并坚持让大家喊他“老王”。抗大学员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要起床出操,沿着山间小路和延河两岸跑步操练。白天上课、自修,晚上点名、开学习讨论会。这种紧张艰苦的生活,对于那些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来说,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可对于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父亲来说,却感到新鲜而满足。能够安心地坐在课堂上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这在过去只能是奢望。父亲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1938年3月,父亲从抗大第三期毕业。之后,父亲又到延安马列学院继续学习一段时间。

根据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期间,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陆续安排工作,走上抗日前线。毕业前夕,毛泽东、朱德都找父亲谈话,希望他能够到晋冀豫军区任副司令员,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主力军作战,保卫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红军时期作为红四方面军军事主官的父亲这次是到地方军区去工作,但只要是为打击日本侵略者,投入到抗日洪流中,父亲又是满怀豪情,1938年10月他告别延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默默无闻为主力部队“造血”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及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八路军第129师深入太行山区,开辟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地区。第129师随即分兵到晋东南、冀西、冀南、豫北等各地发动群众,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创建根据地和扩大主力部队的工作。在各地组建的游击支队,由最初的数十人或一二百人,发展成为一两千人以上的基干支队,并在活动地区组建了党的组织。1938年4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对外称“129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黄镇,父亲任副司令员,下辖5个军分区。 >>

从延安出发后,父亲渡过黄河,穿过同蒲路,经月余行程,于年底到达驻山西辽县(今左权县)芹泉镇的晋冀豫军区司令部。父亲上任后,把司令部工作稍作安排,即下到各军分区去巡视。

八路军所建各军区和军分区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武装,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二是指挥地方武装独立作战或配合正规军作战。

为促进地方武装工作的广泛开展,父亲命令各军分区,力戒形式主义,切实做好基层武装的监理工作。在军区、各军分区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区、县成立了专门领导地方武装的指挥部,很多地方组织起自卫队、基干自卫队和游击小组,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各县游击大队,逐渐发展成为补充主力和基干部队的蓄水池。到1939年底,晋冀豫军区及各军分区的基干武装达两万余人。

1940年上半年,第129师和晋冀豫军区、各军分区部队,普遍进行了整军。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指示,撤销了晋冀豫军区,分别成立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太行军区隶属第129师,由师部兼任军区领导机关,刘伯承兼司令员,邓小平兼政治委员,父亲任专职副司令员兼动员武装部部长,主持太行军区工作,主要负责地方武装的创建与发展。

在父亲领导太行区人民武装工作期间,全区民兵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941年9月,已发展到4.16万人,其中青年抗日先锋队1.97万人。

虽然身为太行军区第三号首长,可由于父亲主要职责是扩兵、整编地方武装与后勤保障工作,很少带兵打仗,所以,他在太行区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副司令员。父亲的警卫员齐吉树回忆起这段历史,感慨良多:“王树声主要负责人民武装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他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当时到太行山区的129师主要是385旅和386旅。每新扩军一个旅,就给第129师增加了新的实力。因此,后来百团大战的胜利,跟王树声整编部队和扩大队伍的成绩是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王树声功不可没。他在太行军区为何不出名?就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他当时主要是专管人武工作,他把心血完全投入到整编和扩军工作上了。在这个时期,他很少指挥打仗,因此,他就不大出名。但是,他的工作是对129师作战的有力支持。一是扩大了129师的实力,二是不断地补充了战场上的减员。百团大战,当时385旅在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都是他在那里扩军不断补充才使其保持原有的编制。”

由周恩来牵线喜结连理

1942年9月,父亲回到阔别近3年的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军事队学习,并任军事队队长。 >>

党校学习期间,一次周末晚会,父亲被台上的一位面容清秀、身材修长的姑娘吸引住了——这位姑娘就是我的母亲杨炬,当时是中央门诊部的一位军医。

一天傍晚,父亲来到中央门诊部,等其他病人都看完了,父亲才坐在母亲面前。母亲同平时接待病人一样,询问哪儿不舒服。父亲指指脚后跟说裂开个口子。母亲一看,那口子才一点点大,便给他做了简单处理。这时,只听父亲问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入伍几年,在哪里学的医,问着问着,语气越来越紧张,最后竟冒出:“杨医生,我对你的印象很好!”

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不知所措,白皙的脸庞刷地红了,扭头跑进隔壁的诊断室。父亲初战未捷。之后,父亲又接连几次到门诊部准备发起攻势,结果连母亲的影子都未见着。

母亲出身于湖北南漳县一个书香门第,自小父母为她定下一门娃娃亲。1937年在她中学毕业前夕,抗日战争爆发了。她在思想进步的历史教师易先生等人影响下,奔赴延安,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也彻底摆脱了包办婚姻的束缚。到延安后,她学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门诊部当医生。母亲心中抱定如果将来成家,一定要自由恋爱,找个自己满意的人。那天父亲贸然表白心迹后,母亲见他人很诚实、威武,但年龄较大,又像个“大老粗”,便决定采取躲避的办法来了结。

正当父亲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周恩来暗中帮了他一把。周总理找当时的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说你们卫生部门女同志多,给树声当当“红娘”嘛!不久,受周恩来委托的傅连暲把母亲叫到办公室,温和地对她说,希望她和父亲谈谈,互相了解了解。

恰在这时,母亲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她拆开一看,那一手隽劲的毛笔字和真诚恳切的表达使她颇感意外:原来人家并不是“大老粗”,而是“粗外慧中”呢。她与父亲终于有了第一次约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父亲和母亲相爱了。

挺进中原开辟豫西根据地

1944年9月父亲和母亲结婚的当月,父亲便领受一项重要任务,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两个月后,他告别新婚妻子,奔赴抗日战场。 >>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兵家必争之地。1944年,日军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全面陷入被动局面。为扭转局势,日军于4月中旬开始实施河南战役,试图打通陆上交通线。守卫河南的40万国民党部队,连续丢失郑州、洛阳等38座县城。为控制中原,中共中央作出进军河南的重大战略决策。

9月,中央在杨家岭做出重要决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等组建河南省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军区,挺进豫西抗日根据地。

临行前,毛主席对父亲说,预祝你们早日开辟中原根据地,这是插在蒋介石心上的一把钢刀。

八路军南下部队数千人过黄河的消息惊动了日军。创建豫西根据地,是要在日军刚从国民党手中抢占的地盘上筑起新的抗日堡垒,自然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4月中旬,日军集中临汝、郏县、禹县的日伪军1600余人,向日栗坪地区发动进攻,企图将河南军区机关逐出豫西。接到情报后,父亲果断下令4个支队在敌来犯路上,分路正面迎敌,两翼包抄,迅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日军见小规模进攻无效,又于四五月间集结数千日伪军倾巢出动,对嵩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父亲组织部队兵分两路,神不知鬼不觉跳出敌包围圈,向登封疾进。登封位于嵩山南麓,是河南日伪军大本营之一,父亲指挥部队乘守敌兵力空虚突然兵临城下,摆出攻城阵势。围剿嵩山的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正欲一网打尽的八路军竟然围住了自己的老巢,立即星夜回师企图内外夹击,一举围歼城外八路军。

父亲将计就计,指挥部队连夜从敌军包围圈空隙中跳出,然后拉起一张大网,将敌军反包围。深夜,日军缩小包围圈,城内日军与回援日军不知中计相互火拼大半夜,元气大伤,父亲待敌疲惫下令全线进攻,打得日伪军狼狈四散,我军乘势攻占登封。

经数月与日伪军血战,豫西部队六个军分区共开辟了约2.1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全区部队发展到1万多人,光荣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小传

王树声(1905~1974年),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黄麻起义。1933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1935年5月参加长征。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兼第9军军长。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10月任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1945年初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作者简介

王宇红,王树声小女儿,195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69年11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76年12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7年3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现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 >>

谢继民

广东省蕉岭县人,谢晋元将军次子

谢团长,宁愿死,不投降

八年抗战期间,有一首歌曾经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每一个爱国青年,几乎都会高唱这首壮歌: >>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四方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雄壮激昂的旋律如同战斗号角,鼓舞着无数战士“拿八百壮士做榜样,宁愿死,不投降”。这歌声也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决心,让全世界知道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和谢晋元团长,是抗战者的伟大榜样!

