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宁死不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战胜利重振国人信心,重铸民族魂魄,确立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70年后,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从即日起本报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联合策划推出“胜利的启示——军事名家谈抗战”大型专题报道,邀请享誉国内外的军事名家撰写纪念性反思文章,与读者一起回望气壮山河的抗日史诗,多角度、全方位解读抗战胜利的意义与启示。

刘亚洲

国防大学政委

(二十四)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4周年的特殊日子,本网特别刊发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撰写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文,既作为“胜利的启示——军事名家谈抗战”大型系列报道的收官力作,也作为另一组大型系列报道“父辈的抗战”的开篇鸿文。我们“父辈”的抗战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为纪念抗日英雄,弘扬抗战精神,重铸民族之魂,本报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继续联合策划“父辈的抗战”大型系列报道,邀请30多位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后代,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辈的丰功伟绩,讲述父辈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一)

习近平主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是精神的胜利,因此也是文化的胜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二)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后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形容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不到10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是逃走时中弹的。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8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三)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什么都学,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的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成了中国。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甲午以来,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异样了。中国当日本的老师两千年。日本当中国的老师近百年。今天我们的语言甚至都受日本影响极大。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社会名词的70%。如果删掉这些名词,很难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周恩来和鲁迅。有人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换在两个女人手中完成,一个是秋瑾,一个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在这些辛亥革命党人身上,依稀可见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拯救中国人的肉体上,他毫不犹豫地挑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他想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四)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过亚洲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反思。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可惜韩国人的认知只走到这里就止步了。韩国离日本更近,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浮海求学的场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它差不多算是一场文艺复兴了。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间人为尊。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五)

甲午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一致,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甲午战争后期,日本人已经没有了激情。但抗日战争就不是这样。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它还一口气在江西等地攻占了十八座城镇。它的激情在燃烧,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气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种,小东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千年来,小农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防御的极致。中国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战争中产生的。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纵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也摆脱不了悲凉无奈。然而你看看毛泽东的战争诗,哪有一点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是《七律·长征》。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六)

抗日战争的侵华日军,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强盛,也是野心最张扬的一代。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奠定日本强国地位的“日俄战争”,年龄多在五十开外,正处于成熟和巅峰状态。与之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将领们则是小字辈。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时30岁。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时年仅24岁。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35岁。1946年粟裕赢得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时39岁。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态投入抗日战场,创造了历史。青春具有无尽的冲击力。青春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林彪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众人目瞪口呆。关汉卿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林彪可能读过关汉卿这句话。他爱吃炒黄豆。他在不断咀嚼中体验战争的硬度。平型关一战,正是林彪,改写了日本陆军不曾失败的历史。

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影响深远。这个战役的命名,豪情满怀,闪烁着英雄主义光芒。这是一个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的极富有诗意的命名。当时参加战斗的有105个团(次),左权在听完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这个响亮的名词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怀,他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1950年12月1日,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亲笔起草给38军嘉奖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称一个军“万岁”,这在我军历史上,不,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怀的胆量和豪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自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21个国家军队交过手,未尝败绩,抗日战争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七)

日本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樱花,当其灿烂盛开之日,也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他最荣光之时。日本人认为这二者都是美的极致。我曾在冬天去过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学生们一律都穿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孩子们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谚语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国人则总是劝人“慢走”,“你慢慢吃”。这种精神下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是看轻生命的。世界公认西方最强悍的军队是德国国防军,但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元帅率领9万名士兵集体投降。而日本军人在绝境中通常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极少降服。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语)的情景令世界耻笑。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比上一场战争更为酷烈。它是循清朝灭亡明朝的旧路这么做的。听父辈说,在我的家乡,日本人设哨卡,中国人经过时,日本兵伸到人胸口摸一摸,发现心嘭嘭乱跳的,牵到一边,一刀砍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杀得天地为之改色。南京大屠杀之前,中日双方的战斗还是胜负之战;南京大屠杀之后,双方已是生死之战。日本军阀惊讶地发现,仅仅过去40年,这个大陆种群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特别是共产党员,内心极其强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视。史料表明,日军曾煞费苦心研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比如,凡听到别人说话就起立者,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询问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国某年”者,多是党员,并受过教育。日本人对共产党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伟大对手的传统。日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军战士跳下悬崖的壮举,肃然起敬。日军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一个军曹的号令,向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它让人触到了信仰的力量。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八)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就显现无遗。这一点,日本就显得局促多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涌起一缕乡愁。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通过笔谈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抗日战争,中日两个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对决外,就是在格局上对决。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的老师。日本是个岛国,眼光不开阔。毛泽东的眼光则掠过千山万水。毛泽东看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始终是攥着拳头对付中国的,而中国却如张开的五指,极易折断。中国不能产生合力的深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只有个人,没有集体;二是精神世界封闭,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于团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团结的冲锋号。它至今仍是我们的国歌。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华丽的乐章。毛泽东还摒弃前嫌,果断地建立统一战线,国共开始合作。中国团结之日,就是日本衰败之时。日本军阀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于是匆忙发动全面战争。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军,但军事思想非常先进,连美军都派人到延安学习八路军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不仅是战争大师,更是战略大师。日本是一个强盛国家时,毛泽东坚决拒绝与其谈判,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日本战败后,成了非正常国家,毛泽东反而主动与其交往。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他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他提出“论持久战”,是精神上的长征,也是大战略。毛泽东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战争风云大势的,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本质,而他手下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待战争。他们的战争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致过程的见解上。刘伯承、彭德怀起自行伍,有很深的连排长情结。他们对局部细节的追求,完全是一种连排长的眼光。毛泽东善于把大仗当小仗打,他们善于把小仗当大仗打。理解一个士兵,懂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也能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

我研究过日本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这两所大学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特别重视对战役的研究,反而对战略不甚看重。日本军事院校至今还津津乐道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某些战役。战略需要哲学。毛泽东指出,日本是没有哲学的。战略要有全局,日本则特别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太平洋战争后期除外),可是输掉了整个战争。它太看重胜负,于是只有小胜,没有全胜。毛泽东从不看重胜负,他总是从事物的本质入手,时或举重若轻,时或举轻若重,格外大气。抗日战争胜利五年后,他就挥师入朝,对抗世界第一强的军队,就是战略大手笔。彭德怀掷地有声的那句名言“不过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何尝不是毛泽东的精神写照?毛泽东还说:要把中国军队建成世界第二强的军队。他的胸怀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紧。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仿佛触摸到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居然没有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舰。就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7万吨的“大和”号。仅这一艘舰的吨位就超过了中国海军全部舰船吨位的总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从惨败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从此,美国人给战争插上了翅膀。

(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废墟,“国在山河破”,但精神上获得重生。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战争没有在日本本土进行,因此,日本是“国破山河在”。这个“国破”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灭亡,还指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美国占领日本,主要还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占领,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麦克阿瑟飞往东京时,随从问他带不带枪,他说:“什么也不带,就空手去,这样对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结果,日本人看见麦克阿瑟,就像看见神一样。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对他说:“你要把明天当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气扬地去签这个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国人。美国战后对日本进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压制这个民族。美国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这个东方民族头上。事实证明,东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国利用雅尔塔体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时期的起点。它是不是想让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点呢?

70年来,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那些甲级战犯正是被美国人逮捕并处死的,但美国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驻有重兵,而且都在战略要冲。70年前两颗核弹爆炸的巨响声犹在耳边。美国根本不怕日本闹事。美国成功了。日本输得服服帖帖。美国占领世界那么多地方,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袭击无日无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种袭击。不错,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这是在美国人强势主导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枚棋子,再也没有了对弈者的身份和心态。明治时期的精气神一点儿也没有了。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剧烈摇晃,一栋栋大楼都“吐出”滚滚人潮。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大街上全是人。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比方,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赞赏这种状态,认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却不这么看。从这种举动中你难道看不出压抑和窒息吗?这是万众一心吗?这是万人一面。明朝人在扬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现过类似情景吗?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恰恰是两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都被人称为“机器民族”,难道其中有什么深奥之处吗?我经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从日本人名字的变迁中可窥一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上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泽东给宫崎滔天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泽东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否则他不会这么叫。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今天的日本人远去了。

抗日战争过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对战胜了他们的中国人民耿耿在念,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哪有一个战败国,对彻底的战胜国——原谅并宽恕了自己的战胜国,这个战胜国还放弃了战争赔款和对日本的占领——过了70年,还充满了怨妇般的愤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人是宽宏大量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精神的转换,中华民族已成为精神的强者和巨人,所以才宽宏大量。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不能忘却,可以宽恕。新华社记者穆青曾是八路军120师的干部,一次,他随部队攻占了日寇的一个炮楼,在炮楼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大木箱,打开后,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来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满满两箱子。穆青所在连的连长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战士们都哭了。国民党远征军将领孙立人在缅甸作战,俘虏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请示他如何处理,孙立人说:“这些狗杂种,你再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就这么办!”国民党军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败仗。但败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过在对待日本俘虏问题上,就远比不上共产党人了。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随共产党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没有听过这种事。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个民族而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日本不对战争罪行道歉,继续仇恨中国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经80岁的毛泽东曾评价日本:“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也许道理就在于此。 >>

