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同时,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及其手机电视台等也将同步展开集成报道。 >>

刘亚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

(三十)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

一、制度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

二、战略

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

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

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 >>

三、信仰

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

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

四、国运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

余爱水

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二十九)走进甲午,是为了走出甲午

又逢甲午,国际风云变幻,东海波诡浪谲,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钓鱼岛问题屡屡制造事端,企图通过修宪扩大集体自卫权,建立所谓正常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明显。这就使120年前那场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战争,再次勾起我们沉痛的回忆。但今天的甲午已不是两个甲子前的甲午,祭奠那场远去的战争,我们有无限的殇思。但走进甲午,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胆敢再次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是否做好了再打一场“甲午战争”的准备?如果再打一场“甲午战争”,我们是否能以决战决胜、决战到底的勇气和能力打赢战争?我们反思历史,在于把握现在,赢得未来。 >>

一、大国输给小国,根源何在?

甲午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输给“蕞尔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这其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走向衰落的封建主义农耕文明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走向全面失控的结果,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这次战争,中日角力,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搏杀,也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还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甲午战争的惨败,其原因教训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归结为三条: >>

二、悲剧不再重演,路在何方?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

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

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

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

肖天亮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

(二十八)战略决策失误与甲午惨败

战争双方的较量,首先表现为战略决策的较量。战略指导者对打还是不打、何时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对战争胜负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清政府战略决策能力不足、决策一再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决策进行分析和反思,研究总结其失误和教训,用以启示未来,进而赢得未来。 >>

一、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

对于甲午战败之因,梁启超曾经讲到,“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从战略决策角度分析,清政府战略决策屡屡失误,既与决策者自身认识、分析和决断能力不足有关,更与缺乏先进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有关。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近代化军队与农业时代的军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陆军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还产生了新型的炮兵、工兵、后勤兵、卫生兵等,同时海军舰队逐步成为主要作战力量。作战空间不再局限于陆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战争保障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粮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国家的工业、交通、通信、金融体系等。 >>

二、缺乏应对复杂困难情况的战略对策

进行战略决策,必须要有应对各种复杂困难情况的充分准备,特别是要把战略决策的底线放在应付出现最坏情况的可能上。对复杂困难的一面想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争取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本营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三种方案,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深入的研判和准备。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第三,如海战大败,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日军大本营甚至做好了北洋海军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战争爆发前,日军估计清军向朝鲜派兵可能会达到5000人,日本为了必胜则需要6000至7000兵力。战争爆发时,清军在朝鲜的兵力只有3600人左右,而日军在朝鲜总兵力已达7000多人。同时,针对可能出现英国和俄国对日本的军事干涉,日本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纵观日军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处处体现出立足最困难的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实现最低的目标。

反观清政府方面,却将希望寄托在通过战略威慑推迟战争爆发上,而不是立足于真打、早打的准备。朝鲜危机出现以后,袁世凯密报李鸿章日本已派军舰前来,并要求李鸿章令正南巡的北洋舰队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鲜。但李鸿章却天真地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韩匪起事”,“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但日军却大举入朝,占据仁川、汉城一代战略要地,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清政府一开始表示震惊,但又认为这不过是“造声势”、“争体面”,仍做着完全凭外交手段退敌的美梦。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前线将领提出“事至今日己无可闪避,不如制敌机先,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挫其锋锐”,但李鸿章却给提出此先发制人建议的林泰曾记过处分,认为“日本添兵,虽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

三、缺乏对战争的精心设计和周密谋划

精心设计战争,周密谋划战争,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战争胜负的重大问题。设计和谋划战争,必须以战略目标为依据,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基础,同时考虑地理条件和国际国内支持程度等因素。

甲午战前,日本对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设计,明确了战争的目标任务、制定了战略方针。战时,在每次会战的战略决策中,日军不仅明确了具体的战略方针,还规定了陆军与海军如何协同、如何设立兵站、何时切断何处电线、何时派出侦察兵等等。例如,在旅顺会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一方面积极协助第二军登陆,一方面密切监视海上态势,寻机歼灭清军舰艇。 >>

四、缺乏战略指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战略决策是战略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略指导非常消极,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

平壤战役前夕,由于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海军还没有决战,制海权的归属不明,日军一开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陆,只能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和东部的元山登陆。当时正处于炎热的八月,漫长的山地为日军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如果清军再予以攻击,日军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为了挽救危机,日军大本营决定冒险从仁川登陆。但在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完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赌注。

然而,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汉江附近洋面“游巡”,一再指示“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8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窜至旅顺、威海口外侦察骚扰,清廷甚为惊恐,颁布谕旨:“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正式明确了“保船制敌”的思想,即关键在“保船”,而非“制敌”。《日本海军史》后来也总结说:“占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丁汝昌的上司李鸿章不接受丁汝昌积极进攻的主张,采取消极保存舰队的错误政策,让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以保护陆军,从而错过了对日军、特别是对日运输队实施攻击的良机。” >>

五、缺乏坚定的战略决心和意志

战略决策是决策者筹划指导战争全局能力与素质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决策者具有无畏的勇气、果敢的魄力、坚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在这些方面,清政府与日本战略指导者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决策者自始至终就没有必胜的信念和放手搏击的勇气。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只知一味乞求和平,既无战略,也无策略,更无胆略。 >>

结语

战略决策具有巨大的风险性、激烈的对抗性、超常的创造性、高度的时效性,战略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利益得失和战争胜败。我们要认真吸取甲午战争战略决策失误的历史教训,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加强战略决策的研究和筹划,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慎重决策、果断决策、高效决策、科学决策,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王晓彬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二十七)晚清军事改革的教训和启示

甲午战争爆发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以自强为宗旨、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改革。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挽救晚清沉沦的命运,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标志而宣告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军事改革教训惨痛,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

一、晚清军改取得一定成效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场军事改革在开阔军事视野、推行军事教育、培育军事人才、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借鉴西方军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历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杀。

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购买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洋务派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经过积极的引进和仿制,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军火器的技术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为主要标志,晚清军事改革在海军建设方面达到了顶峰。 >>

二、“只变事不变法”流于表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军事传统和保守战略思维的大国里,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洋务派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经不起真枪实弹的实战检验。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模糊认识。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在走下坡路。 >>

三、日军改革彻底剑指清廷

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不止一个时代。日本的军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虽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坚决,取得显著成效,变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当时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战斗力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的军事改革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强调知识的力量并不亚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权一系”的天皇集权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形成了东西复合的军国主义。 >>

四、清军改革失败被动挨打

晚清军事改革没有进行周密筹划,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过程不连贯,结局很凄惨。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对当时安全环境的准确评估、对安全威胁的应有警觉和对作战对手的清晰判断。清朝君臣们对“天朝”之外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充耳不闻,对世界性的军事变革趋势视而不见,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宏观视野和内在动力。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的对手指向,单纯把军备建设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危机意识严重不足,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略决战茫然无知。

晚清统治阶层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等指导思想,企图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进行嫁接,通过修补改良的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导致了军事改革的畸形发展。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成为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障碍,直接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积重难返。 >>

五、抓住机遇深化军事改革

从历史脉络来说,我们今天仍处在“富国强兵”历史坐标的延长线上。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仍是我们今天军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

张煌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助理研究员

(二十六)从攻防不对称律审视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今天,重温恩格斯当年的论断,从攻防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审视这场战争,既可为甲午战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可启迪对于中国国防战略的深度思考。 >>

一、甲午战争前三次中日攻防对弈

史书记载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公元633年白江口海战,日本为当时的唐朝所败。第二次战争是13世纪中后期,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两次发动对日战争,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第三次战争是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力攻打朝鲜,被明军与朝鲜军合力击败。

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日三次战争,从攻防对弈的角度进行考量,可发现一个共性的特征,即三次战争最终的胜利者都是防守方,而非进攻方。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造就了防御方的胜利,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

二、甲午战争处在攻防逆转关键节点

中日甲午战争是在攻防技术对抗格局逆转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发生的。在战前的30年间,世界海军发展进入了铁甲舰时代,这一时期海军新技术层出不穷,装甲、火炮以及鱼雷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发展变化速度快且充满不确定性,使得身处其中的海军将领应接不暇。面对军事技术领域层出不穷的进展,中日军方的高层在关键军事技术的选择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策。中日两国基于不同的军备思想,分别发展了以防御为主和以进攻为主的两套军事技术系统。

对中方而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军务大员在筹建北洋水师的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防御偏好。他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由此可见,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师的关键动因。在此思想影响下,清廷先后斥巨资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舰,这两艘战舰的设计与制造,凸显了装甲、吨位和重炮的优势,这也与李鸿章立足防御的建队思想密切关联。相形之下,李鸿章等人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速射武器显得不甚敏感,加之清廷因重修颐和园而财政拮据,延误了大规模引进速射火器以扩充军备的时机。 >>

三、攻易防难格局下的甲午战争

中日两国在攻防技术领域截然不同的偏好,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最终结果。甲午战争的军事对抗,在技术层面体现为中国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系统与日本以进攻为主的军事系统的对抗,其对抗的结果也进一步体现了军事技术攻易防难的不对称格局。