率一营孤军坚守最后阵地

1936年初,日寇加紧侵华步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当时,我的父亲谢晋元在第88师262旅任旅部中校参谋主任。为准备抗击日寇,部队从四川万县调无锡一带驻防。为了专心杀敌,父亲多次劝说住在上海龙华镇的母亲回广东原籍,母亲同意后,他亲自护送回乡。谁知这次分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

淞沪会战期间,我军浴血奋战,以重大牺牲为代价,消灭日军数万人,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但是,在敌人优势火力的攻击下,中国防线被突破,10月26日,我军全线撤退。

为掩护数十万大军西撤。25日前,我军全线反攻,使日军不明我意图。此时88师师长孙元良受统帅部命令选派一位坚定果敢的军官,率领一支小部队据守要点,担任掩护。并要求坚持一定时日,以争取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同时期望引起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同情和声援。执行这一艰难而危险的任务,唯有勇敢机警和抱定必死信念,方能完成。

孙元良师长考虑再三,郑重选择后,命令父亲率领524团一营断后掩护。父亲接到师长手令,表示决心以生命报效国家,誓死完成任务。唯要求在原来师部所在地的四行仓库内能多留弹药,以利久战和更多地歼灭敌人。27日凌晨3时,全营在四行仓库齐集。

四行仓库是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个银行储蓄会的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现西藏路桥)西面,是一幢六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仓库内储存了几万包粮食、牛皮和丝茧等物资,由于墙厚楼高,易守难攻。部队进驻后,父亲与一营长杨瑞符集合部队作简短动员,说明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并据守四行仓库——这个当时上海唯一属于中国军队守卫的国土,第一营已是离开大部队的一支孤军。他要求全体官兵,抱必死决心,与仓库共存亡,剩最后一人,也要坚守阵地。

当时全体战士情绪激昂,按命令分头设防。父亲命令各连清点人数,造好名册,以便牺牲后,按名册上报,优抚家属。他组织一支敢死队,亲自指挥,以防万一。又在仓库外布置一支部队,沿苏州河边仓库两侧布置沙袋工事,阻击敌人,掩护库内工事作业。待一切部署完毕,已近天亮了。

血战四行四昼夜毙敌200多

27日下午,敌兵大批涌进,来势凶猛,直抵苏州河边。父亲在楼上窗口见敌接近,即下令开火。掩护部队也突然投弹、射击,与仓库楼上形成交叉火力,杀伤大批敌人,并炸毁敌战车两辆。激战两个多小时后,我警戒部队退入仓库,敌兵企图跟进,堵门攻击,我军从楼上窗口扔下大批手榴弹,敌遗尸溃逃。以后敌军小批部队轮番进攻,在我军扫射下,死伤累累,其余皆惊恐逃窜。第一天战斗,我军共消灭敌兵80余名,伤敌更多,日本侵略者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惩罚。 >>

驻守新垃圾桥的公共租界英军,见我壮士孤军死守四行仓库,身处绝境,从27日晨开始,多次婉劝我军卸去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我军人身安全。对此,父亲坚决予以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又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英军听了这番话,称赞我军为“勇敢的中国敢死队员”。

当时父亲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一共有800名将士参加了保卫战,实际参战的一共只有452个人,但后来大家都称他们为“八百壮士”。

租界上的中国民众从报纸和电台广播中,从隔河传来的猛烈的枪炮声中,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深受鼓舞,纷纷汇集在苏州河南岸和附近高楼上观战和助威。他们不顾流弹横飞,见我军消灭了日本侵略军,就一齐拍手欢呼,高声叫好;见敌军偷袭,便大声喊叫,用大黑板写字、画图,报告我军防备。从早到晚,观战的人群川流不息,多达十几万人。在八百壮士崇高牺牲精神鼓舞下,上海各界人士自发组织起来,捐赠大批食品、药品。

当了解到我军急需国旗时,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于夜间爬过西藏路把国旗送入仓库。后因国旗太小,市商会又派人送去特大国旗一面,长竹竿两根,旗绳一根。父亲命令将竹竿接起来,竖在六层楼顶平台上,用绳子将国旗升上蓝天,当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压倒了周围的太阳旗在晴空飘扬时,租界上观战的民众欢声雷动,齐声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等口号,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民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鼓舞了八百壮士的斗志。28日晨,父亲亲手阻击,毙敌两名。当天,我军又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在敌兵企图爆破仓库,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洞口的紧要关头,敢死队队员陈树生在自己身上缚满手榴弹,拉了导火索,从五楼窗口跃入敌丛,与10余敌兵同归于尽,英勇壮烈的情景,令人泪下。

29日,我军又击退敌人水陆两路进攻,毙敌40余名。

30日,累遭惨败的敌军,恼羞成怒,不断发射炮弹轰击,密集时竟达每秒一发,隆隆之声,不绝于耳;并以汽油浇洒,到处纵火,使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还恶毒地发射毒瓦斯弹,完全不顾国际公法,致我军数人中毒受伤。日军扬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打击了侵略军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事件。但距离仓库近在咫尺的新垃圾桥南面,有两只巨大的煤气柜,日军遭到惨败,扬言采取疯狂手段进行报复,万一煤气柜中弹,则半个上海将化为灰烬,中外人士的生命财产会遭到重大损失。为此,公共租界当局多次电请中国政府命令孤军撤出战斗。

10月30日晚,最高当局的撤退命令通过多种途径,一再传达到仓库,父亲感到非常突然,再三表示全体官兵均已决心死守到底,要求成全壮士们与仓库共存亡的决心。最后因军令难违,只得含泪指挥部队撤退。午夜以后,趁敌人炮火稀疏之时,我军布置三挺机枪作掩护,打灭了敌军探照灯,各连有秩序通过西藏路,经老垃圾桥撤入租界。八百壮士以弹丸之地,抗击日军数万人,激战四昼夜,毙敌200余人,伤敌无数,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道义上的胜利。

八百壮士浴血奋斗的事迹通过新闻广播,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目睹孤军英勇战斗的租界英军司令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孤军营中坚持气节遭杀害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通过沪西返回部队参加战斗,不料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将八百壮士解除武装,羁留在胶州路新加坡路口(今余姚路)一块15英亩的空地里,上海市民称此为“孤军营”。孤军营住房十分简陋,下雨满地泥泞,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在艰苦的环境里,父亲督促孤军励精图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三项内容安排时间。早晨4时30分起床,5时至7时早操军训,8时由万国商团白俄队检查人数,9时吃饭,10时至11时30分上课,4时晚膳,5时至7时教练拳术或唱歌,7时30分至8时休息,9时就寝。早晚两餐组织官兵自办,以改善孤军生活。 >>

他带领战士平整场地,自盖房屋,逐步开办制皂、织袜、毛巾等工厂,使战士学习技能,便于今后独立生活。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费外,还捐款数千元,支援政府作抗战经费。他还积极领导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教拳、打球、唱歌、组织运动会。并亲率士兵坚持出操上课,以木枪练习瞄准刺杀,还举行精神升旗典礼,勉励全体官兵,“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且时为文告,激励孤岛同胞,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八百壮士撤入租界时,日军即要求租界当局引渡。迫于我国民众的舆论压力,工部局始终不敢答应。后日伪又阴谋劫持和暗杀,多次派日本浪人或汉奸,怀藏手榴弹、短枪等武器,闯至孤军营图谋暗害,但未能得逞。

对于父亲和八百壮士的处境,中外人士十分焦急,多次提出拟用上海难民,以到孤军营慰问联欢为名,分批将孤军调换,通过浦东游击队转道四明山游击区,重返前线。各界人士的这些要求,一一为父亲所拒绝。他严正地表示:“余自奉令撤退之始,即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地方人士曾有私自潜离上海之建议,但经余拒绝。因余为奉令撤退,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汪伪上台后,又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父变节,均遭严词拒绝。