余源、陈建华、刘昌年

(二十三)鲜为人知的中共海上抗日斗争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之际,发生在苏中根据地、鲜为人知的海上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令人难以忘怀。

1940年10月,根据我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粟裕、陶勇等的领导下,这支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在苏中的黄海之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海上抗日英雄传奇。

“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第三纵队陶勇司令、刘先胜政委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命令东进如东。如东地处黄海之滨,位于通如海启地区东北隅,与日本隔海远眺,历来为抗倭要塞、海盗犯乱之地。陈毅总指挥随东进先头部队沿途考察,进驻海滨古镇掘港后,凭着他的战略眼光认为,通如海启一带是围棋盘上的“金边银角”,战略地位重要,便向陶勇指出:“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根据指示,陶勇有了“让旱鸭子改变成水上蛟龙”的构想,计划创办海防部队,1940年底即向苏北指挥部粟裕司令员请示,要求建立海防团。对于这种为新四军职能扩展的动议,陈毅、粟裕、叶飞等党政军地领导都非常重视,取得一致意见。1941年初,粟裕对陶勇的申请作出批复:完全赞同,拟拨200名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从此,便开始了创建和发展海上抗日武装的征程。

1941年3月3日,陶勇、刘先胜等在掘港召开紧急会议,通知一师三旅(原三纵)独立团团长朱坚等团干参加,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200多名战士为基础改编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任命朱坚为团长。此后,在陶勇主持下收编了当地有名的海盗孙二富(亦称孙二虎)部,后孙由于部下违纪设卡收税、自身受不了新四军军纪约束等原因出走,余部组成了海防中队,由任彪任中队长,开往长沙继续整训和守防。

1942年初,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清乡”,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方在陆地上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高层果断地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扩大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了陶勇。陶勇庄重表态:“陈总,你放心吧,只要我陶勇在,黄海就是我们新四军的!”11月5日,我军在如东何家灶成立苏中军区海防团,由陶勇兼任团长。粟裕对组团领导同志说:“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组建水上公安纵队。3月,孙二富率原部下反正回来,陶勇、吉洛(姬鹏飞)到码头迎接表示欢迎,并建议孙二富改名“仲明”,祝其重见光明,三旅海防中队、水上公安纵队与孙仲明的反正部队“三合一”,列入苏中海防二团,并任命孙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9月,叶飞、季方、陶勇等按陈毅曾经提到给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洲舫做些争取工作的吩咐,经耐心规劝后,陆率部弃暗投明,其部被编为海防三团,由陆任团长。以上3团由一师拨进部分陆军战士和武器弹药,均驻如东何家灶。据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的“新四军丛书”《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记载,这3个海防团当时就进入新四军正规编制。

1944年8月7日,苏中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如东丰利补行海防纵队成立典礼,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苏中海防纵队司令,杨进任政委(不久为吉洛),崔德耀为参谋长,孙仲明为副参谋长(不久转正)。

对于组建海上抗日武装,粟裕、陶勇等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办实事、解难题。粟裕特批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并发给每个战士一套御寒棉衣、棉背心,还用缴获的日军汽车内胎做成救生圈送给海防团,并根据潮汛规律编写了口诀,便于战士记忆。陶勇也向海防战士送去自己珍藏的两双高筒胶靴,凡海防部队出色完成出海任务,他与吉洛政委都要亲自到海滩迎接祝捷。 >>

日媒惊呼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

粟裕为苏中海上抗日武装制定了三大任务:一、开辟海上交通线,打通浙东到山东的南北交通;二、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巩固苏中海防;三、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到海上隐蔽,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间的交通联络和干部护送。实践证明,苏中海防部队是一支特别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部队,是摧不垮的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屡战屡胜的海上轻骑兵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陆地,必须兼备陆上功夫和海上本领,苏中海防部队的战士练就了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沉着应战,突然袭击。1944年6、7月间,苏中海防纵队在启东吕四一带乘敌不备,缴获日军运输船2艘,活捉日军9人。1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上与敌运输船队相遇,击沉敌船两艘,生俘日军11名,延安《解放日报》曾予以报道。

对待恶魔,决不姑息。1944年12月,海防一团一艘海船从山东运货到苏中,路过笆斗山海面时,发现一条日本救生艇正搁浅在海上,28个日本海军官兵奄奄一息,海防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将其捕获并优待俘虏,还给他们生火煮饭。日本海军吃饭后恢复了体力,乘夜幕将留守船上的6名海防战士、10名员工统统杀害,夺船而逃。海防二团四连的哨兵听到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汇报,海防二团指导员陈尔胜带队立即奔赴前方。敌人在仓皇夺路中再度搁浅,在我军的攻击下,1名日本海军投降,其余有的中弹死亡,有的放火烧船自杀。

迎难而上,视死如归。1942年冬的某一天,海防团船只遭到暴风的袭击,被狂风吹散到海上,日伪船见机蠢蠢欲动,在这生死关头,战士们依然身背武器和弹药,抱着船板,在海上斗风搏浪,硬是与险难搏斗,与日伪周旋,最后平安而归。1944年7月,海防纵队三团一部在长江口遇到化装后躲在民船里的日军,陆建平(团长陆洲舫之子)指挥战斗时,被日军击中阵亡,石孝礼连长带领全体战士冲上敌船,誓死与敌肉搏,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斩不断的海上生命线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剿灭抗日有生力量,在陆地上设有大量的炮楼、篱笆、检问所,使我方行不了、走不通。日军的武装封锁,给我抗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苏中抗日武装千方百计地开辟了海上交通线。面对敌伪的加紧扫荡,我军实行坚壁清野,将兵工厂、野战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全部上船,转移到海上,海防纵队护送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六七天,终于到达盐阜地区的废黄河口。1942至1945年间,在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和码头工人的配合下,海防团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讯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80余船,近2400吨。

除了运送物资,海防纵队还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知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百余名,有的北上延安,有的南下敌占区上海。

摧不垮的海上根据地 海上抗日武装的海船犹如流动的国土,是海上抗日军民避难的方舟,是新四军建在海上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江淮银行印刷江淮币,因日军大规模扫荡,转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银行员工带了一部分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从苏北阜宁转移到苏中四分区,在如东掘港与财经部部长、江淮银行行长朱毅会合,后去如东何家灶登船下海,开在弶港、笆斗山、苦水洋、川东闸等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照常印制江淮币。

在反“清乡”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通如海启地区由于新四军在陆上和海上建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互相配合抗日,黄海没有成为后顾之忧,相反成为苏中的可靠后方,成功牵制了敌方部署和力量。日本《朝日新闻》也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 >>

苏中海防部队为何能屡战屡胜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了人民战争、持久战争、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像灯塔一样,对苏中抗战中的陆上、海上根据地产生了及时、实在和高效的作用,为苏中海防部队形成屡战屡胜、斩不断、摧不垮的抗战武装力量指明了方向。

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支部建到基层 在一师三旅海防团建立后,就任命刘光汉任政治部主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组建的海防部队,都配备了政工干部从事党的工作。总的来说,每一个新的部队或行政领导机构成立时,都同时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决策机关和领导核心。其中,孙仲明被收编后,陶勇发现孙的思想开始进步、对党组织有了感情,便指示委派的政工人员柴如奎、陈尔胜加以引导培养,1944年孙光荣入党。海防团还发展了其他海防战士加入党组织。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海船对海防团来说就是“脚”,水上无船,寸步难行。陶勇利用春节拜年的方式,与同情革命、拥护抗日的渔会会长高亚东结交朋友,交流思想,并借到了几条船。高亚东(建国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一席话体现了统战工作的魅力,他回忆说:“新四军东进后,抗日民主政府团结我、教育我,特别是粟裕、刘炎、钟民、吉洛,在近5年的时间里,我利用上层关系和渔行老板的身份,出入据点之便,周旋于敌我友各方,为抗日事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海防部队组建初期,海防团缺少水兵,尤其是能带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刘先胜便想起刚抓来又放走、人称“活海图”、“海上虎”的孙二富,同时也了解到孙的本质和为人,虽然被逼为盗,但良心未泯,有一些民族气节和江湖义气,干过一些为民除霸、劫富济贫的事,于是设计了“请君入瓮”的策略,进行规劝和教育,孙表示接受。但孙未履约并带信给陶勇去其驻地谈判,陶勇决定前往,刘先胜等均劝陶勇不能前往,防止孙再次生变,陶勇认为谈判主要靠舌战,谅孙也不敢与新四军作对,于是带领少数人“单刀赴会”,进一步做好了孙等的收编说服工作。

机动灵活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 海上抗日更要斗智斗勇、以巧取胜。侵占如东的日伪军,经常隔三岔五在海上开着汽艇或皮划子耀武扬威,苏北沿海地形复杂,沙洲多,我们的土舰队,可以在近海浅滩航行,即使撞上沙滩搁浅了,可以随时随地靠上岸,成为海军陆战队,日伪的洋海军对此无可奈何。孙仲明就惯用这种战法,诱敌深入,给予严惩。有一次遇到10多条海匪船,他将敌人的船从浅水引向深水,又从深水引向活沙浅滩,敌船在追击中不断搁浅,几个回合就被他打得晕头转向,最后缴获匪船一条,并将船上10多名为非作歹的海匪当场枪决。

在武装斗争中,海防团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充分依靠爱国群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风暴之夜,海防团的船摇晃得使人站立不住,掌舵的轮流值班。一位掌舵的船老大在风暴中只得将自己的身子绑在舵上,以稳住舵柄。可是,浪花夹着大雪打在他身上,再被西北风一吹,结起愈来愈厚的冰凌。当副老大换班时,发现老人已经成为冰人,而船还在茫茫的海上航行。海防战士们在海上为这位对国家无限忠诚的船老大召开了追悼会。

历史告诉世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艰难的14年中,中国人民在平原、在山地、在丛林、在草原、在沙漠到处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海上的武装斗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行动,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不容忽视,不容低估。 >>

乔良

国防大学教授

(二十二)比战争更早打响的战争

毫无疑问,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极为悲壮的惨胜:作为胜利方,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的代价比失败方还要巨大,这是何等令人痛切的事实!