中日两国的海上军事技术对抗,实质上体现为大炮、巨舰与速射炮、快速巡洋舰之间的对抗。据统计,中日舰队的平均航速比是1∶1.4,平均马力比则是1∶1.8。奉行攻击战略的日本联合舰队,舰只马力大、航速快、机动性能良好,因而能在战场中迅速占据有利阵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在火炮的配置上,虽然北洋舰队拥有更多的大口径炮,然而日舰却装备了更多的速射炮。清军舰炮威力虽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

中日两国的陆上军事技术对抗,则体现为依据地利构筑的传统要塞防御系统与连发枪、榴霰弹、野战火炮组成的现代火力系统之间的对抗。应当指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清军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地修建工事,构筑炮台,其工程之繁浩,构造之雄伟,耗费之巨大,堪称中国近代军事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两大要塞,一经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攻击便立即崩溃,旅顺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卫也仅仅坚守了一周时间。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清军使用低技术水平的防御系统来对抗高技术水平的攻击系统,在野战火炮大规模应用后,地理因素对于防御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统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从甲午战争中日官兵的对比来看,中方官兵显然尚未从体能对抗主导的军事训练模式过渡到技能对抗主导的模式上来,在军事素养层面存在巨大的缺陷。福州水师学堂教习严复对近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更有深刻认识和切身体会。他认为,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导致了应用层次的崩溃,“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将领尚且如此,更遑论主要由农民构成的普通士兵。 >>

刘化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学院训练与管理教研室主任

(二十五)先天不足阻碍晚清海军教育训练变革

影响军队作战能力的因素很多,其中教育训练作为将作战思想和武器装备等战斗力要素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的催化因子,显得尤为关键。晚清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从军事教育训练的角度深入考察和客观评析历史得失,汲取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

一、开创近代海军教育新路

晚清海军在其筹建与成军过程中,逐步构建起近代海军军事教育体系,探索军事人才培养新模式,不仅培养了筹建海军急需的专业人才,更挑战了封建社会教育传统,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

晚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后拉开了筹建近代海军序幕,通过兴办新式海军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开启了近代军事教育之先河。1866年,左宗棠奏请在福州建厂造船的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并主持制定了办学章程,成为近代第一所海军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很快取得显著成绩,并被晚清政府所重视。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各地依照福州船学堂的办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相继开办了多所新式海军学堂,教授海军所需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 >>

二、实现近代海军训练转型

海军训练需要有严格的法规依据,以统一训练思想、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战术行动。晚清政府在筹建海军时,着手翻译了部分英、法海军法规,以指导近代海军作战和训练。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分别翻译了英国的《水师操练》和《轮船布阵》,天津船政学堂翻译了《船阵图说》等,成为晚清时期近代海军训练的指导教材。在翻译西方海军法规的同时,晚清海军还根据自身特点,编写符合晚清海军实际的法规。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对北洋海军的编制、军官任免及待遇、海军军纪军规、海军后勤等作出明确规范,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部章程,标志着晚清海军从旧式水师向近代海军的历史转变。

晚清海军还着力加强军官和士兵基础训练,建立个人训练制度。军官基础训练在水师学堂完成,遵循海军训练基本规律和特点要求,采取课堂理论讲授与实习结合的方式,提高军官基础训练质量。如福州船政制造学堂学生,“半日在堂研习功课,半日赴厂制造机械”;驾驶学堂学生课堂学习四年,然后练船一年,再回堂学习三个月,尔后到枪炮船实习三个月,学制五年,后增加练船时间到两年,学制延长到七年。学员从学堂到练船,再从练船到学堂的教育训练方式,使海军军官的基础训练非常扎实。 >>

三、结构性矛盾阻碍变革

晚清海军教育训练实践也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这也是导致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与近代海军教育训练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严重阻碍着近代化海军教育训练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理论命题。长期封建科举教育制度,使晚清时期人们都以“登科及第”为学习目标,学习科学技术热情不高,甚至海军学堂各届招生都不能满员。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干扰了近代海军教育训练发展,特别是北洋海军成军后不久,海军建设经费被挪用严重影响了海军教育训练和舰队战备水平。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和以“拱卫京畿”为主要目的的战略指导,则使晚清海军的建设方向和教育训练失之偏颇。

由于根本的作战指导不是为在海上作战、更谈不上准备决战,因而晚清海军在舰艇战术训练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实战性,没有很好地研究潜在作战对手训练克敌制胜的战法。从战术训练要求来看,当时铁甲舰、火炮、鱼水雷等装备投入使用,使海军作战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晚清海军战术训练仍以阵法变换为主要内容,新式装备战术教育和实际训练不足。从指挥员训练情况来看,虽然北洋海军各舰船管带均是正规海军学堂毕业生,但掌管海军教育训练的海军衙门官员大多是门外汉,对晚清海军教育训练发挥的指导任用甚微。

虽然晚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但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统一领导,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权。晚清的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等海上作战力量各自为政,建设缺乏统一的规范、统一的制度,日常的舰艇训练也是各自组织,没有统一规划和组织领导。包括兴办学校、训练指导、训练内容、训练法规没有统一标准,北洋海军编写翻译的《北洋海军章程》和《船阵图说》等法规,也仅用于北洋海军内部,没有达到统一海军教育训练标准的目的。 >>

苏小东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教授

(二十四)从海陆协同作战反思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这一性质决定了日本与中国的攻防战略选择。由于进攻一方的日本是海外征战,故其作战形式必然是海陆协同的联合作战,而防御一方的中国也必须以海陆协同作战来应对。从军事角度看,甲午战争谁胜谁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双方对海陆协同作战的认识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作战条件、作战准备及作战指挥。 >>

一、中国海陆实力远逊日本

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准备。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已有7个野战师团,共计12万余人;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万余吨。日本不仅在兵力建设上具备了海陆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其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也为海陆协同作战提供了组织保障。1894年6月5日,日本又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以确保在其即将挑起的侵华战争中对海陆联合作战的统一指挥。

中国方面早已预料到日本将是中国永远之患,后来兴建海军就是以日本为假想敌。但由于制度落后,尽管搞了近30年洋务运动,但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还很低,军事自强效果并不理想。清朝陆军正规部队由八旗、绿营组成,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均属旧式军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的具有一定现代化因素的淮军,也只是配备了新式枪炮而已,在编制上与旧式军队并无本质区别,且数量不过2万人左右。新式海军则是由地方大员分区组建的。北洋海军于1888年成军,在当时堪称亚洲一流;但没有成军的南洋海军仅有6艘尚可出海作战的军舰,战时又很难实现统一使用;后来只有广东水师的3艘军舰归入北洋海军参加了对日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陆军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远逊于日本。 >>

二、朝鲜战场两次协同惨败

甲午战争是因朝鲜问题而起,中日之战第一阶段的战场也就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朝鲜及其附近海域。因此,在军事部署上,中日两国都涉及海外兵力投送问题,于是便有了海军护航的客观要求。中国方面有两次海军参与的经海路向朝鲜投送兵力,但由于事先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临时又未对敌情作出准确研判,最终都导致了极为不利的严重后果。

(一)中国海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第一次直接协同是增兵牙山,具体行动是海军派舰至登陆点掩护运兵船登陆,由此引发了丰岛海战。

(二)中国海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第二次直接协同是增兵平壤,具体行动是海军为运兵船护航并守护其登陆,由此引发了黄海海战。 >>

三、中国战场“水陆相依”而亡

中国战场的海陆协同主要是两次登陆与抗登陆作战,一在辽东半岛,一在山东半岛。

(一)在日军海陆协同登陆中国本土的辽东半岛之战中,中国方面并没有组织实施抗登陆作战,也不存在任何海陆协同的抗敌行动。

(二)接下来的山东半岛之战,几乎就是辽东半岛之战的重演,所不同的是已无处可退的北洋海军被迫与岸防部队“水陆相依”进行了最后一搏。

纵观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均有海陆两军,但海陆协同作战的水平却表现出极大差距。正因为中日之间在海陆协同作战能力上的差距悬殊,才导致战场的天平不断发生倾斜,乃至影响了战争的结局。但要继续探寻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显然已经超出了海陆协同作战本身。如果可以概而言之,中日之间海陆协同作战水平的高下,其实质是两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差距。 >>

杨建立

沈阳军区65711部队政治委员

(二十三)观甲午战场 议强军目标

作为驻防黄海前哨的海防部队,回首120年前发生在我部防区海域及周边地区的这段屈辱历史,我们对战场的触碰最直接,对战争的感悟更痛切。 >>

一、无“气”不足以勇,少“气”不成其师

和平环境越久,打仗思想就越缺。和平积习越多,战斗作风就越散。古人说:“变故兴细微”,一个国家和军队武备的松弛,往往是从和平积习开始的。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的种种官场痼习滋生蔓延,旅顺军港内驻泊的“南洋”号、“元凯”号、“超武”号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甚至从朝鲜走私人参、装货载客挣钱牟利,为各衙门搞“创收”。而生活越是安逸,“娇”“骄”二气就越盛。

长治久安是国家和人民之福,但对军队而言,军人不能奢侈地享受“和平时期”,不能忘记战斗队的根本职能。尤其是我们海防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时就是战时,我们要用海岛特殊的战略地位和部队担负的特殊使命任务,不断激发官兵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把枕戈待旦的战备意识渗透到官兵的血液中。 >>