日伪见各种奸计不逞,便策划了卑鄙的阴谋。1941年4月24日晨5时,父亲按例率领官兵早操,当时有上等兵郝鼎诚等4人迟到,父亲即询问其原因。谁知道他们早被汪伪收买,突然取出预先带进营内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父亲胸部及左太阳穴。父亲多处重伤,流血不止,至6时许悲壮长逝,年仅37岁。全营官兵均痛哭不止。上海各界人士闻讯,深为震惊,前往吊唁者30万人,途为之塞。5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追授父亲为陆军步兵少将衔。

我没有见过父亲,对他的印象来自母亲的介绍。抗战胜利后,母亲带我们4个孩子回到上海。为了家庭和许多孤军士兵的生活,她四处奔走,却毫无结果。后来,利用父亲生前关系及各种办法,解决了生活问题。她每月都给孤军士兵发放生活费,后来增加到100多人。从那时起,我就从这些孤军士兵那里了解当年四行仓库战斗和孤军营斗争的情况。我收集父亲带领八百壮士英勇抗日事迹,最终写出了《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八百壮士在中国抗战史上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为自己的后辈和广大青年留下了一本爱国主义教育的真实教材。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宁死不屈、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人物小传

谢晋元(1905~1941年),广东蕉岭人。1925年12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先入步兵科,后转政治科。1926年10月提前毕业,参加北伐,隶属东路军指挥部。历任国民政府军排、连、营长、旅参谋主任及团附等职。 >>

1931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参加淞沪抗战。1937年8月再次投入“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0月27日,谢晋元奉命率第88师524团第二营400多人,死守上海阵地,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谢晋元率部在四行仓库奋战四天四夜,歼敌200余人,掩护其他部队顺利撤退,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史称“八百壮士”。

谢晋元与部下撤离四行仓库进入租界后被软禁。1941年4月,谢晋元被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授其为陆军少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等地建立晋元中学、晋元路等,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作者简介

谢继民,男,1936年生,广东省蕉岭县人,谢晋元将军次子。上海市杨浦区人大常委会第十、十一、十二届副主任。上海市人大第十、十一届代表。民革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亲联中心顾问。著有《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 >>

戴澄东

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远征军以及中国抗战史,著有《戴安澜传》

戴安澜: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

我的父亲戴安澜将军出生的时代正好是社会变革之际、民族危难之时。父亲1925年入黄埔三期学习,为表示平息帝国主义欺压中华民族、蹂躏华夏大地的恶浪狂潮的决心,遂改名为安澜。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从长城抗战到台儿庄战役,再到武汉保卫战、昆仑关大捷的大小数百次的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英勇奋战,血洒疆场。出征缅甸时,面对欢送的民众,他笑着说:“为民族战死沙场,男儿之分也。”当他孤军深入缅甸同古,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时,他在留给我母亲王荷馨的遗书中写道:“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

战功卓著:从长城打到昆仑关

1933年春,日寇在华北挑起长城战事,那时父亲在17军25师145团任团长。父亲奋勇指挥,率部力战,使得友军已失阵地得以恢复,并在战斗中同赵姓连长一起救下师长关麟征,后来被人们戏称,若不是戴赵赶到,关公休矣!后来,父亲因奋勇作战受伤获得嘉奖。当时北平报纸对此进行报道,大加赞扬,许多青年人对父亲称羡不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的部队在河北太行山地区与敌作战。8月,父亲被提升为25师73旅旅长,率部阻击日寇土肥原部,予敌以重创。

1938年3月徐州会战,父亲率73旅火攻陶墩,智取朱庄,与友军协同作战,完成了将台儿庄日军主力完全包围的计划,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台儿庄日军被歼驱之后,临沂方向日军猛烈向西反扑,与中国军队对峙于杨家集、艾山一线。父亲率部防守中艾山,日寇猛攻四昼夜,最终被击退。日军广播说有一俄国军官在指挥中国军队,原来父亲每在战斗之时,总是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其体形魁梧,使日寇丧胆而误传。父亲曾对母亲说,艾山那次战斗,打了四天四夜,不仅眼打红了,驳壳枪的枪管也打得冒烟。由于父亲在徐州会战中有功,1938年5月晋升为89师副师长。

1938年8月,父亲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由于作战有功,被记大功一次。 >>

远征缅甸:出师未捷身先死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父亲率领的第5军第200师作为入缅作战的先锋,一直推进到缅甸中部的同古(又称东瓜),协助英军防务,掩护英军撤退。然而当仰光失守,同古的英军不与中国军队商量,仅通知200师司令部“我们撤出了”就退出同古,把同古城的防务完全交给了200师,而此时第5军的第22师、96师离200师近千公里之遥。200师只能以一个师的兵力来对付北上的日军主力。为此,父亲决心战死疆场,以报效国家。在将部队的防御阵地部署就绪后,他立下遗嘱,并给各级下命令,明确:师长战死,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各团、营、连亦如此。因而全师上下同仇敌忾,士气旺盛。

3月18日到3月29日,日军第55师团在空军的掩护下,骑、炮、步兵联合,向200师阵地逐步猛攻,其间还施放毒气,但都未能动摇同古防御的核心阵地。在200师的顽强抵抗下,日军死亡5000余人,我方牺牲1000人,以1比5的战绩创造了中日交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果,国际舆论为之震动。蒋介石称此役是“中国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评价父亲为“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同古防御战之后,由于英军情报有误,日军第18师团占领棠吉,除留一部分部队防守棠吉,其余部队继续北上,加上日军第19师团占领腊戍,这样远征军回国的道路被阻断。这时,以史迪威为首的长官部要求各自突围。5月初,史迪威带参谋团的人员退向印度,第5军96师、22师走进了野人山,200师在缅甸东部奉命尾随日军,相机返国。

在返国途中,200师要经过两条河流三条公路,一共五道封锁线。1942年5月18日,在通过昔卜到摩谷公路最后这道封锁线时,遭到敌人伏击,父亲亲临第一线指挥,不幸胸腹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但他仍然指挥部队集中突围成功。接下来的时间里,由于缺医少药,在湿热的热带雨林中,父亲伤口溃烂恶化,5月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茅邦村殉国。在临终弥留之际,父亲要战士扶着他向北方的祖国深情注视,不久即闭上了双眼。 >>

带兵有方:勤于动脑能打胜仗

父亲是个爱动脑子、勤于思考的人。他在抗战中战果辉煌,绝非因为运气好,而是他非常注重士兵的军事训练、战役战术的指导,是在用大脑和敌人战斗。

早在长城抗战中,父亲看到官兵作战非常勇敢,可是却打不过日军,于是就从战术上钻研总结怎样训练好自己的士兵,并写了很多练兵教材。他提出了要三个“不打”:第一,看不见不打,第二,瞄不准不打,第三,打不死不打。他琢磨日军的战术,考虑怎样才能克敌制胜,比如他发现日军的炮兵比我们厉害,但炮兵的射击距离不是很远,大概七八千米,他就想可以派小分队先把敌人的炮兵解决掉。所以,他不是一味勇敢,莽撞地不怕死,而是经常动脑子来考虑战术,想着怎么消灭敌人。也正是如此,他打了那么多仗,基本上都打胜了。最后在缅甸200师尽管牺牲很大,但还是成建制地回来了,这都说明他带兵有方,打仗有方。

1939年父亲被任命为200师师长后,为了全面总结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军事训练上的不足,根据自己历次作战的战斗实践,写下了《磨砺集》一书,作为军队战士的练兵教材,并在200师组建的过程中,按此教材实施训练。他住兵营与官兵吃住在一起,整训部队。半年后,200师在当时国民党全军评比中获得第一名。在昆仑关战役结束后的治伤休养期间,他又写下了《磨砺集》续集,不断丰富训练士兵的方法和要求。 >>

勤学好问:边打仗边学英语数学

父亲非常热爱读书,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在军旅生涯中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在他遗存的日记中,大量的内容是涉及学习的。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一事不知,不更二事;一书不解,不更二书。

父亲认为不要为学习而学习,要扎扎实实不图虚名,学以致用。他对官佐们说,我们今天在军言军,所求学问,应以军事科学为主,学习的好坏,水平的高低,应以敌人军官为准绳,至少相当,应有超过的决心。他对一些年轻学生说,努力学习,打好基础,也是救国报国的一条途径,要能够做到与外国人并驾齐驱,国家才能有长足进步。