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细节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随着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临近,各种回顾与反思文章对这场战争乃至百年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宏大的描述和概括。以我有限的阅读所见,其中极具深刻洞见者,莫过于刘亚洲将军的一段话: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一个模样。……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这是对甲午战争的痛彻反思。但它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毛病,却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中,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节,无不浸透和反映出我们民族优秀品质之外的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大而化之、重言轻行的一面。适逢战时,军人是时代的主角,这些缺点在中国旧军队身上的投射尤为明显;而蒋介石为了荡平军阀割据,剪除共产党势力,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其直接后果就是对近在肘腋的祸患、迫在眉睫的战争,从心理到物质都准备不足。这是导致抗日战争伊始,尽管中国军人气贯长虹,将士用命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铁血牺牲与强敌苦战,但最终还是节节失利的根本原因。

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谋算,战斗的胜利则取决于细节。战争的胜利是由战斗的胜利累积的,因而也就意味着细节决定胜利。细节是准备出来的,战争准备就是细节准备。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每一次失利,都几乎不是由于将军惧战、士兵怕死,而是与细节准备不足有关。在这些细节中,有一项至关紧要的细节——“兵要地志”。在这方面,与早于半个世纪前就下手做准备的日军相比,中国军队一开始便先天不足。 >>

蒋介石输在了起跑线上

上世纪之初,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国。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这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而后来成立的“国军”陆军大学,终于设置了多达70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大校长之后的事情。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蒋介石等人在日本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形同速成的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没能学到。此后八年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对战争的进程及其艰苦卓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何谓“兵要地志”?它又因何对战争来说如此重要?

用当今著名的“兵要地志”专家沈克尼先生的话说,“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

中国人喜欢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其实比粮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军队特别是战场指挥官,对其作战地域“兵要地志”的掌握。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在哪儿先谋?就是在“兵要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先于对手了解掌握作战地域的地形地物、水文天气、民风社情、粮秣供给、道路情况,等等,就成了敌我双方在战争之前先要打响的战争。谁在这场战争之前的战争中打不赢,谁就可能输在战争的起跑线上。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技不如人,是抗战一开始虽仗仗血战,打得艰苦顽强,但仍不免一再失利的重要原因。 >>

日军的准备早了半个世纪

1867年,最后一任德川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归政于明治天皇,统治日本600多年的幕府政治宣告结束,曾经长期一分为二的权力与权威合二为一地集于天皇一身,时为明治天皇。1871年,天皇下达“废刀令”,在全国范围解除武士阶层的武装,自此,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武士集团,成了无首可依、无主可忠的散兵游勇。这些整日在市井内胡混闲逛滋事的失业浪人,一度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祸患。但身为时代中人,个人命运几何,往往取决于当时国运。

武士没落之日,适逢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国运正处于上升期。在福泽谕吉等“日本大脑”的煽动下,整个日本集体向西转,口头上“和魂西体”,行动上“脱亚入欧”,从教育体制到工业体制,全盘西化。不过一二十年间,其国力骤然膨胀。膨胀的国力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矛盾日渐显现,于是,再拜西方殖民帝国为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邪恶念头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渐滋生。特别是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之战中击败大清国海军,又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之后,开疆拓土的念头已升腾为日本人不可抑制的野心。这一时代背景给由武士没落为浪人的“失业大军”带来了历史机遇,“占领满洲”,“征服支那”,这些在日本军政界半公开谈论的目标,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失意者,与日本军政界的狂热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们人生新的用武之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迷梦的先遣队,这些人中老的有桦山资纪、岸田吟香,年轻的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别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试图单枪匹马独闯中国西部,后失踪于第三次冒险途中而在日本轰动一时,成为“大陆浪人”的“楷模”,其“事迹被间谍界人士大肆渲染。在这种‘英雄人物’发酵效应的推动下,日本间谍和浪人纷纷踏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之路”。

那么,这些日本的“先遣队”到中国来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他们开货栈,开餐馆,开书店,甚至开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却都是一件事: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情报,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情报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的“兵要地志”。 >>

“兵要地志”是侵华日军利器

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如果事先不了解对方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气候变化,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其一线部队指挥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志”的“中国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后站在了东京大审判战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1924年,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兵要地志学中佐教官时,板垣就在他的讲义中,详细讲授过有关中国的人文自然地理。讲到“北支那”的情况时,他特别提醒日军注意,“关内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区地形低湿,遇降雨增水,则影响作战”。

要知道,板垣所讲内容,并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实地考察得来。令同期中国军人汗颜的是,像他这种掌握作战地域第一手资料的日军前线指挥官,并非凤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看看本庄繁、河本大作、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这些人与板垣一样全都担任过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中国班的班长。

沈克尼在他的《日军编印的中国兵要地志纵横说》一文中这样写道,“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质、泛滥区景观、障碍程度、两岸地形,天候季节对水量的增减影响,以及桥梁徒涉场情况”,等等,要求之细微,之详尽,可谓无以复加。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一线部队的情报细节掌握就更加精准。如当时中国军队缴获并翻译的日军《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更是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满洲之土地,稍遇阵雨,则忽成泥泞,因此发生黏着力,以致增加马掌脱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时之涌入量不过约为五斗。故对井口一个之分配人员约以百名(马匹则约为其五分之一)限度”。

当你的对手对你的情况熟悉到这般地步时,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战,自然也就可以进入《三十六计》中所说的“反客为主”境界。由此可知,日军在侵华战争的早期打得较为顺手,除了其气焰正盛加之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优势因素外,对作战区域“兵要地志”情况先期掌握,不能不说是一大关键要素。 >>

中国缘何疏于“兵要地志”

既然历史和胜利都是由细节堆积而成,那就让我们看看,究竟有些什么关键性细节,阻挡了“抗日主力”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赢得本该属于它的胜利?

1944年8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的整军会上,提到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对“国军”作战指挥能力的评价:“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对于“国军”来说,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国军屡战屡败的极为隐秘又极为关键的原因,这就是说,导致国军作战不利的原因可能还会找出许多条,但这一条却是极其致命的:那就是从抗战开始直到结束,蒋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有效地为这支军队建立起一整套近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参谋制度”。而没有有效的“参谋制度”,既是由于当时的“国军”除中央军外,大多还残留着旧军阀的尾巴,指挥官把部队看作自己晋升的资本和私人财产,不可能弄出一个参谋制度来与自己分权;同时也是因为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对近现代作战及参谋制度作用的无知。这样的军队,不懂“兵要地志”为何物,不是很正常么?而正是这种“正常”,才导致了八年抗战打得艰苦卓绝,牺牲巨大。虽然以身殉国的将士们个个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几多是由于指挥官鲁莽,只知死打硬拼而造成的无谓牺牲?