二、理想信念缺失,战时就会缺钙

战场较量的是军心,比拼的是军魂。理想信念缺失,战时就会缺钙。“忠诚之所在,则国兴军兴;忠诚之所背,则国破军亡”。甲午战场上的清军,面临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当时的主要兵源是社会上的游手好闲者、各行各业的破产者和已经退伍的人。他们把当兵作为谋生的手段,既不懂为谁当兵,更不懂为谁而战,一旦走上战场,或弃阵而逃,或举手以降。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作“底子”,军队就会成为缺钙的“病秧子”。

张居正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海防部队大都点多面广、驻防分散,部队编制特殊、类型复杂,更要注重汲取历史警训,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注重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确保关键时刻能够靠得住、冲得上、打得赢。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

三、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从战争一般规律看,要赢得战场的胜利,必须提前预设战场、事先熟悉战场,但这两个关键要素,清军一个也没有落实。旅顺战役前夕,旅顺军港外围防御阵地已建成15座海岸炮台、9座陆路炮台,共有重炮18门、轻炮41门、机关炮19门,军港内常驻约20余艘铁甲舰、快船、鱼雷艇。但这些防御力量战前既没有制定海岸炮台与陆路炮台的火力协同计划,也没有制定陆、海炮台与舰队火力的协同预案,更没有进行过驻旅顺诸兵种火力联合实弹演练,因此战斗一打响,陆上的固定炮台与海上的机动舰队不能形成有效的协同火力网,让日军得以从容地各个击破。

历史证明,单靠买来的洋枪洋炮,是不能完成军事变革、挡住外敌入侵的。未来的海防作战,将是信息化条件下多维一体的海上联合作战,我们必须加强信息化条件下海上联合作战的训法、战法、管法、保障法的研究演练。要着力构建“信息海防”,强化信息主导、体系对抗、综合集成、资源共享等理念,以信息技术的“倍增器”作用,实现侦察观测一体化、领导决策联合化、指挥控制实时化。要按照“封控更精确、防卫更严密、动员更高效、保障更有力、管制更快捷”的要求,加强驻岛诸军兵种联管、联训、联防、防演,全面提升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海防管控能力。 >>

四、平时身先士卒,战时同仇敌忾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建军治军的中坚力量,也是决胜战场的核心力量。甲午战场的教训表明,没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平时的带头带动,就没有战时上下各级的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必须从事关战场胜负的全局高度,大力加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谋略力、感召力、落实力。

实践证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只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才有感召力、凝聚力;反之,人格低下、品行不端,难免被群众戳脊梁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感召力、形象力建设。 >>

丁伟杰

山东省威海军分区司令员,大校军衔。

(二十二)甲午战败对新形势下海防建设的启示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甲午海战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海战,在世界海战史上也是屈指可数,对世界军事的影响十分深远。放眼近代各国历史,战胜必国兴;战败轻则衰退,重则亡国。“不言败”有赖于多研究失败。甲午的战败,对新形势下海防建设亦有启示。 >>

一、海防建设必须贯彻“攻势防御”战略思想

海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博弈的焦点,现代海防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我国拥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与多个邻国存在海洋领土争议,海上资源受到掠夺、岛礁被蚕食、海域被瓜分的现象多次发生。冷战结束后,部分国家试图压缩我海上安全空间,对我国海防安全构成长期威胁。特别是在钓鱼岛方向,日本更是步步紧逼。可以说,我国海防安全危机四伏、形势严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海防是捍卫海洋权益的前线阵地,是步入国门的最后一道屏障。一味退让,只会让入侵者肆无忌惮、得寸进尺。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今,实践证明,海防空间不是让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海防安全从防御开始,但绝不能止于防御。在海防战略基点上,要着眼实现祖国统一,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海防战略目标上,要立足于全球的、长远的、多元系统的海防战略,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们的海防就要关注、覆盖到哪里。 >>

二、海防建设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世界各军事强国纷纷加大投入,以谋求未来军事优势。历史和现实表明,强大的军队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杠杆效应,抓住机遇推进军队改革的国家,往往乘势而上进入强国行列。反之,则可能沦为落后国家。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牢牢把握改革时间窗口,抓住强军历史机遇,以强军助推强国。

当今我国的海防建设,起步晚、装备差、技术滞后,与发达国家军事力量的差距面临进一步拉大的危险,原有的“技术差”可能扩大为“时代差”。振兴海防,要深刻吸取晚清海军建设的失败教训,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牢固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按照“信息化建防、立体化设防、科学化管防”的总体要求,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形成后发优势,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

三、海防建设必须构建“统合有力”格局

甲午战争的教训之一,就是要重视海陆之间的统筹、各个系统的整合。当前,我国海防力量运用也需要统一的海防战略目标、范围和战略指导。在军兵种之间、军地之间,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目前总体上趋于分散,协调比较困难,甚至尚难达到“线性叠加”的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一,“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缺乏权威的指挥领导体制;二,海防基础设施建设起点低、分布不够合理、互不衔接、不成体系;三,各海防力量和执法部门的现有编制装备与遂行海防防卫任务和海洋执法任务不相适应;四,海防理论与海防斗争形势不相适应;五,海防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顶层进行设计规划,分步系统推进,才能有效提高海防建设水平。

我们应按照“体制统、力量合、制度全”的思路,着眼贯彻主题主线的军事需求,整合利用军地资源优势,不断拓展融合的领域和空间,实现“无缝对接”,进而使伸开的“指头”攥成“拳头”,形成对强海固防的强大支撑力。 >>

四、海防建设必须树立“敢打必胜”的勇气信心

晚清时期,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不可谓不富,海军实力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不可谓不强。甲午战争中,海上有坚船利炮,岸上有坚固炮台,加上近海作战,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但清军贪生怕死,临阵逃脱者比比皆是,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没打过一个胜仗。平壤之战,提督叶志超率部仓皇逃窜“一夕狂驰三百里”,朝鲜战场全面溃败;鸭绿江江防之战,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金旅之战,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并仅用6天攻占旅顺;海战中,“济远”、“广甲”、“扬威”畏战逃跑,撞毁己舰,扰乱军心;威海卫之战,北洋海军更是发展到集体投降的地步。

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刀刃。”回观我军的发展历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劣势装备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以弱势国力获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顽强的战斗精神。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必须树立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的思想,什么时候都要有带领部队打胜仗的观念,全部心思要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要向打仗用劲。提高我军实战化水平,是必须紧紧抓住的一个重大问题,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方面工作,最终都要有利于提高部队打仗能力。”因此,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背景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军梦”,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提升全军的战斗精神;要强海固防不仅要建设强大的军力,更要提升全民的凝聚力。 >>

侯昂妤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二十一)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种观察

日本的战争决策速度、力量动员速度、部队机动速度都远远快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关键性的作战均是速战速决。1894年6月2日,日本做出入侵朝鲜、与清军开战的决定,3天后就成立了战时大本营。日军攻占平壤仅用两天时间,突破鸭绿江防线只用3天时间,著名的黄海海战持续5个多小时。从战略上看,作为一场改变两国命运的战争,战场从朝鲜半岛一直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还包括黄海、渤海广大海域在内,可是整个战事前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 >>

一、社会的散与聚:战争动能的大小之差

甲午战争时期的大清王朝,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思想、组织和军事上,都处于离析松散状态。秦山楚水呈现的地理自然阻隔,因现代交通设施薄弱而更显遥远支离;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族国家,思想家与决策者难以契合;兵民相斥、海陆军分离、直隶和两湖的兵力分据、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隔海观火……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有一个十分尖刻但却是一针见血的评述:清国“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

透过社会力量的散与聚,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战端未开其实胜负已定,战局进程和结局具有必然性。在此,我们还联想到《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军民的抗日之战。在这场保卫家园的战斗中,数十万台湾军民的武器装备落后、保障条件很差,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同数万日军激战4个多月,先后作战100多次,使日军付出死亡4800余人、伤病2.7万多人的重大代价。这充分显示出人心散聚对战争的重大影响,体现社会内聚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 >>

二、体制的重与轻: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

长期以来,中国的封建政治军事体制呈现周期性循环固化。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凝固的体制、传统的思维相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深深地凝结于民族精神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政治神经极不灵敏的古老大国。

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旧有社会结构,使天皇的“至尊”和武人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平衡,并在这两种思想当中留下了思考思维的空间,为求变图新的活动开辟了道路。相对于中国追求把专制神权传之万世,日本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日本这种双重因素的存在,使它在转身近代时要比中国轻松得多。从实际情况看,日本的军部成为主导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股肱”势力,日本军人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和边缘、缺乏回应军事挑战的激情,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迅速反应的统治阶层。 >>