我在父亲日记里看到,他当团长后,工作之余除学习数学、物理外,还学习英文。我大哥戴复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他告诉我,有一回在军营过夜,他和父亲点了两盏油灯,人手一本书,后来大哥坚持不住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父亲仍在看书,父亲的好学精神令他感动。 >>

英雄父亲:把小爱融入大爱之中

父亲离开家参加远征军的时候我只有一岁多,还不会说话,后来父亲牺牲在战场上,留给我的记忆很少。我对父亲的理解主要来自母亲的叙述,以及父亲的日记和一些历史资料。在我看来,父亲是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人,伟大是因为他把国家和民族放在了首位,说他很平凡,是因为他像普通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文学、京剧等,还有他对家庭负责,他爱妻子和儿女们,就算再忙,也会抽空来关心我们。

父亲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有一次父亲给大哥的信中说:“东儿:你对我的想念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对你们兄妹弟的想念,比你更甚呢。不过,当这个时候,只有按下私情,为国效力了。你总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是愿意要英雄父亲。” >>

黄晴

黄克诚之子,1948年生,人民日报社原国际部主任

番号不断在变 战斗力不变——追忆父亲黄克诚的抗战足迹

父亲黄克诚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他归属八路军序列。后一阶段,即1941年至抗战胜利,他归属新四军序列。

针对坏苗头,建议恢复政委制度

在前一阶段,父亲最初担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之初,受时势和新体制所限,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建制,只建政训处,政治机关的功能也大为削弱。部队中旧军队习气有所抬头:军阀主义开始滋长,“副官吃香”,称兄道弟的江湖义气流行,出现了侵犯群众利益,个别干部“跑路”的问题。

受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委派,父亲去前线115师调研。在115师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调查,并向师首长汇报后,又回八路军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汇报,并受命起草了报告,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名义上报党中央。其后,中央电令八路军总部,批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我军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有论者认为,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的恢复,对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7年底,父亲受命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344旅是一支老红军部队,前身是红15军团,由大别山走出来的红25军和陕北红26军组成。旅长徐海东,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在整个抗战时期,黄克诚都与这支部队生死与共,结下深厚情谊。 >>

支援黄桥决战,实现苏北会师

从1938年至1940年,父亲所在部队的建制和番号变化较多,作战和活动的区域也较大。1938年下半年,344旅开辟了位于晋东南和豫北的太南区根据地。

1939年初,父亲向八路军总部建议,将344旅分为两摊,他和旅长杨得志,一人留守旅部,一人去平汉路东开辟新区。后总部决定,杨得志东进开辟新区。1940年2月,344旅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杨得志先后任司令员,父亲任政委。是年4月,父亲奉命离开太行山前往冀鲁豫,相机前出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在东进南下的路上,父亲及纵队机关和直属队在冀南永年县辛寨突遇日军袭击,敌人久攻不下,竞施放了毒气,父亲和多人均中毒昏倒,但部队仍坚持打退了日军进攻。

二纵主力到达冀鲁豫地区后,与杨得志汇合,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父亲任政委。1940年5、6月间,二纵粉碎了日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拥有8个抗日民主县政权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行政、财政体系初步建立。

是年6月,父亲率二纵部分主力南下,与彭明治的苏鲁豫支队和彭雪枫的新四军6支队会合,合编为第四纵队。但到了7月,按照中央命令,父亲在给彭雪枫留下部分主力部队后,又率部南下皖东北,与刘少奇会面并讨论后,决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我军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父亲任司令员兼政委。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初期,“第5纵队”一词被西班牙内战时的佛朗哥用过,成了贬义词。记得母亲对这个名称就很有意见,说:“叫什么不好,叫第5纵队。”8月,5纵东进开辟苏北的淮海、盐阜地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是知名的反共顽固派,韩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被称为“磨擦专家”。 >>

经营苏北,根除百年匪患海患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5纵进入新四军序列,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父亲任师长,同时兼任苏北地区的军政负责人。从1940年9月到达苏北,到抗战胜利后离开苏北,父亲在苏北战斗、工作、生活了5年。他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在一个地区进行根据地的建设,进行对日作战,较为自主地解决各种问题,克服各种困难。晚年,他仍对这段生活十分怀念。

苏北地区历史上有两大患,一为匪患,一为海患。匪患历史悠久,明末即有记载。加之地处沿海,海盗亦很猖獗。三师从1941年上半年大力剿匪,百年匪患,一朝廓清,打破了当地“捉不完的虱子,剿不完的匪”的神话。

三师进入苏北时,遇上海啸成灾、难民遍野的情形。父亲经多方研讨,决定以发公债、以工代赈的方式修海堤,阜宁县长宋乃德主其事。宋乃德是山西人,有蹲着捧碗吃饭的习惯。有当地士绅见了,挖苦说:“望之不似人君。”但宋乃德受任以后,亲力亲为,吃住在大堤工地,和广大民工栉风沐雨,在部队支援下,克服了暴雨溃堤之险,以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建成大堤。两个百年大患一除,共产党就在苏北人心中站住了脚。

苏北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和财经工作也较为有声有色。苏北有名望的士绅韩紫石、庞友兰、杨芷江等均积极参政议政,参与抗日活动。上海和江南的许多文化名人也来到苏北,如邹韬奋、阿英、范长江、孙冶方、薛暮桥、贺绿汀等。邹韬奋到苏北后感触良多,他病重时曾表示:“已下决心写一本关于苏北的书”,“因为新中国的雏形在苏北、在陕北和其他一切根据地里形成了”。 >>

在家中极少提及“打仗”故事

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苏北抗战斗争最艰苦的时期。1942年11月,日军17师团一部及伪军对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在地委书记金明和军分区司令员刘震指挥下,与敌周旋,拔敌据点,至1943年,淮海区根据地基本恢复到“扫荡”前态势,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

1943年春,日军对苏北盐阜区进行大“扫荡”,兵力之多、手段之毒、历时之久,是空前的。在副师长张爱萍指挥下,避其锋芒,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袭敌、疲敌、阻敌。待敌军相对分散,进行分区扫荡时,我则相对集中作战,三师部队先后进行了单家港之战、陈集之战、八滩之战等战斗,歼敌1800余人,并争取了部分伪军反正。

1944年,苏北我军开始了局部反攻,是年4月,发动了高沟、扬口战役,拔除敌伪据点14处。5月至10月,发动滨海地区攻势,攻克产盐重地陈家港及顺昌等据点,解放了日军掠夺盐、棉的基地,将淮海区之敌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内。

1945年,三师先后发动阜宁战役,解放阜宁县城。发起两淮战役,解放淮阴、淮安县城。

新四军第三师指战员在苏北的5年抗战中,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其中,最壮烈的是刘老庄之战。三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指战员在刘老庄阻击1600余日军,竞日苦战,在毙伤敌近400人后,弹尽毁枪,全部殉国。朱老总将此役誉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典范”。参战日军也对我军的牺牲精神“深致敬佩”。此后,7旅重建“刘老庄连”,其建制延续至今。7旅是我军一支极具优良传统的部队,其前身可追溯至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孙中山的铁甲卫队和“铁军”叶挺独立团、朱毛红军的老28团、31团、黄公略的红三军。朱老总曾对陈老总开玩笑说:“我把八路军的老祖宗都送给你了。” >>

罗东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

抗战最艰难时的沂蒙反“扫荡”——父亲罗荣桓1941年的抗战历险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

2000八路军悄无声息突出重围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4日,日军从沂蒙山区西部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余人仍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

儿子幸运脱险,女儿生病夭折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了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小杨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后来我们住的山洞暴露后,那个小羊倌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山洞。这个洞很小,只能容两三个人。几天后,干粮袋里连馒头渣也没有了,刘湘阿姨便从洞外的枯草丛中找来一种叫柳夹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带我到已经收获过的花生地里拣没有收尽的花生。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碰到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来到河边,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趟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父亲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兴地去执行命令了。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如果没有了桥,倒反而会逼着他们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

贺晓明

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

走进父亲贺龙的抗战岁月——八路军艰难抗日让人震撼

回顾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我们用原始史料记载的数据和事例说话,越研究越觉得震撼!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苦,但不知道当时苦成什么样子;也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不知道究竟怎样发挥了作用。我们今天说要传承历史,在传承前头还要加个“真实地”传承历史,这样才对得起先烈的付出和牺牲。

“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

1936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后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驻扎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与红27、红28军等部,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由我父亲贺龙担任,副师长肖克。

红军改编,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思想上不能接受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

面对这种情况,父亲非常着急。他理解官兵的心情,就一个团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连我贺龙也不愿改!”