反观日军,早在明治时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时期完善了从法、德军队学来的参谋制度,建立起了“参谋本部”。这一制度虽然最终导致了日本军方坐大,也把日本国民引向毁灭的法西斯战争之路,但客观地说,其在与对手交战时,还是充分发挥了参谋制度的效能。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日军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参谋制度,而中国军队却没有?为什么日军精于对“兵要地志”的研究,而中国军队却疏于此道?试图解答问题的结果必然带出更多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读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谜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一书带给我的震撼:同样是种植水稻的民族,为什么日本人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形成了团队合作精神,并一以贯之,直到把它带入现代工业社会,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业精神,而我们却在数千年里始终安于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盘散沙式局面,非要等到大敌当前,铁蹄践踏,才奋起反抗。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和迥异的国民性格的细节中。 >>

王志国

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二十一)“十四年抗战说”蕴含多重意义

抗日战争发起的时间怎么认定呢?习惯上常说:“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指的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算起,到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但笔者认为,“七七”事变只能算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了侵华战争,随后东北就很快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标志着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抗争的开始,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序幕。 >>

全面抗战之前的演进脉络

从以下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虽然中国各地军阀林立,同时国民党军队又同红军作战,蒋介石忙于安定国内局势而采取了消极抗战或者是片面抗战,但在长城抗战等战斗中,也投入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十四年抗战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

一、“九一八”事变——义勇军抗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部队有16.5万余人,在关内还有近10万人。由于蒋介石、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月零18天,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陷,3000万中国人成了亡国奴。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是共产党永远的根据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决议,明确了“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民族战争”的目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派杨靖宇等中共将领在东满、南满、吉林、北满等地创建了十几支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最后发展成为具有11个军的东北抗联。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部分官兵、警察部队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没有退缩,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各地展开了英勇的抗争。

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武装斗争。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先决条件和重要经验,奠定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于1932年初又在上海自导自演了“一·二八”事变。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中日军队交战,此战使中日战火从东北内陆燃烧到了长江以南滨海地区,进一步扩张了日本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

二、长城抗战——国歌诞生

东北沦陷和淞沪抗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广大地区。1933年元旦夜,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东北军爱国将领、第九旅旅长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天下第一关”再次点燃了抗击侵略者的烽火。此后,国民政府组织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在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蜿蜒1000多里的长城沿线布防守备,但最终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军备不良导致战力消耗殆尽而撤退。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搏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诞生于1935年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在长城抗战期间,由词曲作者田汉、聂耳亲临热河、古北口前线采风之后创作而成的。这首颤动着历史回声的国歌,不仅反映了长城抗战的悲壮历史,更发出了全国抗战的动员令!

三、西安事变——国共合作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吞华北地区,致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军民抗日热情急剧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劝谏”、“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于西安华清池发动了“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国共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真正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四、“七七”事变——全民抗战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七七”事变震惊了全中国。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等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于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七七”事变的谈话。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迅速掀起,使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自掘了走向灭亡的坟墓。

十四年抗战是民族精神财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经过了14年艰难曲折的历程,包括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时期。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前为局部抗战时期,主要发生在东北、华北和上海地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此时期国民党是边内战、边抗日,国民党爱国军队进行了东北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共产党是边抗日边与国民党斗争,其领导的东北抗联等人民武装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 >>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全面抗战时期。“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抗战的开端,在世界的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全民性的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出了积极回应。国民党军队在共产党及爱国民众支援下,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忻口、徐州、武汉、台儿庄、长沙、衡阳会战及1944年的缅北、滇西大反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抗日前线,大胆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以伏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法打击敌人,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战役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使日本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自“九一八”事变起,日中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围绕侵略与反侵略展开和进行的。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际上都是中国为遏制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罪恶野心进行不屈不挠抗争历史链条上的一环。确定抗日战争起点的“七七”事变不是最靠前的一环,而是整个艰苦卓绝抗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步骤。一切历史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确定抗日战争发起时间,也必须要尊重历史。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郭沫若也在《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一文中说:“‘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暴露了狰狞的侵略面孔,民族危机日紧一日,因而国内的一切势力便逐渐缓和了内部的斗争,而一致地集中到了抗日的旗帜下。”从领袖到学者都比较明确地将“九一八”事变视为抗日战争的起点。因此,我以为,应该将抗日战争爆发时间前推至“九一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而不是八年抗战。这样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充分肯定重大事件的历史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虽然国民政府起初消极抗日,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东北各界组成的义勇军等力量,却一直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特别是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和东北接合部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广大爱国官兵和义勇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惨烈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有效阻止并延缓了日本侵略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进程。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既有国民政府主导,也有中共的积极参与,尤其是“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中共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全国叫响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迎来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的曙光。

二是有利于告慰先烈,鼓舞全民士气。纪念先烈,我们同样要记得那些在抗日战争前期,为了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奋不顾身的革命先辈,正是他们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和荣光。铭记先烈功绩、景仰烈士精神,正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在不断地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凝聚起新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三是有利于凝聚炎黄子孙的民族力量。回顾“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抗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看到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骨,看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国民党有志之士的英勇无畏,更体味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感召力。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海内外炎黄子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下,同仇敌忾,共御外敌。有的舍生忘死雪国耻,有的捐钱捐物打日寇,有的奔走呼号唤民众,有的以笔为枪揭暴行。这种精神是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日益强大更会历久弥新,从而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激发和释放强大的正能量。

谭江山

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二十)两岸须共同铭记抗战历史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始终铭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使惨痛历史不再重演;始终铭记中华儿女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民族共同抗战是胜利之本,使这一光荣传统得到永续传承;始终铭记抚平两岸分裂的百年之痛,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可歌可泣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一系列大规模侵华举动的恶劣开端。日本侵略者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攫取了巨大财富,仅赔款一项,就达二亿多两白银。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使其一步步地走向企图吞并中国、亡我中华的罪恶道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民族耻辱和灾难。

八年抗战,日军所到之处,中国人民血流成河、尸骨成山,他们将中国作为杀人比赛的场所、活体实验的场所、残酷奴役的场所。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多万人。以中央档案馆2014年公布的日本战犯相乐圭二自供口述为例,仅他一人就杀害中国同胞831人、伤害519人,强奸妇女34人,抓捕平民踩地雷、做苦役等1171人。手段之残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令人唾弃。

今天讲抗日,主要指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事实上,抗日从甲午海战就开始了,而且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争。《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启了台湾人民武装保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河。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割让给日本。噩耗传来,台湾民众满怀悲痛,纷纷立下“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豪迈誓言,团结一心、奋勇抗敌,在5个多月的反割台斗争中,与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对抗。经大小百余战,台湾人民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台湾被击毙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共4800余人,重伤者500余人。由于力量、武器等相差悬殊,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彰化等相继失守,10月21日,日军进占台南府城,台湾沦陷,但台湾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 >>

合力反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德国用实际言行虔诚地谢罪。德国总统、总理、外交部长都曾向被侵略国和人民道歉。同样是战败国,同样是面对历史,日德两国为什么态度差距这么大?

德国在战后推翻了纳粹独裁政权,建立了崭新的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彻底的清理和了断,实现了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而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战后美国出于在亚洲反苏反共的战略考虑,没有追究头号战犯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还让一批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掌管了日本政府。这导致日本不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也未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致使右翼分子没有正确的历史观。

在德国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影响和带动下,认罪和反省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和传统。相反,日本右翼政治力量不但不真诚地对日本的侵略认罪和道歉,而且还参拜靖国神社,不断地否认、歪曲和粉饰其战争罪行,抛出“侵略无定论”“‘慰安妇’自愿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等,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右翼分子对二战的态度,很像德国二战前对一战的态度,即胜者为王败者寇,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战败了。这种历史观所引导的方向,可能就是想通过战争来改变一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做法和理由,也很像希特勒当年取消限制国防军人数的做法。这让日本具有了重新挑起战争的现实危险,让其对和平的任何承诺都显得苍白。

两岸中华儿女,全球炎黄子孙要警惕啊!要坚决反对、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今日之中华,已不再是70年前的中华。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全球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仅年货物进口额就接近2万亿美元,出境旅游达1亿人次。这些数字还在扩大,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更多需求和机会。

说到底,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中,特别需要两岸龙的传人、中华各族儿女的大团结。过去失败的耻辱,原因说千道万,是全国一盘散沙,形不成抗敌合力。比如,甲午战争中,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主战与主和分歧严重。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海军各成派系,军人们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甚至出现中国人给侵略者带路的可悲情况。

有人讲,毛主席的功劳很多,最大的功劳是把中国一盘散沙凝聚成百折不挠的一股巨绳。“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当前,两岸迫切需要做的,是加强交流、总结经验、开拓创新。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牢记两岸同根、同种、同族。这是基础,基础不动摇,一切都可以向前走。要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这是宗旨,宗旨不变,就可以不断探索合作方式。要加强两岸交流,多沟通、多来往。这是纽带,纽带连紧,血浓于水的感情就会加深。要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着眼大局,求同存异,甚至聚同化异,不断增加互信。这是重要方法,方法对头,路子就会越走越宽广,机会就会越来越多。要团结互助,锐意创新。这是关键,关键抓住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近代以来,由于精神的懈怠、内部的分裂,国家蒙受了耻辱,民众经受了苦难。1911年,梁启超在访问台湾时曾写诗一首:“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台湾的命运从来是和大陆母体连在一起的。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越来越清晰可见,两岸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千载难逢,必须紧紧抓住。 >>

贺新城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十九)游击战为何能撑起抗战“半壁江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人类战争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推动了机械化军事革命走向高潮,而且在于它促成了游击战的大发展。与历史上的游击战相比,二战期间的游击战具有许多新特点。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是游击战发展创新的集大成者,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军事理论家指出,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像力的叙述,是举世罕见的。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

机械化战争提升游击战地位

作为一种以攻击敌军后方为主的特殊作战样式,游击战在二战中的大发展与机械化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机械化战争是一种作用范围很广的战争形态,这恰好有利于发挥游击战的特点。二战期间,仅被法西斯军队全部和部分占领的欧、亚、非国家就有30多个,占领区总面积约850万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战场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军的兵力因此极大分散,游击战也因而拥有了避实就虚、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特点的广阔空间。