三、文化的闭与开: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中日文化心理的封闭与开放,最终导致亚洲文化师生角色对换,中心与边缘地位逆转。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评价说:“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没有经历痛苦打击而开放进取的民族具有前瞻性的智慧,经历痛苦打击而变革求新的民族具有适应性的能力,反复经历痛苦打击才能艰难学习的民族将一次次与机遇失之交臂,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愿意的人,领着命运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时间与空间一样,是战争的重要维度,是战争运动的基本依托,是体现战争效能的显著标志,是战争指导者能够利用的一种资源,也是战争实施者的一种追求。甲午战争告诉我们,传统战争虽然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大吃小”,其实同样也是“快吃慢”。在战场上,以慢吞吞对应快捷之敌,显然是必败无疑。以快胜慢,可以说是战争制胜的通则之一。认识到传统战争的以快慢定胜负,更加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信息化战争“快吃慢”的实质。只有平时磨砺兵锋,战时才能迅疾如风;只有大力改革创新,兵锋才会常锐不钝;要想战胜对手,首先必须不断战胜自己。 >>

龚耘

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主任

杨玉荣

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

(二十)“北洋海军腐朽说”误读甲午海战

甲午战后,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有“清政府腐败无能说”、“李鸿章避战求和说”、“战略战术落后说”、“日本间谍猖獗说”等。其中流传很广的是北洋海军腐朽不堪,军纪败坏,训练废弛,不堪一击,是导致甲午海战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

一、“腐朽说”的三大依据

其一,1897年姚锡光编撰的《东方兵事纪略》。其“海军篇”说:“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这被视为北洋海军腐朽的“铁证”。由于《东方兵事纪略》被时人推崇为记述甲午战争的权威著作,所以姚氏观点不胫而走,屡为后人引用。

其二,“来远”大副张哲荣甲午战后的反思呈文。他说:“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士率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照章程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1980年陈旭麓先生等人编辑盛宣怀档案资料时将其选录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中,此后便被其他论著反复引用,成为北洋海军腐败的有力佐证。

其三,“主炮晾衣说”。该说以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的叙述最为典型:“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晾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

二、“腐朽说”依据有夸大之嫌

从其他史料来看,这两个论据并没有客观反映历史的真相。英国远东海军司令弗里曼特尔精通海战,又长期寓居中国与北洋海军交往,因此洞悉北洋海军的虚实。他不相信北洋海军废弛的传闻,而以自己耳闻目睹认为,北洋海军训练有素,操演精熟。水师每打海靶,多能命中。或谓水雷,亦颇不弱。其发炮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因此不可藐视。

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实际表现来看,也有力批驳了“北洋海军腐朽”的说法。在黄海海战开战前4小时,丁汝昌还率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操练。在黄海海战中,清军虽然装备落后,但士气高昂。在亲历实战的洋人眼中,对北洋海军称赞有加。德人汉纳根说:“遂命开战,诸华舰颇能如余之意,直至药弹罄尽。”可见北洋水兵相当勇敢。

上述论据都是在战后总结战败原因时才提出的,有为清政府和李鸿章开脱之嫌。黄海海战后,清廷把丰岛和黄海海战的失败归咎于北洋海军的废弛,但上谕对“废弛”没有细化。显然,这条上谕是以北洋海军训练不精来为清政府掩过。 >>

三、“腐朽说”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掩盖了对甲午战败其他原因的认识。甲午海战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在起作用,清政府昏庸腐败、海洋海权观念落后、战略指导错误、指挥体制陈腐、战役指挥失误、陆海军不能协同作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甲午战败的多层原因。

“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使清政府不能正视自身错误,对海军建设做出了错误抉择,影响了清末海军的发展。甲午战后,清政府错误地认为,北洋海军耗费了大量钱财却腐败涣散、不堪一击,因此发展海军已无多大意义,于是因噎废食,1895年撤销了海军衙门,接着停办海军内外学堂,而且任由俄、德、英、法等国霸占海军重要港口如旅顺、胶州湾、威海、广州湾等。

“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影响了对北洋海军的正确认识。有的人只看到了北洋海军存在的腐败现象,而忽视了北洋海军大多数官兵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我们不能一叶障目,而应看到北洋官兵的群体形象,并对他们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

方堃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十九)晚清国防转型与近代海防格局的形成

19世纪中叶,在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后,清王朝的国防体制已经走向崩溃。调整、重建国防成为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清廷先后两次对国防基本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以此推动晚清国防实现了转型,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亦因此而发展。 >>

一、“海防塞防并重”战略破产

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出现暂时缓和的背景下,清廷开始关注国防重建问题。经同治一朝十余年的踯躅,1874年由日本侵略台湾引发的东南海上危机,再次警示晚清统治者重构国防体系的紧迫性。清廷始以集合重臣疆吏会商国家防务的全新形式,对国防方略进行调整。

晚清统治集团关于国防问题展开的讨论共有两次,前后相隔10年。两次所议侧重不同。1875年的“国防议”是首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此次重点在于重新确定国防重心,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国防方针。

1874年11月5日,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的第5天,总理衙门奏上专折,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项应对之策,请饬下各有关督抚筹议。第一次国防大讨论由此而起。清廷内外重臣分别就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等重大议题阐发观点,分歧的焦点首先集中于国家战略防御重心的重新确定。对此,奉旨复奏各督抚大臣提出多种主张: >>

二、晚清海防格局正式定型

海防格局是一种战略布局,体现了战略决策者对海防形势的判断及其应对之策。由于事关国防全局,对海防如何布局曾一度是晚清政治家反复争论的焦点。

最先提出海防布局问题的是丁日昌。1867年底,他通过湖广总督李鸿章上奏“自强”八条,其中包括有“创建轮船水师,分为三阃”的建议。在1875年第一次“国防议”中,丁日昌再次明确坚持海上分区防御的原则,提出建设三支海军,并以“三洋并重”的海防格局作为建设目标。

李鸿章则明确提出,必须避免“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他认为,“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北塘、大沽、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之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略为布置,既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在此,他提出了“最要”与“次要”两个概念,强调海防建设须循此而规划实施。 >>

三、国防转型呈现三大特征

晚清国防与军事近代化是在传统封建体制内展开的一种渐进的革新过程。综观晚清国防转型,有三个突出特征贯穿其中:

其一是被动性。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防与军事近代化起步最早,但它也是对列强侵略的被动反应。面对威胁,清政府被迫在起始阶段即从战略全局统筹国防方略。这使得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起点很高。清廷发动的国防问题讨论,为统治集团内一批有战略头脑、对时局有清醒判断的政治家提供了进行决策对话的政治空间;他们对晚清国防方略调整的影响是社会其他阶层无法比拟的。同时,由于最终决策具有绝对权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防转型的起步清除了障碍。

其二是渐进性。在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清廷决策圈逐渐摆脱传统国防观念的束缚,从初步认识近代国防需求兼有内陆与沿海的双重特征,到承认海防重于陆防的现实;从决策西北与东南两个战略方向并重,到调整国防方略基本架构全力注重海防。这个过程典型地代表了清政府战略决策水平的变化。

其三是“个人色彩”成为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晚清国防力量的建设与发展,是在封建传统体制之下展开并推进的,因此个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发展进程。以海防建设为例。晚清海防先后遵行两大原则:“区域设防”和“重点设防”。由于主持者的原因,北线建设获得了重要成果;而长江以南沿海防御建设前后却形成重要反差。 >>

尤永斌

海军潜艇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

(十八)甲午谍报战让日本占尽先机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使当时的清王朝进一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且它还从信心上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反思甲午战争,可以发现在惨烈战争场面的背后,隐藏着一批几乎无所不在的日本间谍,他们搜集的情报对战争的进程,甚至战争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一、战前全方位搜集中国情报

早在甲午战前,日本军部就不断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间谍,组成庞大的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

这些间谍机构组织严密,都有着合法的外衣,名义上打着经商或贸易的幌子,实则培养日本间谍。他们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日本间谍中,日本陆军部的神尾光臣最为诡计多端。神尾光臣是著名“中国通”之一,1882年被派到中国搞情报,1892年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不断通过贿赂清政府军机处官员获得机要情报。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驻天津,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他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对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李鸿章调船运送士兵和饷银、派北洋舰队护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

可以看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通过派遣的间谍得到了大量想要的情报,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也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有组织、有预谋策划的,完全是一场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 >>

二、战时对清廷部署了如指掌

可以说,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对日军来说是如虎添翼,而对当时的北洋海军来说则如雪上加霜,严重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首先,日本间谍的情报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增强了侵华的信心,提前进行准备,主动作为,使北洋海军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再次,日本间谍摸清了清军在山东半岛的布防情况,使北洋海军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受到陆海夹击,最终全军覆灭。 >>

三、情报战全面落败教训深刻

时间已经过去两个甲子,甲午战争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它留给后人的启示仍然很多,对于今天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奋斗的国人来讲,总结历史教训,鉴往知来就显得更为重要。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针对我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一点也不比以前少,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毫不放松地做好防间保密工作,时刻牢记保密无小事,保密就是保胜利。

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否定侵略历史,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将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加大对对方国内形势的研究,作好准确的预判,提前进行准备。

在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普遍重视信息搜集工作,一些西方大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侵犯个人隐私,把窥探的触角伸向全世界。有备才能无患,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保卫祖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信息的搜集与统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力做好信息搜集统计工作,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 >>

张炜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十七)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与北洋海军兴亡

近代中国,从国家全局理性地认识、统筹海防并付诸实践,李鸿章是始作俑者,他的海防战略思想深刻影响和引领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的发展。然而,纵观其海防战略的理论和北洋海军兴亡的实践,可谓得失参半,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