父亲接着提高嗓门,严肃地说:“同志们,这样可不行啊,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如此一来,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你们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哪一头轻,哪一头重?但是,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部队。”父亲的这番话打开了干部们的心扉,连长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 >>

从大数据看120师抗日战绩

父亲所带部队的特点是打仗英勇顽强,善于诱敌深入打歼灭战。在70多年前,八路军120师是一个让敌人头疼的部队番号。

1937年9月,父亲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他指挥部队在雁门关设伏,击毁日军运输汽车100多辆,毙敌500多人,夺回雁门关。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率部挺进晋西北,进军绥远,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父亲奉命率领120师主力千里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

1939年4月,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平原后所进行的第一次歼灭战,也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原大量歼敌胜利的模范战例。在周围日军据点林立的情况下,父亲集中7个团的优势兵力,经3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700余人,俘虏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200余支,基本歼灭了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敌人被包围的时候,绝灭人性地使用了毒气弹。正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的父亲和120师机关20多人中毒。父亲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医务人员要抬他进村治疗,他摆摆手,要过浸了水的口罩戴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把敌人完全消灭为止,为部队作出表率。 >>

没想到抗战苦到这个程度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父辈们的日常言语中,我就知道在抗战时期父亲和他带领的部队是很苦的,但我没有想到苦到什么程度。直到长大后,尤其是近年来翻阅研究当年的历史资料,才对父辈所经历的艰苦岁月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1940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并阴谋占据我晋西北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父亲率120师从冀中千里挥师返回晋西北根据地。严峻形势下,父亲领导晋西北军民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硬“把敌人挤了出去”。当时的根据地,外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封锁,内部则是粮食、医药等物资缺乏,生活极为艰苦,根据地进入了异常困难的时期。

晋绥根据地本来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不利于抗日武装的生存发展。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有一个统计数据,当时115师主力所在的山东根据地人口有2800万,129师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有2400万人,晋察冀根据地有2500万人,而120师所在的晋绥根据地只有320万人。多大的水养多大的鱼,遇到内外封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更是雪上加霜。 >>

“把一代人打丢了”

父亲在生前很少对我们讲他战争年代的故事,他所经历的磨难和伤痛也很少说。

到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已年近半百,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他带的兵年纪还很小,经常一片一片地倒在了战场上,他心里很不舒服,这种伤痛一直藏得很深。1955年元帅授勋的时候,父亲在现场很感慨地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肩上挂着的这个牌牌应该是他们的,他们没能活到今天,却最应该得到这个荣誉。

父亲年近半百才生下第一个男孩,我哥哥,51岁时才生下我,可以说是老来得子。他后来在部队里讲话时说:“我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我们这代人磕磕绊绊活下来都很不容易,但假如说抗日战争没有结束,一直打到现在,我们这些人肯定都会被父母从身边捐出去,一个不剩,都到前线去,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一定是这样的。

今天的我们要继承父辈的遗志,发扬抗战精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教育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必须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必须要有强烈的区分是非的能力,必须要有坚定的爱国爱民族的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

马国超

海军少将,全国政协第九届至第十二届委员

永远出征的战士——追忆我的父亲马本斋

70年前,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家父马本斋以他42岁的盛年,为民族解放走完他的生命历程。他生时英武不凡,终时壮志不灭。他是回族人民的一面旗帜,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正如当年在延安追悼会上,叶剑英同志致悼词中所说:“马本斋同志的斗争道路简单地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依赖党。”因此,对家父的最好纪念,在于从他的经历和光辉事迹中,学习他的高贵思想品质和优良作风。

娘被抓走,儿子照样打鬼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父亲不由怒火中烧。眼看祖国大好河山遭受蹂躏,他忧心如焚,无限感慨,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男儿空有凌云志,不尽沧浪付东流。”此时,他才30岁出头,就当了旧军队的团长,以他的才华,还会有显赫的晋升。但是,名利难摧爱国之志,地位不移报国之心。于是,他毅然解甲归田,自发地组织起回民抗日义勇队,踏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1941年7月,父亲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把盘踞在河北河间县城一带的日寇打得晕头转向,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日本鬼子队长山本给周围据点的日军下了道命令:“百人以下的队伍,不准走出据点大门。”虽然如此,敌人并不甘心,在叛徒哈少甫的策动下,敌人订下了一条阴谋诡计。哈少甫对我们家的情况很熟悉,他知道用军事力量征服不了我父亲,便向山本提出了采用《三国演义》里“收徐庶”的办法,把我祖母抓去,逼我父亲投降。

父亲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难过。在此之前,敌人的“枪杆子、金票子、嘴皮子”都在这位坚强的回民共产党员面前失败了,而狠毒的敌人,又想利用父亲的孝心来软化他的意志。回民支队的战士们纷纷向司令员请愿,他们聚集在司令部门前,群情激愤地高呼:“打回河间去,救出马老太太。”父亲深情地对战士们说:“人世间,哪有儿子不疼自己母亲的!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有什么比抗日大业更重要的呢?”

祖母被抓到河间以后,鬼子用尽了诡计,逼她给我父亲写劝降信。在严刑面前,祖母不住地骂敌人:“狗强盗,别做梦了,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敌人用硬法子不行,又用软法子。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动摇祖母为民族解放而抗争到底的忠心,她坚贞不屈,绝食七天,于1941年农历7月12日壮烈牺牲! >>

抵制谣言,处处维护民族团结

1940年回民支队在河北深县一带打了大胜仗,老乡们宰牛宰羊,提着花生拿着大红枣去慰问部队。一位老大娘不懂回族的习惯,为表心意送慰问品,结果闹出了大笑话。这位老大娘提着不该送的那种肉,要亲手慰劳马本斋。司务长看到肉,一皱眉头,说:“大娘,我们回民不吃这种肉。”大娘说:“这是刚宰的,又干净又新鲜。”司务长没办法,只好请来我父亲。我父亲一看,笑了,非常和气地说:“大娘,您送来的肉,我一定收下!谢谢您老人家对子弟兵的关心。”司务长见此情景愣住了,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送走老大娘之后,我父亲让司务长把肉送到邻村的后方医院去,去慰劳汉族伤员。他还让司务长按市价把肉钱送还老大娘。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平原大地,成为民族团结的佳话。

为了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更广泛地团结回族同胞参加抗日武装,父亲亲自给军区写报告,要求给回民支队请阿訇,上级很快同意了他的建议,及时地聘请了阿訇,还设立了海里拜,负责宰牛、羊,为牺牲的回族战士举办安葬仪式。这些看来平常的举措,鼓舞了回族战士,吸引了更多的回族青年抗日,使回民支队更加壮大了。

但是敌人是狡猾的,他们在武力上征服不了,便用谣言来瓦解回民支队。敌人四处散布谣言,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回汉之间的纠纷。为此,我父亲在给战士们上政治课时,曾讲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兄弟姐妹,我们的国家也和咱们每个人一样,也有兄弟姐妹,那就是各个民族,汉族就是我们各族的老大哥,是谁领导我们抗日救国?是毛主席、朱总司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汉族而不是回族,我们回族和各兄弟民族离不开汉族老大哥,汉族老大哥也离不开各族兄弟。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呀?”大家响亮地回答:“对!”父亲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部队,民族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增进了部队内部回汉同志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

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斯大林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被誉为“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

1939年日寇“扫荡”华北,父亲领导的回民支队在河间、青县、沧县地区转战,并帮助“回民抗战建国会”组织伊斯兰小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日寇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中,与八路军主力纵队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协同作战,消灭土匪武装。回民支队威震冀中平原,有“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之誉。