此外,机械化战争强化了后方与前方、作战与后勤的关系,使军队对后方交通线、通信保障和各种物资需求的依赖达到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由于战争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军队的物资需求急剧增长。据统计,一战时每个士兵日均消耗物资6公斤,二战时达到20公斤,是一战时的3.3倍。美军在二战中消耗弹药696万吨,是一战时的7倍,苏军消耗弹药1000万吨,是一战时(沙俄军队)弹药消耗量的10倍。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大量出现,还带来了诸如油料等许多新的物资需求。战争期间,苏军1个机械化军的耗油量就相当于一战时整个沙俄陆军耗油量的总和。这些由机械化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和需求种类,不可能通过“现地征集”的方式来解决,必须依靠后方来提供。由此而来的交通运输等一系列后方支援保障问题,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也为游击战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大大提高了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游击战攻击敌人的后方,成为机械化战争中的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其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战争期间,凡是被德、日、意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游击战,苏、美、英等国也都不遗余力地组织和支援各国的游击战。据统计,二战期间的游击战覆盖了德、日、意占领的广阔空间,几十个国家的数亿人民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仅南斯拉夫、波兰、希腊、阿尔巴尼亚、捷克、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苏联,共有不下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战。而在中国,仅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就有约100万八路军、新四军,以及200万民兵。如果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二战期间参加游击战的人数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种普遍开展的游击战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是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

游击战通常以各种小型、分散和随机性的袭击战斗为主要作战方法,但在二战中,除了大量分散实施的小型游击战斗之外,还出现了各地游击武装在统一计划下的联合作战,从而将分散孤立、各自为战的游击战斗发展为步调一致的游击战役。

1943年8月3日至9月5日,在苏联“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的统一部署下,活动于德军占领区的167支游击队约10万人,实施了代号“铁道战”的大规模游击战役。此次战役在正面1000公里、纵深从两军对峙的战线直到苏联西部边界的广阔地域内同时展开,目的是通过集中进行的大规模铁路破击,瘫痪德军的供给、后送,支援苏军的库尔斯克战役。同年9月19日至10月末,苏联又组织193支游击队计12万人,在正面约900公里、纵深400多公里的德军后方发动了大规模破坏铁路的“音乐会”战役。

与欧洲的游击战相比,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役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创造了游击战中的经典战役——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夜,在八路军总部的周密部署下,位于日军后方华北各省的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同时行动,对所在地区的日军守备部队和铁路、公路、煤矿发起全面袭击。此次游击战役自1940年8月20日起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参战八路军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大量的民兵游击队协助作战。 >>

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

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看仍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几乎所有论述谈论的都是游击战而非游击战争,都将游击战看成是正规战的辅助手段,都是在如何更好地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战术框架里去谈论游击战的作用。这种将游击战定位在战术性从属地位的认识,实际上低估了游击战的能量,限制了游击战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毛泽东则摆脱了这种局限性,他的论述中通常使用的是游击战争的大概念。从游击战到游击战争的一字之差,包含着毛泽东对传统游击战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出他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击战,而是战略层面的更为宏大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可以是一种辅助配合的战术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独立发挥作用的战略行为,在被占地区不大或战争时间较短的国家,游击战争通常表现为战术战役上的配合作用,但在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实施的持久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其作用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游击战争就“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就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家将游击战称为“民众之战”。毛泽东继承了前人的认识,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充分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的主导作用,是毛泽东游击战争乃至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刃有余、成就卓著,而国民党尽管也意识到游击战争的价值,但却有心无力、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距。

在如何组织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超越前人的思想认识。首先,他严厉批评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轻视民众组织动员的倾向,反复强调说,游击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而“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其次,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在组织动员民众时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去动员和组织民众是不够的,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因此,组织和动员民众也必须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其三,以持续不断的组织动员来支持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是毛泽东在组织游击战争问题上的又一深邃见解。毛泽东认为,在强敌入侵的时候,动员和组织民众比较容易,因为这种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敌人给我们做的”,但是,能不能在艰难困苦的长期战争中,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和广泛参与,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极具远见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动员才能发挥出持久强韧的力量,中国的游击战争才能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显著的典范。

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游击战理论的内容,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点,构建起更加丰富、完整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崇尚深沟高垒、层层设防的“堂堂之阵”,期望以死打硬拼的战法来抗击日军。针对这种简单机械的战略战术倾向,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以弱敌强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绝对不能按照有利于强敌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以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为原则,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性地理解和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在游击战争的力量运用上,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体上是分散的,但在执行具体的作战任务时,“仍须集中大力,打敌小部”,要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集中和机动兵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敌人后方建立能够持久坚持的游击战争根据地,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又一独到之处。毛泽东指出,虽然游击战争孤悬敌后,脱离国家的总后方,但是,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彻底克服以往游击战争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在敌人后方建立各种形式的根据地,以此来建立游击战争自己的后方,支持游击战争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

中国游击战争的三大特点

在毛泽东全面、系统、充满创意的游击战争理论指导下,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游击战争,迸发出极大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在二战期间普遍存在的游击战中,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堪称世界之最。

一、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是第一个武装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最早发动游击战争的国家。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持续了整整14年,比欧洲的游击战早了8年,比亚洲其他地区早了10年。

二、规模最宏大,空间最广阔。二战期间,世界各国被占领地区有上亿人民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游击战发展充分的欧洲各国有总计超过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武装。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并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控制了1.6亿人口和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完整意义上的敌后战场。

三、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战略作用最突出。二战期间的游击战遍及世界各地,但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有中国抗日游击战争那么大的能量和战略作用。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从一开始就立意宏大:要在日军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造就一个持久稳定、规模庞大、能够长期吸引、打击和消耗日军主力,对战争全局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新战场。为此,区区几万装备低劣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敌进我进”的超常胆略逆势而上,如水银泻地般渗入日军所占地区,打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敌后战场。

大规模游击战争的展开是决定中国抗战前途命运的关键之举,它不仅改变了双方交战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中国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迫使日军陷入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的困境,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双方作战的“游戏规则”,使日军半数以上的兵力不得不放弃擅长的大兵团作战方式,被迫回师后方,以高度分散的配置来对付陌生的游击战争。如此一来,中日战争就脱离了日军追求的速决战方向,进入了中国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全面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独当一面,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撑起了抗日战争的半壁江山,其局面之大、能量之巨、战略作用之显赫,远远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各国的游击战也无有出其右者,堪称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 >>

李泉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十八)中国抗战是世界性抗战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由于西方的绥靖纵容,法西斯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侵略的战火从亚洲燃烧到欧洲、非洲,人类文明面临空前浩劫。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上曾经是友好邻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炮声打乱了东亚既有的秩序,没落的清王朝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然而同样遭受西方炮舰叩关的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跻身于列强行列。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急剧膨胀。经过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以后,日本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政党政治终结,国家迅速法西斯化,一步步走上了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此时在日本眼中,中国既是唾手可得的盘中美餐,也是一击即倒的东亚病夫。“卢沟桥事件”后,日本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意志,陆军省把中国看成“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然而,令日本始料未及的是,此时的中国已不同以往。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给了日军当头一棒。从上海前线回日本的西村敏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军队的抵抗极为顽强”,“中国居民同仇敌忾,斗志高昂”。1938年3月,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展开激战,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中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日军“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更令日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日军惊恐不安地称之为“治安之癌”。

由于中国抗战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的战略格局,又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有力支援,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

“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苏两国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虽然在外交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但又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援中国抗战。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公开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从1931年9月23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和《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占据满洲为帝国主义之侵略压迫,目的是把中国当做朝鲜第二。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以此为跳板北上进攻苏联,进而与德国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昭然若揭。斯大林洞察到这一切,1940年,他叮嘱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的手脚。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国家。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低息贷款,共计2.5亿美元。为帮助中国抗战,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还派出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作战,先后击落击毁日机544架,有200多人血洒长空、壮烈牺牲。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在物资、人员上,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中国输送苏联的矿产品总量达53238.74吨,其中以钨、锑、锡为主,都是军事工业急需的重要金属;向苏联运送的农牧产品包括绵羊毛21295吨、山羊绒304吨、茶叶31486吨、猪鬃1119吨、驼毛1026吨、生丝301吨、各种皮货540.7万张。在情报方面,中共党员阎宝航利用在重庆社交场合的关系,获悉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延安发给了共产国际,为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参考。

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侵华日军的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北上进攻苏联,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量兵力增援西线苏德战场。其间,在苏的许多中国人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刘亚楼、唐铎等人以苏军指挥员的身份直接参战。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参加了苏军,并转战南北,见证了苏军攻克柏林的伟大时刻。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多为中共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尽管年龄幼小,但与苏联人民一起,挖战壕、缝军衣、照顾伤员等,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抵抗日本,日本得以进攻苏联后方,那么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

“中国之英勇坚毅,为盟国之有力堡垒”