一、创建轮船水师,三洋布局,海口防御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海洋为天然“长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直至鸦片战争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方才将防卫视角移向海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发起了以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极力推动近代化海防和海军建设,促成中国国防观念的重大转变。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开始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重新审视和筹划海防问题。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反映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体包括: >>

二、精练北洋海军,前伸布势,海上威慑

1879年,清廷在对外交涉上遇到两件大事:一是为日本占领中国藩属国琉球展开中日交涉,一是因中俄《伊犁条约》议定在西北边疆割地赔款而引发朝内反对,主战与主和争论激烈。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深感日本“志不在小”,尤其担心日俄联手,殃及朝鲜及远东和局。因而,李鸿章一意主和,认为中国现在尚未自强,只能以退为进,以远离中土的琉球为代价稳住日本,接受《伊犁条约》取欢俄国,限制事态进一步向台湾、特别是向朝鲜方向发展,以保全远东“和局”。

这期间,李鸿章在外交上极力主和,但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上则显得相当激进,这种强烈的角色反差,反映了李鸿章企图以空间换时间、尽快实现军事自强的思想。1879年,他请赫德订购了后来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同年又令李凤苞在国外寻购更大级别铁甲舰。1880年初,当他得知英国同意向中国转售原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铁甲舰时,立即奏请购买,并颇为冲动地声称“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在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的海防事业终于迈出了向大舰巨炮发展的关键一步,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 >>

三、北洋海军覆没,自强一梦,功败垂成

北洋海军成军并开始实施远东海上威慑,可以看作是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巅峰,它一度掩盖了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致命缺陷。而此个中缺陷,又恰是导致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停滞和走向反面的主观因素。

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是在对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确立的海防战略思想。但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阶级和时代,既难以战胜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亦步亦趋、全盘西化的近代军事思想,更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权思想进行战略博弈,以至于最后兵败甲午,前功尽弃,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 >>

姜春良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十六)不断提升打赢战争的战略能力

甲午战争的影响深远而又持久。从战略全局上分析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从中得出有益的战略警示,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增长战略智慧、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提高警惕、捍卫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对日本军国主义缺乏警惕

腐败专制的清朝政府对日本凶残扩张的侵略本性及灭亡中国的战争野心缺乏深刻认识,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战争爆发后指挥混乱、不敢主动出击消灭入侵之敌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中日关系,拉拢北约和中国周边国家围堵中国,反对我国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对于企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言行,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必须时刻做好战争准备,防止敌人突然打响针对中国的第一枪。国家虽大,忘战必危,中国绝不能允许甲午战争的历史耻辱重现。 >>

二、一味采取消极防御战略

甲午战争是一场清政府举国迎敌的反侵略正义战争,当时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差别并不大。从军事力量上看,中国的陆军兵力多于日本,海军舰艇吨位相当。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防守地位,可以利用海岸地形进行防御。从政治上看,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然而,战争却以清帝国败于岛国日本而告终,这种结局的出现与清政府腐败专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能正确判断战争形势、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有直接关系。

甲午战争的失败警示我们,战争的本质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清政府因为战略方针的错误在战争指导上处处被动才导致战争的失败。兵者,国之大事,对于战争的准备和战略方针的决策要高度重视。甲午战争警示我们,中国任何时候都要做好战争准备。中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战争威胁仍是强权政治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

三、缺乏战略指挥与保障能力

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指挥艺术的较量。指挥正确与否对战争成败关系极大。高超的指挥艺术,可以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指导战争走向胜利;错误的指挥,却会将战争引向失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没有真正的战略指挥机关,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光绪皇帝,而慈禧是实际最高统帅。她厌战主和,将实际的战争指挥大权赋予李鸿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皇帝的作战谕旨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光绪帝无法统帅战争全局、制定战略方针,也不能实施集中统一指挥,更没有战略指挥机关为其提供指挥保障。

正确的战略指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照顾好战争的各个方面,抓住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推动战争全局的发展。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实施战略指挥的前提,战略决策是战略指挥的首要责任。应对战争的基本问题,如打或不打,在什么空间和时间打,打的目的、使用的力量和基本打法等,作出明确的规定。正确的决策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产物。 >>

四、清军腐败无能战力低下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以非常简陋的武器和各种形式与入侵之敌进行斗争。清政府有时也利用群众的抗日热情,如奖励辽阳民团等。但在妥协投降路线的指导下,清政府不支持群众抗日,而且进行阻挠破坏,更不许办抗日群众武装。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团练的建议,结果也遭李鸿章等人斥责。

甲午战争警示我们,要想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避免甲午战争历史悲剧重演,中国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好,根据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不断提升打赢战争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战略能力,为保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

舒健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军事学博士,大校军衔。

(十五)大时代需要清晰完整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过去,是为了让历史的智慧之灯照亮未来,让我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准,以便更好争取和平美好的明天。 >>

一、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但是,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

二、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

三、战争全面考验国家精神意志

战争中,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平壤战役中,日军只有够吃两天的干饭团和少量弹药,作战两天以上就只能放弃进攻。但交战仅一天,清军主帅叶志超即率队逃跑,将堆积如山的枪弹物资留给日军。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成为日军的强心剂。其中仅军粮一项,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

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令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不望生还。然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屏息潜行攻进炮台时,清军早已踪迹全无。日军指挥官叹息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

甲午一战,清军中不乏英勇将士,但更多是“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景象。清军大多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去战?这些怯懦表现,实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

四、大战略迫切需要强大的军队

甲午惨败对中国的震撼,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提前醒悟的先觉者,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昏昏沉睡,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跟进。当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逼得中国割地赔款之际,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顿然弥漫整个华夏大地。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因此开始!甲午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灾难,但是它具有积极意义: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百般屈辱,复兴之意于“国”,实为复兴其繁荣、先进与胸怀;于“民”,实为复兴其自尊、自信与自强;于“世界”,实为复兴其贡献、楷模,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刻意歪曲,认为中国是试图复兴历史上的武功、版图抑或“不可一世”,并炮制出内容更丰富的“中国威胁论”。 >>

邢广梅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十四)清廷同样输在国际法运用上

对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犯错误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重复犯错误。曾经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转折点的甲午战争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促我们深刻解剖、反思与自省,不仅仅是因为12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因为中日两国又分别站在了各自前行的十字路口。如何对待历史、反思自我,成为影响两国未来走向、相互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关键。 >>

一、反思历史,有助我们深化改革

120年前,日本奉行的是海外扩张战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终结了日本的扩张,剥夺了日本占领的别国领土。100多年后的日本,和平主义衰退,军国主义还魂,扩张战略被重续,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以及东海油气开采等,成为当下日本战略实施的新着力点。对这样一个曾经侵略扩张成性、让亚太人民深受其苦的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却往往采取了宽容态度。而对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史上曾多次遭日本侵犯的中国,他们却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日本“文明”优于中国。追根溯源,还要从甲午战争说起。当时,日本为了摆脱外国强加的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要求,选择了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国际法体系改造自身,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承认与接纳,成功实现“脱亚入欧”。在战争爆发以及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借用国际法话语体系,标榜美化自己、抹黑诋毁清军,给自己贴上“文明”的标示,给中国贴上“野蛮”的标签。可以说,甲午战争中,清廷本质上输于制度建设,直接输于军事方面,同时也输在对国际法的理解、运用及话语权争夺上。 >>

二、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极力宣传其“遵守国际法”。如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欧洲出版法语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及相关文章,海军法律顾问高桥作卫在英国出版英文著述《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及德语版评论集,并将该书提交给国际法协会使用。这些著述采取实证方法记述了如下“事实”: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救护受伤俘虏,对中立国的国民与财产予以保护,极为关注占领地公众卫生,日本红十字会不偏不倚救助中日两国士兵等。 >>

三、应对迟缓,清廷被贴“野蛮”标签

与中国作战的日本,在宣扬自己是“文明”之师的同时,忘不了抹黑中国,而中国对此几乎没有回应。 首先,日本刻意渲染战争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将一场蓄谋已久的掠夺性战争粉饰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给清廷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其次,在记述与清军的作战细节时,日方极力渲染和抹黑清军。高桥作卫称:中国政府命令击沉所有日本船舶(但却举不出任何击沉民船的例子);中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华的非战斗人员(实际是为日军提供情报的奸细);有贺长雄则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未开化”的国家,其士兵虐待、虐杀甚至肢解日军伤病俘虏。所以,日本面临的是一个“不承认战争法,不对敌国国民的私有财产制定规则,不试图对其军队的抢劫和纵火暴行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的国家”。日方塑造了“中国人在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其举动不符合‘文明’标准”的“野蛮”形象。 >>

四、赢得公平,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今天,曾经误导西方主流认识的日本著述依然安静地躺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对它的谬误至今未有中国学者“纠偏”;曾经掌握东亚国际法话语权的日本浸染于西方意识形态一个多世纪,对国际法运用的娴熟程度远胜于当年,其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狡辩、对子乌虚有的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的炒作、对中国舰机合法通过第一岛链海峡水道的虚张声势,都需要中国去认真对待。