1939年底,衡水一带日军依托衡水、深县等大据点,强征民夫抢修石(家庄)德(州)路,企图打开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通道,还经常出来“扫荡”石德路沿线村庄,气焰十分嚣张。1940年2月初,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赴深南地区活动,摸清敌人活动规律后,父亲决定在康庄来一个“引蛇出洞,围点打援”。

5月29日深夜,父亲率主力部队悄悄进入康庄及附近的邢家村设伏,七中队及衡水县游击大队则隐蔽于安家村据点附近的麦田里,次日拂晓佯装攻打该据点。30日凌晨,佯攻部队按时打响。待安家村之敌向衡水紧急求援后,父亲即命令割断敌人的电话线。上午8时左右,一贯骄横的衡水日军在大队伪军配合下携带加农炮、九二式重机枪杀气腾腾地向安家村赶来。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杀声震天。仅40分钟,敌军全部被歼,缴获加农炮1门,轻、重机枪3挺,掷弹筒两个,步枪150余支,子弹万余发。击毙100余名日伪军,俘虏伪军50余人。 >>

英年早逝,留下终生遗憾

回民支队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逐步建立,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整整8年间,这支英雄的回族武装紧紧和马本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在这8年中,回民支队共打过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和俘虏日军1.3万多人;击毙击伤伪军2万余人,俘虏3730多人,创造了1比10的伤亡纪录。

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延安见毛主席,1944年他接到奔赴延安的命令时彻夜难眠,然而这个愿望却最终没能实现。

1944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胡宗南纠集了十几万军队进攻延安。1944年1月,中央军委命令杨得志司令员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冀鲁豫军区主力开赴陕北,父亲接到命令后心潮激荡,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延安。

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颈后钻心剧痛,原来早在八公桥战役前,父亲颈后就生了毒疮,由于战斗频繁,缺医少药,根本顾不上治疗,这次病情恶化,加之肺炎感染引发了高烧不退,很快处于昏迷之中,虽经军区后方医院抢救,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

左小北

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

左权之女纪念父亲:以身殉国 太行浩气长存

左权将军女儿左太北7月3日在《参考消息》撰文纪念自己的父亲,抗战中牺牲的名将左权将军。左太北在文中写到,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文章内容如下: >>

2014年8月29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左权,他是抗日战争中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

年底,台湾军方发行了一份2015年抗战英烈纪念月历,在“国军少将”部分,父亲左权同样位列其中。

父亲作为一名抗日英烈,能得到国共双方的共同认可,我深感骄傲,也更加体会到了当年父辈为救亡图存慷慨赴国难、热血沃中华的悲壮与豪迈,体会到了他们无私奉献、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更体会到了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愿拼热血卫吾华”

1937年12月,在写给奶奶的家信里,父亲这样写道:“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因此,他“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1940年7月,父亲协助朱德、彭德怀动员指挥100多个团,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以交通破击战为主的大规模攻击,击毙击伤日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1941年11月,在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中,父亲指挥守山的八路军1200多人,与陆续增援达5000多人的日军,鏖战10个昼夜,共毙敌1000多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5名,我方伤亡166人,以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中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此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评价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

我军的接连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敌机开始疯狂地扫射投弹。彭德怀和父亲决定分路突围,父亲坚决要求由自己率部担任掩护和断后。

总部警卫连要护送父亲先走,被他一口回绝:“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他挥着手一边往前冲一边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冲过去就是胜利!”

“左参谋长和大家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鼓舞了大批人顺利突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后,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父亲,他还是拒绝了。

父亲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人炮火十分猛烈,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应该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以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颗炮弹过来了,他的喊声戛然而止。

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从山口消失了!

父亲被炮弹击中头部,以身殉国,年仅37岁。

在父亲的公葬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我以我血见忠诚

父亲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极高。但在1928年的一天,父亲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餐,被王明知道了,便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父亲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接受严格审查,并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

1930年,父亲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父亲成为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

此后,父亲从未停止过申诉。直至殉国前的1941年11月,父亲还再次发电报向党中央申诉:“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1942年春,彭德怀还专门给中央写了封信,说他可以证明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然而,父亲再也没能摘掉“留党察看”的“紧箍咒”,直至含冤殉国。

据开国中将苏静回忆,父亲牺牲后不久的一天,他在延安散步,碰巧遇到了毛主席,走到跟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满含泪水地说:“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就牺牲了,很遗憾。”

延安各界为我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后来流传很广的悼念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烽火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自从19岁离家求学后,整整18年,再也没有回过家。 >>

而远在湖南的奶奶,一直盼着儿子回家,盼得望眼欲穿,从抗战胜利盼到解放战争胜利,没人敢告诉奶奶父亲已经捐躯的事情,直到1949年夏,挥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朱德总司令之命,到家乡看望奶奶。

得知儿子殉国的消息后,奶奶请人代为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两个月后,奶奶也与世长辞。

1940年5月27日,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当时也是抗日前线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忙于战事根本顾不上我和母亲,只好在我出生仅三个月不满百天的时候,把我和母亲送到了延安后方。

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父亲的生命时,我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他生前写给母亲的信件,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42岁那年,我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爱的女儿。通过父亲留下的家书,我才更加深切地了解父亲,更理解他和爱他。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父亲总给人感觉是一个感情内敛、沉默严肃的人。仅存至今的几张照片中,他总是嘴唇紧闭,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张照片例外。这是父亲与女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中,父亲抱着未满百日的我,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母亲刘志兰。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34岁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亲是真正的开怀而笑。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母亲即将带着我回到延安。照相后,父亲在村口与我们挥别。但那一别,即成永别。

父亲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母亲带去,带来的还有一些给我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提到女儿,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刚毅无言的父亲——铮铮硬汉,完全被“溶化”掉了!

细腻的父亲给花朵一样的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毛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只是因为许久没见过女儿,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父亲在指挥八路军进行战斗、研究军事理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7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牺牲前3天,父亲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从未喊出的爸爸

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烈士,但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我只是奇怪,大家都热热闹闹的时候,那个叫做“爸爸”的人怎么不在。 >>

1942年,母亲给父亲拍电报,问如果日本人轰炸延安怎么办。父亲回信说:“我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处理她。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多再给你受累,不再妨碍你的学习及不必要的行动为原则。”所幸的是,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幸免于难,但父亲却不在了。

父亲的牺牲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后来在编辑《抗战家书》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我曾想,如果父亲老了,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很幸福的。但是,这种普通人都品尝过的幸福,烈士的孩子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爸爸、妈妈。

前些年,我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行进。第一站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一个位于太行绝顶的小村子。

几十年前,我就出生在村里的奶奶庙。不经意间,小院中已经聚集了很多老人。忽然,老人们齐声高唱四段歌词的《左权将军之歌》。曾抱过我的房东,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我心想,这个怀抱要是父亲的,该有多好。

退休后的这十多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上。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我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人物小传】

左权,1905年3月生,湖南醴陵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太北,1940年5月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八路军总部,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副司长。2000年退休。

彭小枫

彭雪枫之子

(二)共产党人榜样,中华民族英雄

教诲是我终身缺憾。我对父亲的了解,多是从长辈们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追忆中来,从父亲留下的文稿书信中而来。这些详实而又动人的关于父亲的记录,让我能够沿着历史脉络,真切地触摸他,了解他。看他如何顽强奋战,屡建奇功,在长征中成为著名的红军青年将领;看他如何致力统战,运筹帷幄,不战而屈人之兵;看他如何聚沙成塔,挺进豫皖苏,建立根据地,扬鞭东指经略中原;看他如何砥砺自身,笔耕不辍,为我党我军的军事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最后,目送他以一个军人最为荣耀的姿态将37岁的光阴定格于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以身殉国,遗爱长淮。 >>

有胆有识,成功说服阎锡山

父亲是有胆有识、善于攻心的政治家。 >>

那是1936年9月,毛泽东亲点父亲担任“特使”,力促国共合作,“逼蒋抗日”,为我党争取在战略大环境中的有利局势。彼时他尚是未至而立的青年,却毅然挑起了重担。那段时期他辗转半个中国,随叶剑英秘赴西安会晤张学良、杨虎城等,巩固我党与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并携毛泽东亲笔信晋谒时驻兰州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军第51军军长的于学忠,实现“西北停战议和”,为后续红军主力会师甘北,“打通苏联”,进而夺取宁夏接通外蒙古的战略任务创造条件。