在中国抗战初期,英美等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推行绥靖政策,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换取自身安全,或试图以缔结条约形式,防止法西斯的入侵,根本无暇顾及中国抗战。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随后横扫欧洲,英法被迫对德宣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也全面卷入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直到这个时候,英美等国才真正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长期孤军奋战的中国战场。中国是最早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他说,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向苏、美、英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正式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鉴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美英等同盟国一致同意设立中国战区。陈纳德率美国“飞虎队”转战中缅印战场,开辟驼峰航线,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送往中国战场。美国政府还为中国提供了价值约5.2亿美元的飞机、坦克等装备物资。

由于中国的艰苦抗战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力量,打乱了日本的南进部署,从而为美英等国争取到宝贵的备战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军队又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大大提振了盟军士气。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1942年,中国抗战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远征军,出兵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美国著名评论家伊利奥时少将称:“苟无中国,战争或已无期进行。中国之英勇坚毅,已证明为盟国之有力堡垒。如果中国崩溃,则对于盟国之后果,当颇惨痛。如果其军队投降,日本可毫无阻碍以搜刮中国庞大之天然富源,而使战争无期延长。”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英美等盟国共同作战的历史启示我们,世界大国在面临共同敌人的时候,不能绥靖纵容,以邻为壑,或转嫁危机,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而不顾及他国的安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各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而不应相互猜忌,围堵他国,更不能有意挑起事端。要摒弃冷战思维,共同构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

尽最大可能帮助亚洲弱小国家

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大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渴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饱受殖民侵略压迫,对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这种渴求感同身受。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共同的命运把中国和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国家眼中,中国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庇护所和坚强后盾。

朝鲜在1910年就沦为日本殖民地。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自“九一八”事变后就与中国人民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胡志明说:“越南解放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同盟军。”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和印度等地的人民,与当地华侨联合起来,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组建了援华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援华活动。

抗战期间,尽管中国自身面临异常困难的情况,但仍然尽最大可能为亚洲弱小国家和民族提供支援和帮助,成为他们最信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广阔的中国是他们可靠的战略后方。中国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大批青年骨干。1942年10月,在中方的协调下,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广西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国政府容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帮助以金九、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组织“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抗击日本侵略者。金九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中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作为亚洲弱小国家的代表,中国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极力主张要充分考虑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愿望,适时给予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地位,表达了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心声。1945年4月25日,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一如既往地倡导国家和种族平等,强调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这种独特的作用,是其他大国难以替代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在自己还很困难的时候,都在竭力帮助亚洲弱小国家和民族。今天,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进步的主要力量,更是亚洲人民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的发展只会惠及亚洲各国,给亚洲带来共同的繁荣与稳定。 >>

曲爱国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

(十七)为何说共产党是全民抗战旗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攸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决战,也是检验中国各党派和政治集团能力作用的试金石。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决定着自身力量的消长和地位的升降,也重塑着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发展的格局趋势。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全民族抗战的最前列,以自己的正确思想指导抗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支撑抗战,以自己的钢铁意志稳固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光辉旗帜,不但在争取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成为推动近代中国走向光明的先驱模范。

“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屡次遭到外国入侵,且总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国力、军力落后固然是客观实际,但要害在于貌似全国统一,实则“一盘散沙”,难聚全民之力御侮。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集全国之力、坚决抗战的主张,并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不断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实现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著名学者梁漱溟说:“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地确定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方针,抗战伊始即提出:“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磨擦不可避免,只能减弱不能消灭,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和缓和内部矛盾与磨擦”,并始终以此作为处理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党内,坚决纠正出现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明确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时坚决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取消共产党的要求。这是共产党对国共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抗战实际的认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加强对国民党诱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其成员投降求和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打击,对其顽固派反共分裂活动既不一味退让,也不铤而走险,而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最恰当的斗争方式维护了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使得两党矛盾始终不至动摇抵御外侮大业。这种民族大义为重、抗战大业为先的胸怀和策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品格和能力的体现,也是国共合作抗战能够持久的根本原因。 >>

毛泽东的“熬”和蒋介石的“拖”

全民族抗战,从根本上讲是打一场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而不是仅仅政府和军队的战争。这就需要正确的战争指导方略,特别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方略,真正把人民群众自发的、分散的抗战力量有效纳入民族解放战争的轨道,实现全民族抗战力量的聚合。

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方略,即“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但是他们并没有拿出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人民抗日的良策,而且战争指导基本建立在一个“拖”字上,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英等大国参战所带来的战争形势逆转上,是一种被动的战略。

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科学剖析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精确预测战局发展趋势,全面阐释了持久战思想。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强调了“熬”的战略,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我强弱的转变。

毛泽东的“熬”和蒋介石的“拖”,一字之差,内涵天差地别。毛泽东的“熬”,把最后的胜利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完全主动的战略。因此它让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使人民拥有了持久抗战、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它不但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日,而且最终“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出了抗战的胜利。

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前提是动员组织民众进行抗战,“熬”的战略获得成功的基础也是动员组织民众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大公报》随军记者张高峰曾写过一篇《有问题的战场》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原因:“没有民众的军队准打败仗,没有民众的战场只能放弃。”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不是国家的执政党,也不具备动员和整合全国资源与力量的条件。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是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抗战时期,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共产党人都是播火者,都是动员抗战、组织抗战和坚持抗战的领导者。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动员了最广泛的民众参战,而“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上的”。 >>

八路军的“做眼”与日军的“吃子”

中国抗战的过程演变,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人民军队进入战场时力量单薄,八路军只有4.6万人,新四军只有1.03万人,如果不能洞悉战局、正确使用,不但无法发挥作用,而且会“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将弱小的红军投入正面堵击日军的阵地战,认为“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八路军迅猛地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推进,向由于日军进攻而造成的各派力量真空地带前进。这一战略被称作“敌至何处我至何处”,后来又被概括为四个字“敌进我进”。太原、上海失守后,毛泽东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八路军迅速依托管涔、太行、太岳、吕梁山脉在日军战线翼侧完成战略展开,在山西的四角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战略支点,完成战略布局。随后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举推进,经略中腹,将由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则迅速展开于大江南北地区,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拉开帷幕,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逐步形成。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敌后战场,每一块抗日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各个根据地又相互联系,对日军构成了战略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八路军、新四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净杀,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的形式激烈地进行。

敌后抗战不但发展困难,坚持也极为艰难。国民政府曾在冀、察、鲁、苏等敌后地区先后留置数十万兵力,并专门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着力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些部队无法承受日军进攻和艰苦环境与复杂斗争的煎熬,到1943年,只剩少量部队继续坚持,其他烟消云散。

但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毛泽东说,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各根据地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创造出敌进我进、打磨盘、“翻边战术”、“到敌后之敌后”以及“以进为进”等各种战术。武工队和小部队神出鬼没,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抗日根据地在坚持中发展,在坚持中巩固,敌后抗战撑起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抗战的大局。日本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以“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军队”。 >>

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求生存、求解放的民族自卫战争,也是一次求进步、求发展的社会变革运动。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同时,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客观需要,也体现着人民的利益诉求。历史的车轮不但将把中国送到胜利的彼岸,而且将把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带到崭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张。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从而“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宏伟构想,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到抗战后期,共产党鲜明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纲领。这些主张和纲领,把坚持抗战到底与推进民主进程、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融为一体,在夺取抗战胜利的同时,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描绘出壮丽的蓝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构想首先在抗日根据地付诸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实行著名的“十大政策”。在政治上,坚持抗战与民主的协调统一,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三制”政权,拥政爱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和艰苦奋斗、清廉勤政的工作作风;在经济上,实行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开展“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改善民生;在思想文化上,推广民主的科学的文化教育和时事教育,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通过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群众的民主、民生权利得到保障,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建成了全国抗战的堡垒和持久抗战的基地,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新区”形象迥然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1940年,民主人士李公朴带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参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兴奋地说,这里“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经是坚定的“拥蒋派”,但延安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他说:“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全民族抗战,既要拯救灾难的中国,也要塑造光明的中国;既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还要争取国家的发展和富强。中国共产党以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先进理论和建设边区与根据地的模范实践,让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因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

姜春良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十六)毛泽东抗战军事理论影响深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所创建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证明人民战争是战胜侵略者的法宝。

“人民战争”发挥了关键作用

人民战争是为了谋求阶级解放,反抗外来侵略或维护国家统一,组织、武装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是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人民战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和人民的团结与进步是战胜强敌的根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是进行正义战争的力量源泉,是人民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靠山。抗日战争中,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杨成武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艾斯·杜伦上尉来到冀中军区,杨成武安排他到冀中军区九分区的驻地任丘县边关村及皮里村,了解八路军作战情况。1月17日,日军知道有美国人来到了冀中,集中了2000多名日伪军,准备捉拿这个美国人。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紧急安排杜伦上尉下到民兵卢四虎家的地道躲避日军的搜捕。边关村被日军包围,杜伦很紧张,担心八路军把他交给日本人。魏洪亮司令说,你想错了,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凡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都是朋友,共产党八路军光明正大,我们不会做出卖朋友的缺德事儿,有我们在就有你在,我们可以保证你不久就会回到延安的。