然而,或是出于善良的本性,或是由于对现代国际法知识的缺失,在今天国际交往和利益博弈中,仍有一些国人对国际法的重要性重视不足,更谈不上熟练运用国际法捍卫国家利益。国际公法归属法学院而非国际关系学院的现状,模糊了其在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体系对立较量中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实际上,国际法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由于认识不到位,我国对这个学科的扶持和投入力度不够,就使国际法变成了冷门,更多的人选择了职业经济效益前景好的学科,造成目前国际法专业人才匮乏的现状,国家公法事务磋商中往往出现中外专家“一对多”的被动局面。在诸如岛屿和海洋权益等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国际争端中,我们经常是“有理没人说”,“说了没人听”。而我军的法律保障现状也不容乐观,120年前日本就实行的随军法律顾问制度至今仍未在中国军队中确立起来。为军事行动服务的法律顾问没有定额定编,使部分原本就稀缺的国际法专业人才还面临转行的局面,这与我国军队走出去的客观需求不相适应…… >>

李安民

海军指挥学院战略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十三)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粗暴践踏国际法

当前,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故意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真相,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屡屡挑起事端。回顾往事,日本有着践踏国际法、奉行强权政治的过去。甲午战后,日本曾两度掀起中日甲午战争国际法问题研究高潮,企图通过偷换国际法概念、聘请国际法专家著书立说等形式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依据,为战时暴行进行辩解。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日军在甲午海战中践踏国际法的行径。 >>

一、不宣而战——突袭“济远”号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已经来到。一方面极力怂恿清朝政府派兵赴朝,并信誓旦旦表白“我政府必无他意”;另一方面,在中国出兵之前,日本内阁在6月2日通过了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借口的出兵提案,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在援朝清军到达牙山的同一天,日军先遣队亦在仁川登陆,至6月16日,日本一个混成旅团约7000兵力在朝鲜登陆完毕。在此形势下,7月中旬,清政府命北洋水师运兵渡海,增援驻朝清军。在获知清军增援消息后,日本立即派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游弋于朝鲜沿海,准备截击中国军舰。

1894年7月25日凌晨,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由朝鲜牙山返航回国,7时30分左右,两舰航行至丰岛附近海面时与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相遇;7时52分,双方军舰相距3000米时,预有准备的日本军舰突然向“济远”舰开火,“济远”、“广乙”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因伤相继撤出。而就在双方激战之时,对战事毫不知情的“高升”轮和“操江”号也先后驶入作战海域,立即遭到日本舰队的攻击。结果“高升”轮被击沉,800余清军官兵殉难,“操江”号受伤被日军俘获。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丰岛海战。 >>

二、违反中立——击沉“高升”轮

上文提及的“高升”轮是属于伦敦印度支那轮船航海公司的一艘英国籍商船,7月17日被清政府租用。该船7月23日从天津塘沽出发运载1000多名清兵赴朝鲜牙山,7月25日上午8时许在丰岛附近海面与日舰“浪速”相遇,在拒绝随其航行的命令后,遭到“浪速”舰猛烈炮击,“高升”轮爆炸沉没,800余名官兵遇难。在此之前,日本海军已经在丰岛海面袭击了中国“济远”、“广乙”号军舰,两国已实际进入战争状态,“高升”轮是在完全不知双方已经开战的情况下驶入该海域的,日本击沉“高升”轮的行为明显违反《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

根据《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如果该船的船主、租船人或船长并不知道战争爆发,或者虽然知道战争爆发,但船长没有机会卸下旅客,则不被认为从事“非中立役务”,交战国不得拿捕或攻击该船,可允许其返回出发港。“高升”轮出发之前与中方所签订的运输合同中已注明:“如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双方一致完全同意该船立即驶往上海,并在上海终止合同。”当日方临检“高升”轮时,船长转达了船上中国官兵“拒绝‘高升’轮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的要求,并表示:“高升”轮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尚在和平时期,而且在航行过程中也无法获知日本不宣而战,日方应该同意该船回到原出发的港口。但是,日军却完全无视这一合乎国际公法的正当合理要求,反而蛮横地命令“高升”轮船长舍弃船体,“高升”轮还未来得及回答,即遭攻击。

“高升”轮被日本军舰击沉的消息传出后,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何意该国忽逞阴谋,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轮多只,先行开炮,伤我运船,并击沉挂英旗英国商船‘高升’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公理难容。”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舆论哗然,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英国驻华公使在得知消息后,致电英外交大臣,认为日本在中日双方仍就划区占领问题进行谈判期间,公然击沉“高升”轮,其行为是非法和无耻的。英国驻日公使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重抗议。 >>

三、惨无人道——射杀虐待战俘

按照国际法,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交战国的军队应遵守相关的战争法规,尽可能保护战争受难者,如失去战斗力的伤者病者和海战中的落水人员等。例如:1864年在日内瓦订立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第6条规定:“伤病的军人应该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该公约批准后不久,一般均承认有将其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必要。1866年在瑞士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曾草拟了一个包括15条规则的国际公约,拟将上述1864年日内瓦公约适用于海战,虽然该公约未获批准,但作为1864年公约的签字国,日本方面应该明白上述规定作为习惯法可适用于海战。可以说,19世纪,俘获国对战俘给予一定的人道待遇已得到普遍承认。但日本军队在甲午海战中的诸多行为,与上述国际法的规定相去甚远。

在整个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日本军队不仅在海战中违反战争法规,在陆上战争中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更是罄竹难书。对于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行为,日本军事当局乃至日本政府一清二楚,但他们一方面尽力封锁消息,使之不致造成舆论影响,一方面大作表面文章,进行掩饰和正面宣传,以给西方国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是完全遵守国际公法的。日本的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确曾奏效一时,蒙蔽了不少西方人士和记者,但纸里究竟包不住火,铁证如山的“旅顺大屠杀”剥掉了日本的“文明人皮”,使日本军队粗暴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在世人面前暴露得一览无遗。 >>

彭光谦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十二)以坚强的国家意志应对新挑战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乃至亚太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场战争。今天,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历史教训:甲午之败败于“精神贫弱”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显然不是器不如人。我们通常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这个“贫”和“弱”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贫”和“弱”,更加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贫困”和“衰弱”。甲午之败是整个社会精神颓废、政权腐败、军队庸劣、国家意志萎靡的必然反映。

首先,内耗不已,国无统一意志。

清朝后期虽仍维持着一个庞大王朝,但内部早已四分五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权斗不止,公开分裂为所谓“帝党”和“后党”两大政治势力。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不是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作为牵制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即使国难当头,也仍在“窝里斗”。在此政治格局下,甲午未战先败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其次,苟且偷安,不以倭人为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对此,清廷竟茫然无知。当日本倾全国之力,试图以“国运相搏”,战争危机迫在眉睫时,清廷却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既对日本军国主义必然扩张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又对日本疯狂扩军备战的动向缺乏警惕。

第三,崇洋媚外,幻想列强调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一齐扑向中国。尽管它们之间常为分噬猎物相互厮杀,但在扩大对华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危及各自的既得利益,它们宁愿看到有人打头阵,其他列强可以跟着“利益均沾”,多分一杯羹,绝不可能为中国利益而“拔刀相助”。但鬼迷心窍的清廷竟然连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第四,政权买办化,与敌暗通款曲。

从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祖宗基业”,有时还能全力投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但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不是一般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的买办性。

第五,军队腐败,怯懦避战纵寇。

腐败政权治下的军队必然是一支腐败的军队。多而杂的清军虽有百万之众,却无一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八旗军进关后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早已失去当年骁勇善战的锐气。绿营兵专以对内镇压民众反抗为职事。在镇压太平军中起家的淮军、湘军等更是“兵为将有”,只效忠主子,不知何为国家。用国外大型先进战舰武装起来的北洋海军,同样是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靡。这样一支队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军队建设上。整个甲午战争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溃不成军,竟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甲午战后痛陈:“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二、现实启迪:警惕日本重做“军国残梦”

120年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回光返照”,将矛头直指中国。值此之际,我们应当注意如下方面:

首先,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与反动本质。

日本军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军事扩张在二战中到达顶点,并遭到彻底失败。但在急于开展冷战的美国的庇护下,对日战后处理半途而废,这使得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应有清算,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要素和土壤并未根除。

其次,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

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历来都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这是由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战略诉求决定的。美国战略东移,剑指中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立刻借美国东移“神风”,策划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设针对中国的“安保”部门,重点加强针对中国的战争筹划;强行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效法战前“军部”,为隐匿事实真相和秘密进行战争决策提供法律掩护;接连推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法案,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大幅增加军费,加紧组建针对中国钓鱼岛的夺岛部队,加紧进行作战部署等。走向军国主义的日本是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现状改变者,是亚太地区战争危机的主要策源地,也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不正视的严峻现实挑战。

第三,我们要排除利益集团干扰,凝聚党心、军心、民心。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我们绝不能学宋襄公,绝不能被仁义道德迷住我们的眼睛,绝不能为某些媚日利益集团所蒙骗与绑架。决不要让那些所谓“要换位思考”、“日本诉求可以理解”、“不要揪住日本历史问题不放”、“让现在的日本受制于战后体制不公平”等自欺欺人的说辞扰乱视线。要认真总结近代历史上社会分裂、汉奸作乱、内耗不已、一盘散沙的惨痛教训;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要纯洁队伍,修明政治,统一全民意志;要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砥砺战斗意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以现有国力军力,足以应对任何复杂局面。