10月,党中央明确将晋绥统战工作置于北方军队统战工作的第一位。父亲临危受命,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太原等地,专做阎锡山、傅作义的统战工作。他孤身一人化名入晋,牢记毛泽东“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嘱托,与阎揆情度理,廓清大势。他一方面采取了策略上的说服,将阎锡山“守土抗战”、力图自保的心理与蒋之间的矛盾作为谈判工作的突破口,使阎锡山产生了“不亡于日,亦亡于蒋”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晓以民族大义,以热烈的革命情怀,忠实转达党中央“非抗日无以图存,非抗日无以救国”的通电精神,使其权衡利弊,转变立场,从而为晋绥两省的统战工作打开了一条通路。

父亲在太原期间,西安事变爆发,举国哗然,阎锡山晋绥军的政治倾向立时成为国共能否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一环。大局风云变幻,更显沧海横流英雄本色。父亲冷静沉着,不急不躁,最终不辱使命,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战主张,促使其态度从反对到中立,再从中立转到“共维大局”的立场上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力的联合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后一年内,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他利用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充分向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方针与游击战争理论,同时更加细致谨慎、步步为营,以坚韧不拔的耐心和充满智慧的谈判技巧说服阎锡山,使其在国家危亡之际不仅同意红军入晋,还共同商定东渡黄河的渡口、行军路线,并提供军需等后援物资。这是抗日战争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与阎锡山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晋绥通道的开启,为后来的八路军开赴抗日最前线铺平了道路,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条件,为八路军指挥部和三个主力师进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创建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开拓了新的战略空间。

长于作战,“以能打大仗硬仗著称”

父亲是精于谋略、长于作战的军事家。 >>

1938年,在中原告急,武汉即将失守的情况下,为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创造苏鲁豫皖边新局面,父亲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实现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互联互援的战略目的,确定了以豫东为中心,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规划。这一进军路线是无比艰难的——从豫东挺进豫皖苏,并建立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就意味着部队须跨越与日军的交战区域,孤军深入,虎口夺食建立防区。父亲勇于承担,毅然挑起了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经略中原的重担。

他冷静地分析战局,并着手重点做了两方面的出征准备:一是在建立武装方面,他在河南竹沟组建了编制为两个大队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也就是后来新四军第四师前身;第二是在军事思想方面,他发表了《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论在敌人后方工作》等文章,将“发动群众斗争”、“消灭敌人武装”和“建立抗日政权”作为三位一体的基本任务。1938年9月,父亲率领游击支队指战员在竹沟的东征誓师大会庄严宣誓:“日寇犯境,大敌当前,不复失地,誓不生还!”开始了浩荡东征。在父亲的带领下,那从人数上来看绝不能算是壮大的队伍却成了一支民族解放的铁流,它汹涌澎湃地朝向古老的中州原野,向着敌人的心脏奔流。

这支钢铁般的军队不负众望实现了与吴芝圃等部在杜岗的胜利会师,于淮阳窦楼首战首捷,验证了迂回包围游击战术的有效性;并在此后回师睢县、杞县、太康一带,取得了清剿日寇与统一战线两方面的成功。在这一段时期,父亲对于平原游击战术的运用愈发炉火纯青。为更好开展平原游击作战,他组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骑兵团。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在挺进豫皖苏边区后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1.7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初创豫皖苏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宛如一把利刃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战略意图和军事思想,结合实际形成了自己的敌后斗争理念,并将这些理念深入贯彻到了根据地建设与军事斗争中。毛泽东曾于1938年与1939年先后指出:“在豫皖苏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最终这支“铁的党军”发展成为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12万余众武装力量,依托根据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歼灭日伪军的敌后游击战争,造就了他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

张震曾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彭雪枫在红军时期经常率部披坚执锐,斩关夺隘,迭挫强敌,以能打大仗硬仗而著称”。这一评价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确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33人为军事家,彭雪枫位列其中。

对党忠诚,“清如水,明如镜”

父亲是具有坚定信仰,对国家和民族无限热爱,对党绝对忠诚的革命家。 >>

曾与父亲共同战斗和工作过的父辈们,在提起那段并肩作战的光辉岁月时,常常会热泪盈眶,每逢他牺牲的忌日,总是用各种形式纪念他。我深切地明白,那并不源于父亲所处的领导地位,而是源于他作为革命者、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他生于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大时代,怀着立志报国的一腔热血弃笔从戎投身革命,从来就把得失、生死置之度外。在战争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亲率部队帮助人民兴修水利,春种秋收,抢险救灾。在豫皖苏边区遭遇春荒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带头卖掉随他征战多年的心爱战马,换粮帮老百姓度过饥荒。根据地的老百姓送他“万民伞”,为他立“德政碑”,颂扬他的爱民之情,称新四军第四师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最为可贵的是,他虽屡遭无法想象的困难,却从未动摇过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革命胜利始终怀有旺盛不灭的热忱。他在国土沦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日子里,加强和深化对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的宣传,用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唤醒群众、武装群众。他创办了《拂晓报》,拂晓剧团,牢牢巩固了党的思想阵地,让贫穷困苦的人们即使面临强敌,在精神上也无比强大,具有坚定的抗战意志。他总是亲自撰写社论、评论,亲自作报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我母亲结婚三年,相聚甚少,却留下80余封书信,信中充满对毛主席的崇敬,对党的忠诚与深情。他对我母亲的赠言是:“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

在山西太原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时,因要为延安购买军需物资,他持币累万,亲自经手巨额款项,却公私分明,账目清晰,分毫无取,为了党的事业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节约每一个铜板。

1944年9月11日,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拂晓,带着驱逐日寇和收复失地的壮志豪情,率领新四军第四师奔赴豫东战场,在指挥夏邑八里庄战役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殉国。

1945年2月2日至7日,延安和淮北两地同时为父亲举行了公祭。在泗洪,7000余人前往洪泽湖畔,迎接彭师长的灵柩。沿途群众自动摆设香案致祭。香案上放着一炷香、一面镜子、一碗清水,寓意父亲一生“清如水”“明如镜”。四师师部大王庄村头广场上搭起的灵堂中央,悬挂着父亲的巨幅遗像。两旁书写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共同的挽联: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明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山河,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挽联是对他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共产党人的榜样,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样的评价,九泉之下的父亲,当会感到无上的光荣。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与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令我印象深刻并感怀至今的,是陈毅元帅为父亲殉国所做的《哭彭八首》。八首诗中,有这样两首——“服务人民事,廿年战血红。知君无限恨,未得饮黄龙。”“当年老战士,今有几人存?新生千百万,浩荡慰英魂。”如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70年,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一代、这些继承了父辈遗志并愿意为之努力也一直在努力着的人,现在大多也已进入退休的年龄。我们不能不思考,在党的领导下,我父亲和千千万万的先烈们用生命开创的事业,究竟能不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呢?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命运,必将系于作为后来者的年青一代身上。诚如董必武同志于我党成立之初所云,“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我们认为告慰先烈最好的方式,就是担起历史重担的千百万新生者要奋发努力,让中国再走过数百个、数千数万个朝气蓬勃的拂晓,不断走向新的更加辉煌灿烂的黎明。

刘亚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一)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4周年的特殊日子,本网特别刊发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撰写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文,既作为“胜利的启示——军事名家谈抗战”大型系列报道的收官力作,也作为另一组大型系列报道“父辈的抗战”的开篇鸿文。我们“父辈”的抗战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为纪念抗日英雄,弘扬抗战精神,重铸民族之魂,本报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继续联合策划“父辈的抗战”大型系列报道,邀请30多位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后代,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辈的丰功伟绩,讲述父辈对后人的深刻影响。现将全文内容摘转如下: >>

(一)

习近平主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是精神的胜利,因此也是文化的胜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二)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后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形容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不到10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是逃走时中弹的。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8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三)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什么都学,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的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成了中国。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