日军不择手段地破坏地道,施放毒气,并逼迫房东卢大娘说出美军藏在哪里,然而卢大娘被日军连着砍去了4个手指也没有说出杜伦的藏匿地点。在地道里,为了不暴露目标,魏洪亮8个多月大的儿子被憋死。魏洪亮忍着悲痛继续指挥作战,与增援的部队一起打退了日军。

杜伦离开九分区回冀中军区时说,他在地道中藏了一天,目睹了日军的罪行,也看到了冀中抗日军民的力量,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他对杨成武将军说,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中国一定会胜利。 >>

毛泽东创新发展战争理论

美国2004年出版的《弹弓与石子——论21世纪的战争》一书专门列有一章“毛泽东与第四代战争的诞生”,作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托马斯·海默斯。海默斯告诉读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了解战争如何从短暂的闪击战,演变成今天长达数十年的搏斗。第四代战争是长期战争,而不是所谓高技术、高强度的速决战争,比如,美国用了十多年时间也没有打赢的阿富汗战争。因此第四代战争将以10年,而不是以月或年作为计算单位。

毛泽东是第四代战争最早的践行者,他不仅提出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并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第一次成功实践了第四代战争的思想。海默斯认为,毛泽东对最重要的事实了如指掌,始终避免与具有优势兵力的军阀和政府军正面作战,并争取农民的支持去夺取胜利,围绕这两大基本要点,毛泽东发展了一整套自己的战略方法,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比正规部队的战术行之有效。

美国1986年出版的著名军事专家彼得·帕雷特主编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围绕发动一场依靠农民的游击战争的策略和战术,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学说。游击队弱于敌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良好的民众支持就无法有效地行动,甚至无法生存下去。而政治统帅军事,成了毛泽东关于战争理论建树的一个特征,在这方面他显著有别于传统的西方军事思想,西方将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相当僵硬地分离开来。

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论游击战》一书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斯在序言中指出:中日战争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是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参加广泛的游击战,战争按照毛泽东以及合作者在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里定下的格局发展。格里菲斯指出,在美国,我们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使士兵不过问政治,而毛泽东的游击队却恰恰相反,他们竭力保证士兵们有政治修养,在危险情况下也能认清问题。一名经过训练、有纪律的游击队员就会有很强的战斗力。游击队领导在组织、教育、鼓动、宣传工作上花的时间要比他们在作战上花的时间多,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争取人民。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把人民比作水,把游击队比作水中的鱼,只要温度合适,鱼虽少,但会茁壮成长,迅速繁殖开来。因此,一切游击队领导人主要关心的,是让水具有并保持适当温度。他说,侵华的日本人,侵略越南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懂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是政治的继续,侵略者只靠军事手段是赢不了人民支持的人民战争的,所以才被从中国和越南赶了出来。

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论游击战》一书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斯在序言中指出:中日战争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是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参加广泛的游击战,战争按照毛泽东以及合作者在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里定下的格局发展。格里菲斯指出,在美国,我们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使士兵不过问政治,而毛泽东的游击队却恰恰相反,他们竭力保证士兵们有政治修养,在危险情况下也能认清问题。一名经过训练、有纪律的游击队员就会有很强的战斗力。游击队领导在组织、教育、鼓动、宣传工作上花的时间要比他们在作战上花的时间多,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争取人民。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把人民比作水,把游击队比作水中的鱼,只要温度合适,鱼虽少,但会茁壮成长,迅速繁殖开来。因此,一切游击队领导人主要关心的,是让水具有并保持适当温度。他说,侵华的日本人,侵略越南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懂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是政治的继续,侵略者只靠军事手段是赢不了人民支持的人民战争的,所以才被从中国和越南赶了出来。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1983年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其中关于低强度冲突的军事战略中,专门论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书中说,毛泽东提出的许多原则都说明他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列宁、孙子等人的著作,但是成功地把政治、军事思想变为影响世界进程的哲学和理论学说的人却是毛泽东,他提出的关于农村起义、革命战争及其几个阶段,政治与军事组织,根据地的重要性,动员群众,争取外援,以及游击战的目的和原则等一系列见解,为游击战和暴乱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见解至今还有明显的影响。 >>

“持久战”指导中国以弱胜强

基辛格在其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他认为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反对以纯粹军事性考虑为基础,来进行速战速决的战争,而这种观点却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基础。基辛格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持久战思想。

抗日战争应该是持久战,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见分晓。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5月26日到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论持久战》一书8月出版,当时此书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海外,《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同样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

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呢?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作了精辟的回答。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说,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就是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种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策略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战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灵活、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应该是战略反攻战。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越来越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轮廓。《论持久战》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规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两党都认为,必须通过持久的抗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聚集自身的力量,并取得国际的援助,才可能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与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相对应,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军事理论的繁荣时期,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科学总结而达到成熟,并形成科学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许多亚非拉弱小国家和民族广为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学者伊藤宪一在1985年出版的《国家与战略》一书中,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日本的山崎重三郎1965年撰文说,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最终打败了日本人。

如今,为了提升我军打赢战争的战略能力,必须继承和发展经过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毛泽东在国内外战争理论以及战争实践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基础上所创造的、以积极防御战略为核心的人民战争理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决定战争的胜负不单纯是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信息,文化等综合力量的较量。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必然得道多助,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必然失道寡助,人心向背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虽凶极一时,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中国14年的抗日战争,虽历尽艰险,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御侮,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枢纽。 >>

张民

军事科学院原战役战术部部长

(十五)抗战胜利 一些痛点仍需反思

今天,我们带着胜利者的心绪回顾70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重温胜利的喜悦,也应反思战争中一些本可避免的“痛点”,审视那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和其中的痛苦曲折。

美日曾达成“秘密谅解”

由于日本是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日本抱有幻想,希望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北上进攻苏联,南下消灭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天,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和不过问“满洲事变”。

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照会,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施压,迫使其停止进攻。可是,美国政府却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中国的照会,也不必给中国政府任何答复。

更加不公正的是,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美国对9月18日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和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各自调整、处理本国的军队,按照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解决两国的歧见,公然把日本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淡化为“两国的歧见”。

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图谋向关内进攻。第二天,美国政府专门召开会议,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经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此刻的美国已经被迫“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性。美国本应立即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但它却害怕因制裁而导致美日战争,缩手缩脚,无所作为。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日本关东军更加疯狂地加速进攻。中国政府曾经多次请求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停止进攻。然而,美国却无动于衷。史汀生一再明确表示,美国没有必要干涉中国东北事件。

“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美国总统胡佛发表谈话,公然向世界宣称:“假如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了,因为我们在北方已经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俄国为邻,如果西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给我们日本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机会吧!’对此,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美国总统如此表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美国政府这种战略短视与自私,正是为虎作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本在美国的纵容下,侵略野心极度膨胀,最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成千上万美国人惨死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之下。

蒋介石认定要先“剿共”

日本侵占东北及进攻冀东得手,不能全怪美国的纵容,那毕竟是外因,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部出了问题。那时中国政治腐败,不团结,统治上层出了不抵抗主义、出了投降派,出了许多汉奸、特务、民族败类。

日军进攻东北之时,蒋介石正在南方忙于“剿共”打红军,对日军侵略中国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在南昌对他的部下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不战而退,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

在日军由东北向关内进攻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仍然安于在江西打红军。更令人愤怒的是,他不顾国人反对,竟然与日本秘密谈判,想用出卖冀东主权的办法换取日军的缓进,可是日军却不买他的账。

到1935年6月,日军控制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山东、山西推进,继续扩大侵华战争。1935年11月25日,日本策划已久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将河北省东部22个县的大片领土划归由日军控制的伪“自治政府”统治,大汉奸殷汝耕就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从此,冀东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挂起了伪政权的旗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鉴于华北时局的严重性,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以他个人和朱德等28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名义,于1935年12月1日致信蒋介石,希望他能和共产党联合抗日。信中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极,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这是一封以国为重、义正词严的劝告信,希望蒋介石放弃嫌怨,共同对敌。可是,他却把毛泽东的忠告视为软弱可欺,以为是向他求饶,于是他速调30万大军发动对陕北红军的围剿。

“闪击延安”阴谋被粉碎

回顾历史,我们应当肯定、赞扬正面战场作战的国军官兵的英雄事迹,同时也应当肯定、赞扬指挥正面战场作战的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将领的历史功绩,但也必须指出、揭露某些负面历史的真相,以正视听。

国共合作抗战的初期,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抗日派的压力,他是积极抗日的。可是,后来却悄悄地起了变化,实行阴险狡猾的两面政策。一方面,蒋介石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顾全抗战大局,维持抗战的基本局面;另一方面,他又妄想借日军之手削弱乃至消灭中国共产党。为此,他采取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政策。

1939年至1940年共产党遭遇最困难时期,蒋介石乘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北方战场,正当日军企图西渡黄河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却从前线抽调19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3个保安旅、17个保安队,包围、封锁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频繁发动袭击,攻占多座县城。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泽东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致电蒋介石:“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黄河防御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