第四,要建立维护国际正义、制止日本再军国化的国际统一战线。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仅是对中国的挑衅,也是对亚洲国家的挑衅、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我们要向全世界彻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反人类的法西斯战争罪行,唤起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残暴行径的记忆。要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结成广泛的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各国民众听得懂的语言,介绍历史真相,形成唾弃日本军国主义的国际舆论氛围,构筑维护国际正义的思想基础。

最后,要以积极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

要全面调整对日政策思路,以坚定的国家意志,统筹战略全局,统领各种战略力量,统一调动一切战略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随时准备以雷霆之势,坚决粉碎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切实做好应对战争偷袭和不测事件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统筹四海,突出东海,建立对日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丁一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十一)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

“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有其势利的一面。对失败者而言,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只看到他们失败的责任,看不见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是不够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

一、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

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

二、丁汝昌罪责大多不实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

三、刘步蟾没有“怯战自保”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 >>

四、林泰曾不是“胆小鬼”

林泰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镇远”号铁甲舰管带。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后,“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引咎自杀。

与北洋海军许多将领一样,林泰曾身后受到的不公指责中,除了“能力不强”外,最重的就是“畏日胆小”。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李鸿章和丁汝昌对林泰曾的评价。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后给丁汝昌的电报里写道“林泰曾于仁川畏日遁逃……”;林泰曾自杀后,丁汝昌的评价是“林泰曾向来胆小……”。以此为依据推断,林泰曾是“胆小鬼”似乎成了史学界的流行看法。为了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

五、邓世昌绝非“虚假典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是北洋海军将领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对这样一位将领,时下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其主要质疑有四:一是对邓世昌治军严格提出质疑。有文章认为邓世昌对下属十分苛刻、严酷;还有人说邓世昌在北洋舰队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带,不配做“民族英雄”。

二是对邓世昌驾舰撞击“吉野”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致远”舰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还有人强调,在蒸汽铁甲战舰的时代,使用撞击战术很不科学。

三是对“致远”舰的作战准备提出质疑,认为很可能是日舰炮弹命中“致远”引爆舰上鱼雷。有人进一步称,北洋舰队接战前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以免中弹引爆,而“致远”舰由于故障无法将鱼雷投出,恰恰就是这枚鱼雷最终造成“致远”沉没,由此推论邓世昌对作战准备要求不严、不细。

四是质疑邓世昌究竟是“坠海”还是“跳海”,认为以“致远”庞大舰身,只要邓世昌坚守岗位就不会坠海,由此推断邓世昌是在舰沉之前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称号名不副实。 >>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

(十)甲午战争使中日关系易位的启示

120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同腐朽衰败的清末中国的一场决定两国命运之搏。此前被“天朝”视为“蕞尔小邦”的原中华文明的师从者,竟然把文化母国打得一败涂地,这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双方往来的相互观感。 >>

一、日本对华仰视到俯视——荣辱靠实力

中国自汉代起同日本接触,至唐代以后日本才对华形成了密切往来。从那时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对华态度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朝至宋朝是“仰视”,日本学习中国文化走出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是“平视”,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不过明朝军队又在朝鲜打败日军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从甲午战争后到抗战结束是“俯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清朝统治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傲慢一发不可收拾。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国对日军事胜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动舟师数百,进攻朝鲜半岛白江口,唐朝军队与之交锋大败之。这一仗使日本看清了自己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日本从此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全面学习。7世纪至8世纪,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大陆,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反映出这个民族善于学习的优长,同时也显露了其崇拜强权的特性。 >>

二、“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变革须彻底

面对西方入侵,日本采取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办法,那便是挤进西方的行列,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如今还印在1万日元钞票上的人头像,便是被称为“近代东洋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明治维新之前,福泽谕吉访问了美国,回国后便大力宣传“脱亚入欧”,积极主张日本应该放弃过去学习的中华文明和儒教精神,吸收西洋文明优胜劣汰的思想,加入西方行列而与东亚邻国绝交。

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全面配套实施才能成功。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三个口号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清王朝却只提“富国强兵”,又甚不得力。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青壮年男性已基本完成了扫盲,几乎全部男童和半数女童也已接受义务教育,而中国占人口总数九成的下层民众包括兵卒大多目不识丁。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和军队同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和军队较量,其结果在战前便已注定。 >>

三、总体较量全方位失败——落后必挨打

甲午陆战证明,清朝陆军同日军交锋时,基本上沿用对付太平军的一套旧战法。其进攻时只是以密集队形猛冲敌火网,死伤惨重又没有什么战果;防御时清军只是株守阵地,呆板地受敌炮火杀伤,时间不长便混乱败退。

令各国军队惊愕和耻笑的一件事,是北洋舰队舰只被围在威海卫港中向日军投降时,1000吨级的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去年秋天海军会操时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这些海军将领的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

四、助长日本辱华风潮——弱国无尊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男人都剪去辫子,日本人不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记述说:“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辱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 >>

五、学日抗日赶超对手——国人当自强

甲午战败后,欲变法图强的中国人大都认为“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败于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便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人员,随后留学东洋热潮席卷中国,至1905年突破万名,规模为当时世界仅见。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学过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若加上短期考察参观者人数更要翻番。打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名人录,可看到国民党前期的主要干部多是留日学生,包括蒋介石、黄兴、宋教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早期党员董必武、李达、周恩来和最早的农运领导人彭湃等同样也曾留日,并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河上肇等人那里了解到共产主义原理。

中国通过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民族进步,其中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上强国之路。 >>

刘杰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

(九)中日海军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

甲午战争使曾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后起之秀的日本海军却大获全胜。究其原因,海军战略及海上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关键。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海军选择的是攻势战略,中国海军采取的是守势战略,而且是消极的近岸防守。两国不同的海军战略选择,制约着海军战略目标的确定、海军战略力量的发展、海军战略方针的采取、海军战略手段的使用,导致两个背景相似的东亚国家30余年平行竞赛后迥然不同的战争结局。 >>

一、在“为什么建设海军”上不同

晚清政府筹办海防和创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自强”、“御侮”、“欲与洋人争衡”,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按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说法,办海军可以“保和平,守疆土”,而且“可上岸击贼”。但遗憾的是,清政府筹办海防,建立和发展海军,缺乏一个全局性的明确的海军战略目标,缺少跻身世界海军大国和强国的长远考虑,也缺少关于海军使命任务的明确具体的顶层设计。

日本则不同,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一直有较明确远大的海军战略目标。日本政府赋予海军的历史使命,就是充当“大陆政策”的工具,“守护主权线”,“保护和扩大利益线”,争做“东洋盟主”,打破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地区进而称霸世界开辟道路。 >>

二、在“建设什么样的海军”上不同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海军,即海军建设目标问题,中日两国的差异在于是否坚持不懈地为建设一支具有“亚洲第一”作战能力的近代化海军而奋斗。 >>

晚清政府不仅缺乏明确的海军建设目标,而且没有坚持不懈地建设海军。与晚清政府形成对比,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明确了海军建设目标。 >>

三、在“怎样建设海军”上不同

近代化海军建设的主要特点在于:具备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科学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先进的相互联络手段和后勤保障设施、统一的兵力建设和组织指挥等。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日本海军建设对此均予以重视,晚清海军建设却只注意到前三个方面,忽视了第四个方面,始终不能将海军置于统一建设和统一指挥中,这也是中日海军建设的主要差别所在。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的领导体制更为集中统一。日本海军在编制上原本也分属于沿海各镇守府,但同时在中央又设有统管海军的海军省,后来还增设专管军令权的海军军令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为集中使用兵力,形成局部优势,进一步强化了统一指挥。 >>

四、在“如何运用海军”上不同

如何运用海军,其实即海军战略方针,是指导海上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行动纲领。海军作战指导方针的理论核心实质上是制海权问题,而能否夺取制海权,取决于能否采取攻势。甲午战争中,日方运用的是积极的海上进攻战略方针,中方采取的是消极的近岸防御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的不同决定了制海权的归属,进而也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归属。

晚清政府对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对制海权的认识也有争议的过程。其整个“作战大方针”表明,决定这场战争命运的关键,首先取决于海军作战的胜负和制海权之争夺。 >>

五、多重原因造成战略差异

忽视军事理论的研究、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是晚清海军军事战略落后,乃至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只想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未想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包括先进军事理论。甲午战争前后,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已风靡欧美及日本,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马汉为何人、海权论为何物。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国策引导下,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特别是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于1890年出版后很快被日本译出,对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为指导,结合日本的国情军情和海战实践,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制海权理论及海军战略。

甲午一战,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可以为当今中国海军战略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

张炜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八)一场日本精心谋划的侵华战争

19世纪中叶是东亚地缘政治大变局的时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遭到来自海上西方国家的挑战而开始近代化改革,但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暴露,是一场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侵华战争。 >>

一、确立“大陆政策”——北上南下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当中国遭受鸦片战争厄运的时候,日本也在1853年被迫开国。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陆地狭小,资源匮乏,危机感更强。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后便发布了《御笔信》,确立“大陆政策”。明治这一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征服中国大陆,其方向有二:一是向北,越过朝鲜海峡“征韩”,继而进入中国东北、华北和进一步觊觎俄远东地区;二是向南,越过琉球进犯台湾,以台湾为跳板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进一步征服吕宋(今菲律宾)等南洋诸国。 >>