对华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甲午以来,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异样了。中国当日本的老师两千年。日本当中国的老师近百年。今天我们的语言甚至都受日本影响极大。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社会名词的70%。如果删掉这些名词,很难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周恩来和鲁迅。有人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换在两个女人手中完成,一个是秋瑾,一个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在这些辛亥革命党人身上,依稀可见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拯救中国人的肉体上,他毫不犹豫地挑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他想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四)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过亚洲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反思。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可惜韩国人的认知只走到这里就止步了。韩国离日本更近,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浮海求学的场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它差不多算是一场文艺复兴了。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间人为尊。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

(五)

甲午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一致,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甲午战争后期,日本人已经没有了激情。但抗日战争就不是这样。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它还一口气在江西等地攻占了十八座城镇。它的激情在燃烧,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气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种,小东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千年来,小农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防御的极致。中国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战争中产生的。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纵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也摆脱不了悲凉无奈。然而你看看毛泽东的战争诗,哪有一点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是《七律·长征》。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六)

抗日战争的侵华日军,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强盛,也是野心最张扬的一代。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奠定日本强国地位的“日俄战争”,年龄多在五十开外,正处于成熟和巅峰状态。与之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将领们则是小字辈。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时30岁。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时年仅24岁。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35岁。1946年粟裕赢得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时39岁。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态投入抗日战场,创造了历史。青春具有无尽的冲击力。青春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林彪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众人目瞪口呆。关汉卿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林彪可能读过关汉卿这句话。他爱吃炒黄豆。他在不断咀嚼中体验战争的硬度。平型关一战,正是林彪,改写了日本陆军不曾失败的历史。 >>

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影响深远。这个战役的命名,豪情满怀,闪烁着英雄主义光芒。这是一个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的极富有诗意的命名。当时参加战斗的有105个团(次),左权在听完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这个响亮的名词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怀,他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1950年12月1日,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亲笔起草给38军嘉奖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称一个军“万岁”,这在我军历史上,不,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怀的胆量和豪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自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21个国家军队交过手,未尝败绩,抗日战争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七)

日本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樱花,当其灿烂盛开之日,也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他最荣光之时。日本人认为这二者都是美的极致。我曾在冬天去过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学生们一律都穿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孩子们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谚语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国人则总是劝人“慢走”,“你慢慢吃”。这种精神下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是看轻生命的。世界公认西方最强悍的军队是德国国防军,但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元帅率领9万名士兵集体投降。而日本军人在绝境中通常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极少降服。 >>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语)的情景令世界耻笑。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比上一场战争更为酷烈。它是循清朝灭亡明朝的旧路这么做的。听父辈说,在我的家乡,日本人设哨卡,中国人经过时,日本兵伸到人胸口摸一摸,发现心嘭嘭乱跳的,牵到一边,一刀砍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杀得天地为之改色。南京大屠杀之前,中日双方的战斗还是胜负之战;南京大屠杀之后,双方已是生死之战。日本军阀惊讶地发现,仅仅过去40年,这个大陆种群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特别是共产党员,内心极其强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视。史料表明,日军曾煞费苦心研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比如,凡听到别人说话就起立者,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询问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国某年”者,多是党员,并受过教育。日本人对共产党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伟大对手的传统。日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军战士跳下悬崖的壮举,肃然起敬。日军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一个军曹的号令,向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它让人触到了信仰的力量。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八)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就显现无遗。这一点,日本就显得局促多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涌起一缕乡愁。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通过笔谈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抗日战争,中日两个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对决外,就是在格局上对决。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的老师。日本是个岛国,眼光不开阔。毛泽东的眼光则掠过千山万水。毛泽东看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始终是攥着拳头对付中国的,而中国却如张开的五指,极易折断。中国不能产生合力的深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只有个人,没有集体;二是精神世界封闭,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于团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团结的冲锋号。它至今仍是我们的国歌。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华丽的乐章。毛泽东还摒弃前嫌,果断地建立统一战线,国共开始合作。中国团结之日,就是日本衰败之时。日本军阀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于是匆忙发动全面战争。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军,但军事思想非常先进,连美军都派人到延安学习八路军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不仅是战争大师,更是战略大师。日本是一个强盛国家时,毛泽东坚决拒绝与其谈判,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日本战败后,成了非正常国家,毛泽东反而主动与其交往。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他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他提出“论持久战”,是精神上的长征,也是大战略。毛泽东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战争风云大势的,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本质,而他手下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待战争。他们的战争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致过程的见解上。刘伯承、彭德怀起自行伍,有很深的连排长情结。他们对局部细节的追求,完全是一种连排长的眼光。毛泽东善于把大仗当小仗打,他们善于把小仗当大仗打。理解一个士兵,懂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也能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 >>

我研究过日本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这两所大学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特别重视对战役的研究,反而对战略不甚看重。日本军事院校至今还津津乐道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某些战役。战略需要哲学。毛泽东指出,日本是没有哲学的。战略要有全局,日本则特别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太平洋战争后期除外),可是输掉了整个战争。它太看重胜负,于是只有小胜,没有全胜。毛泽东从不看重胜负,他总是从事物的本质入手,时或举重若轻,时或举轻若重,格外大气。抗日战争胜利五年后,他就挥师入朝,对抗世界第一强的军队,就是战略大手笔。彭德怀掷地有声的那句名言“不过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何尝不是毛泽东的精神写照?毛泽东还说:要把中国军队建成世界第二强的军队。他的胸怀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紧。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仿佛触摸到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居然没有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舰。就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7万吨的“大和”号。仅这一艘舰的吨位就超过了中国海军全部舰船吨位的总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从惨败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从此,美国人给战争插上了翅膀。

(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废墟,“国在山河破”,但精神上获得重生。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战争没有在日本本土进行,因此,日本是“国破山河在”。这个“国破”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灭亡,还指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美国占领日本,主要还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占领,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麦克阿瑟飞往东京时,随从问他带不带枪,他说:“什么也不带,就空手去,这样对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结果,日本人看见麦克阿瑟,就像看见神一样。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对他说:“你要把明天当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气扬地去签这个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国人。美国战后对日本进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压制这个民族。美国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这个东方民族头上。事实证明,东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国利用雅尔塔体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时期的起点。它是不是想让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点呢? >>

70年来,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那些甲级战犯正是被美国人逮捕并处死的,但美国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驻有重兵,而且都在战略要冲。70年前两颗核弹爆炸的巨响声犹在耳边。美国根本不怕日本闹事。美国成功了。日本输得服服帖帖。美国占领世界那么多地方,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袭击无日无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种袭击。不错,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这是在美国人强势主导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枚棋子,再也没有了对弈者的身份和心态。明治时期的精气神一点儿也没有了。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剧烈摇晃,一栋栋大楼都“吐出”滚滚人潮。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大街上全是人。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比方,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赞赏这种状态,认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却不这么看。从这种举动中你难道看不出压抑和窒息吗?这是万众一心吗?这是万人一面。明朝人在扬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现过类似情景吗?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恰恰是两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都被人称为“机器民族”,难道其中有什么深奥之处吗?我经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从日本人名字的变迁中可窥一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上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泽东给宫崎滔天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泽东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否则他不会这么叫。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今天的日本人远去了。

抗日战争过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对战胜了他们的中国人民耿耿在念,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哪有一个战败国,对彻底的战胜国——原谅并宽恕了自己的战胜国,这个战胜国还放弃了战争赔款和对日本的占领——过了70年,还充满了怨妇般的愤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人是宽宏大量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精神的转换,中华民族已成为精神的强者和巨人,所以才宽宏大量。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不能忘却,可以宽恕。新华社记者穆青曾是八路军120师的干部,一次,他随部队攻占了日寇的一个炮楼,在炮楼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大木箱,打开后,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来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满满两箱子。穆青所在连的连长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战士们都哭了。国民党远征军将领孙立人在缅甸作战,俘虏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请示他如何处理,孙立人说:“这些狗杂种,你再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就这么办!”国民党军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败仗。但败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过在对待日本俘虏问题上,就远比不上共产党人了。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随共产党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没有听过这种事。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个民族而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日本不对战争罪行道歉,继续仇恨中国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经80岁的毛泽东曾评价日本:“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也许道理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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