二、制定作战构想——剑指中国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了《清国征讨策案》。该文件对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防御部署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评估,提出日本应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争取在中国尚弱之时加以攻击。具体作战计划是,以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海军,并由海军掩护陆军8个师团远征中国,其中6个师团在中国北方的直隶湾登陆,2个师团进入长江攻占沿岸要冲之地,最终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国乞降于阵前的目的。

至188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目标明确,进攻中国的作战构想已经非常完整、具体,最终目标显然是灭亡中国。 >>

三、开动战争机器——扩军备战

在日本整个扩军备战中,其近代化海军发展占据重要地位。1886年后,日本海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明治天皇颁布海军条例,规定了军区、军港和镇守府的基本职责,海军编为常备的大舰队、中舰队和小舰队。明治天皇发出号召,以皇室捐款、大臣捐薪、发行公债等方式集资,高薪聘请法国著名舰船设计师设计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型军舰,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造舰,“松岛”等“三景舰”就是这时制造的。1890年,日本又提出海军扩张案,先后购买和制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4160吨的“吉野”、3172吨的“秋津洲”等3艘新式巡洋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速度达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进入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此时日本陆军能够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已有7个野战师团12万多人;海军共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万余吨。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天皇直接统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军令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完成了对华战争的所有军事准备。 >>

四、无视国际公法——挑起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3日,朝鲜李氏王朝请求中国派兵助剿。清廷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派兵是应朝鲜政府请求,属于“保护属邦旧例”。此前,日本居心叵测地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怂恿中国尽快出兵,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廷竟轻信了日本的保证,毫无顾虑地钻进了圈套。6月4日晨,北洋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赶赴仁川;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余淮军渡海前往朝鲜牙山。

当叶志超、聂士成所部清军于6月12日在朝鲜半岛牙山湾完成登陆时,日军先遣队和8艘军舰也已进抵朝鲜,7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开始登陆仁川。事实上,此时朝鲜形势已经趋缓,当中国提出按照《天津条约》双方撤兵时却被日本拒绝。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公开承认他就是“想借此好题目”,如果不能协调双方关系,便“索性促其彻底决裂”。 >>

五、调整作战计划——陆海并进

甲午战争有陆海两个战场,这是因为日本的既定作战计划是进犯中国领土,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侵略乃至灭亡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陆海并进、协同作战。 >>

黄海海战后,日本陆军第一军占领了朝鲜全境,但日本海军并没有完全实现消灭北洋海军、取得黄海制海权的目标,“定远”、“镇远”铁甲巨舰对其下一步实现运兵渤海湾、登陆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的计划仍构成威胁。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辽东半岛战役,具体计划是:陆军第一军从朝鲜过鸭绿江,新编陆军第二军共约2.4万余人由联合舰队护送登陆花园口,两军由陆路和海路同时入侵中国本土。结果,其陆海两路全部实现作战计划,日军攻陷旅顺,连续4天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从此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起点。今天,安倍政府不断无中生有制造事端,渲染“中国威胁论”,将40多年来两国修复关系的努力归零,并企图抛弃日本和平宪法,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值甲午120周年,不能不倍加引起人们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老路的担心和警惕。 >>

皮明勇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

(七)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

一、“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 >>

二、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 >>

三、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

四、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中日分别作为大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

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

五、科技意识比拼,守成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

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

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

郭凤海

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

(六)穿越无形历史障壁的强国梦

今年又逢甲午,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

一、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

二、以史无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进取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发展的停顿期。军事现代化是军事发展连续性积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军队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军队内部人员、装备技术、体制编制、军事思想等要素实现“连续整合”,推动军事顺利实现向现代“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混合式三级跳”,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军事变革。在甲午海战落幕120周年后的今天,只有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在推进这场伟大变革中建立起无坚不摧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罗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五)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 >>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

肖裕声

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四)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战争以日本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的惨败而成为历史,此后新兴的日本帝国开始疯狂扩张,最终走入毁灭的深渊,而中华民族则在陷入丧权辱国之痛中猛醒,进行百年复兴的奋斗。 >>

一、历史告诫日本:侵略能一时得逞但必自取灭亡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日本,选择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虽能得逞一时,但最终会将国家民族带入毁灭的深渊。

甲午战争胜利刺激日本更沉迷于对外侵略、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日本与中国、俄国(及苏联)、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几乎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交过战,将战火烧向整个亚太地区,其疯狂程度在人类历史中亦为少见。

回顾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走的是战争冒险—获益—再冒险的畸形道路,直到彻底失败。战争确实使日本连连获益,但侵略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必然,正如中国老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后连本带利一起清算。 >>

二、历史告诫中国:腐败与落后必然挨打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中国,腐朽与落后是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惨败的总根源。只有通过全面改革,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军队腐败是甲午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腐败导致军队训练荒废、纪律败坏,毫无战斗精神,即使再好的武器也无法发挥应有作用。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致数十人伤亡。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开脱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北洋水师自将领以下,不少军官长期在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出租给下级敛财,开设鸦片烟馆、妓院,甚至参与走私,训练弄虚作假,生活骄奢淫逸。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断了中国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势头,中国国运衰败从此加速,民族灾难从此加深。然而,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后,中华民族的觉醒有了新的转折,从而揭开中国近代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

三、历史告诫世界:须共同防止军国主义复活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世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义务。

回顾人类文明史特别是甲午战争120年来的历史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变革中实现的,战争和暴力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战后,日本正是因选择了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才迅速发展为高度现代化的经济强国,日本正是和平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同时,个别大国也不能忘记当年因“纵虎为患”的绥靖主义而导致的惨痛教训。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本质没有变,若个别大国再为一己私利,被日本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离间利用,纵容日本,养虎为患,必将重蹈历史覆辙的悲剧,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亚太各国带来灾难。 >>

孟祥青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三)三个甲午年: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受压迫的屈辱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处于极度衰落中的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的一个甲子,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也因为这段历史,自此的120年间,甲午年就成为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 >>

1954,第二个甲午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洗刷了近百年的耻辱,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扬眉吐气。

2014,第三个甲午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崛起的道路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中国吹响了再次出发的“集结号”。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目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1894年甲午战争:救亡图存的起点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肇始。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囿于国力的原因,三次侵朝均无功而返。但此后,开疆拓土必先自吞并中国始,成为日本的信条。

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日本“赌博式”的侵华计划得以奏效,沉重的割地、赔款条约成全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节点的60年,“驱逐日寇、抵抗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日本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后,其对中国的奴役和压迫,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残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二战后日本对其滔天罪行的无理诡辩和对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等争议领土的百般阻挠和抵赖,是中日关系始终难以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 >>

二、1954年再逢甲午:走向复兴的开端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1954年作为第二个甲午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

三、2014年又逢甲午:由富到强的节点

2014年又逢甲午年。因为特殊的年份和敏感的钓鱼岛争端,日本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自我“刮骨疗伤”的改革勇气,已经注定了我们的使命任务不能也不会再局限于“战胜日本”。然而,随着美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让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日本”。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甲午年,怎样规划好今后60年的建设蓝图,需要我们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对日斗争方针和国际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这是21世纪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最大利益。

第二,我与日本围绕着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结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历史已经并将再次证明,时间在我们一边。

第三,积极适应我国国际角色的转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

丁一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二)对甲午海战的再认识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努力奋斗,在此历史关键时刻,我们重新反思甲午海战的屈辱历史具有特殊意义。这既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担当,更是实现“富国强军”和建设“海洋强国”,增强全民族海洋、海权意识的现实需要。 >>

一、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

甲午海战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战舰和兵力,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殊死较量。特别是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激战持续时间近5个小时,北洋舰队在损失5艘战舰的情况下,死战不退,击伤日舰7艘,重创了包括日旗舰“松岛”号在内的4艘战舰,迫使日舰队先行撤离战场,削弱了日舰队实力,迟滞了日舰队行动,使日军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一再做出调整。

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却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了北洋舰队头上,北洋舰队的将领成了战败的“替罪羊”。 >>

二、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

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起“军事自强”的洋务运动,特别是两次海防大讨论,增强了清政府大治水师、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感。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中国破天荒地拥有了一支在亚洲堪称一流的近代化海军舰队。

但是,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这种失败改革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同时,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军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也不可避免地束缚、影响着北洋舰队。 >>

三、昏庸腐败是战败根本原因

在“专守防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船被俘、“高升”船被击沉。而“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是要与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应当说,消极保守的战略决策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是导致甲午战败的关键原因。 >>

四、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

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却会重复规律和教训,甚至会有惊人的相似。我们反思失败历史、屈辱历史必然是苦涩的、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甲午海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这就是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和振聋发聩的历史启迪。 >>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一)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作出严格检验。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

一、官僚倾轧下的窘迫成长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

二、失败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

三、牢记教训,而非掩埋教训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的失败实属必然。 >>

热门媒体
  • 路透社 路透社
  • 法新社 法新社
  • 共同社 共同社
  • 韩联社 韩联社
  • 香港《南华早报》 香港《南华早报》
  • 台湾“中央社” 台湾“中央社”

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