然而蒋介石却指示秘书传达他的指令:“照打不误。”

1940年,在华中战场的新四军不仅要对付20万日军的进攻,同时又要应付蒋介石阴谋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的危险局面。坚持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处于非常危险的环境之中:北面是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布满了包围新四军总部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局势日益恶化。

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发出了袭击新四军的密令:“一网打尽,生擒叶(挺)项(英)。”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被迫转移。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的严密包围和猛烈攻击。新四军陷入苦战之中,经七昼夜奋战,因寡不敌众,除阵亡者外,大部被俘。军长叶挺在同敌人谈判时被扣押,政委项英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也是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事件。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决定改变过去在政治上照顾蒋介石面子的让步政策,转而采取猛烈反击、不怕决裂的强硬方针。毛泽东公开发表谈话,痛斥和揭露蒋介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此举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蒋介石面临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只好知难而退,结束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到1942年底,抗日战争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从1943年起,进入恢复和壮大力量、开展攻势作战的新阶段。这时,太平洋战场的日本侵略者在美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已成败退之势,但在中国仍然对各抗日根据地加紧进攻,企图尽快结束侵华战争,以便转用兵力于太平洋战场。

就在中国抗战和二战如此关键的节点上,蒋介石于1943年3月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宣称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煽风点火,大造中国共产党也应当随之解散的舆论。同时从抗日前线抽调3个师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扬言要用闪击战攻占延安。并且抽调大批军队进攻冀鲁豫、鲁南和淮北的八路军、新四军。

毛泽东立即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对其无理攻击提出强烈抗议。各地爱国人士纷纷声讨蒋介石再次发动反共高潮,国际舆论也一致反对蒋介石再次挑起内战。

在展开政治攻势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给予进攻的国民党军坚决反击,将进攻之敌全部击退。蒋介石接连收到进攻失败的战报,国内外反对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他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就这样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

美“利用敌人做守备队”

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8月15日,日暮途穷的日本侵略者在强大的美军、苏军和中国军队共同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

可是,就在这个重大历史拐点上,握有生杀大权的美国和蒋介石却命令日军不得向共产党投降。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受降,不准收缴日伪军的武器。

昨天日军还在残酷屠杀美国人,中共军队从日军的屠刀下救出美军飞行员。可是,一夜之间,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却忽然换了另一副嘴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此美国总统杜鲁门给出了答案:因为大战刚结束,美国军队分散在各地,需要收拢和整顿,有许多事情急需处理,一时腾不出手来照顾他的老朋友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部队抗战时期调往云、贵、川大后方,现在他们急需到华南、华中、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去摘抗战胜利的“桃子”并最后消灭共产党,但因路途遥远不能及时把几百万军队调运过来。

为了不让中国共产党收获应得的胜利果实,防止共产党占领更多地盘,美国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利用各地日军和伪军,原地坚守其占领区,继续和中共军队作战,等待国民党前来受降。

对于这一切,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直言不讳地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由于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在西南一角,华南和华北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个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进入东北就更不可能。因为这时共产党人占领着华东、华中许多铁路线。

杜鲁门写道:“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乘船回国,那么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一直到我们能把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且把我们的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并维持秩序,等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应该会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警示。当下,美国扶持日本遏制中国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一旦中日发生冲突,美国将难以独善其身。当前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技术装备已达到世界军事强国的水平。在美国的支持下,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无疑使日本自卫队如同解开锁链的老虎,假以时日,谁又能肯定这只老虎只咬别人而不会咬豢养它的美国呢?

余戈

《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

(十四)滇缅战场拉开中国反攻序幕

谈到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我们过去的印象是:1945年8月,相继发生了美军对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军出兵东北等重大事件,之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乘势实施了一系列反攻动作,在十余天之后,日本天皇裕仁即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很多人就以为,中国八年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就是这十几天。

显然,这一印象既不符合战争规律,也不符合事物一般的演变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中国抗日战争界定为持久战,并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以“七七”事变为战略防御阶段的开始,以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开始;但何时转为战略反攻——战略进攻前的过渡阶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以军事观点而论,所谓战略反攻,应以在战场上“歼灭敌方重兵集团、收复失地或占领重要地区”为目标。更进一步,如毛泽东所言,“战略反攻阶段的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由此而观,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实施的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无疑是中国战场战略反攻之滥觞。

密支那:从战术奇袭到攻坚夺城

日本对美英的战争,以1941年12月海军偷袭珍珠港、陆军攻击马来亚两线同时展开。以此为契机,此前独立抗击日本的中国与美英等国缔结了对日军事同盟。1942年春,中国组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首次入缅,与英军协防缅甸(保卫滇缅公路)。然而作战不幸失利,分别退入印度东部和中国滇西的中国军队,先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装和整训,分别于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在缅北、滇西两线发起战略反攻,于1945年1月打通中印公路而会师。

日军战史中承认,二战中日军曾有十余次全军覆没的“玉碎战”,大部分发生在太平洋诸岛屿,但有三次是发生在大陆,即滇缅战场上的密支那、松山、腾冲之役。

密支那为缅北重镇,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为水陆交通枢纽。缅甸沦陷后,日军在密支那开设了机场,因其航空兵和地面防空力量的存在,迫使我国际空援通道北移,开辟出“驼峰航线”,实施杯水车薪的艰难补给,支撑着抗战大局。

日军极为重视密支那的战略地位,自1943年夏即以第18师团第114联队驻守该地及其附近地区。1944年4月下旬,“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向密支那进军,突袭密支那机场及外围地区。

经过5、6月份的作战,兵力、装备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中美联军从北到南对密支那形成了包围,日军被压迫在伊洛瓦底江西岸背水而战,做困兽之斗。自7月中旬开始,在我军顽强推进下,日军渐渐已无余力反击,不得不缩小战线以保全阵地,兵力减少到了三分之一以下。日军命令限制弹药用量:炮弹每天4发,机枪子弹两联,步枪子弹6发,手榴弹配2枚,其中1枚用于自尽,必须保留到最后。

7月12日的总攻规模很大。美军驻印航空队派出了39架B-29重型轰炸机,第88战斗机中队也参加了攻击,当日总共投放754吨弹药,实施了“地毯式轰炸”,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伴随地面炮火,我军步兵勇敢地发起攻击,日军拼死抵抗。自8月1日开始,日军开始趁夜利用竹筏、汽油桶等分批渡江突围,守备队长水上少将率先渡江。2日,我军以精壮官兵104人组成敢死队,分为15组潜入密支那街市切断日军退路。3日晚,水上少将写下让残部撤退的命令,在伊洛瓦底江东岸自杀。我军激战至8月5日,完全占领密支那西岸,肃清了各处日军残兵。

密支那之战始于5月17日,止于8月5日,持续80天。此役,我驻印军与美军部队共伤亡6000余人;毙敌2000余人,俘敌69人。我与敌伤亡比约为3∶1。 >>

松山:滇西反攻战场转折之战

按史迪威的构想,滇缅战场反攻作战就是“X+Y”:X部队(驻印军)从缅北向滇西打,Y部队(远征军)从滇西向缅北打,最后在中缅边境实现会师。在滇西方面,远征军的主要战场集中在三处:松山、腾冲、龙陵。这是当时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

日军是1942年在缅北击溃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沿滇缅公路于5月5日打到怒江边的。日军在松山架起野炮疯狂轰击对岸公路上的我方车辆和难民,幸亏我桥头工兵及时爆破炸断惠通桥,随后援军赶到怒江东岸阻击,与空中的美军“飞虎队”战机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渡怒江继续进犯的企图。当时的情景,可谓中国抗战最为惊险的一幕,按照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空中侦察发出的预警:倘若不能在怒江成功阻击日军,日军渡江后十天左右即可打到昆明,包抄我抗战大后方,逼迫中国投降。很多史家评说,惠通桥之战,在那一刻成了中国抗战命运的转折点。

此后,日军驻扎在了怒江西岸的“桥头堡”松山,卡住了滇缅公路的咽喉,切断了我从印度经缅甸进入国境的国际援助物资补给线。

经过两年蓄积力量,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然而由于日军松山工事异常坚固,且不断以攻势防御战术反复逆袭,我战事进展极为艰难。险峻的地形和雨季恶劣的天候,时时让我军攻击作战难以为继。8月初,中国远征军第8军指挥部做出决策,由军工兵营及师属工兵连四五百人,经过近17天坑道施工,挖掘两条暗道直通松山主峰腹部,将3000公斤TNT炸药填入日军子高地堡垒底部,以“人造火山”式的大爆破,颠覆松山阵地“锁钥”部,撕开了日军松山防御体系的口子。这次大爆破,共震死、活埋日军约70名,从浮土中扒出被震昏的5名。其中1名苏醒后拼死挣扎横撕乱咬,被我军击毙;其余4名当了俘虏。此后,我军又经过艰苦卓绝的17天扫荡战,取得松山攻坚作战的全胜。攻下松山,打开滇缅公路补给通道,整个滇西反攻作战的“瓶颈”被突破。

松山战役从6月4日步兵攻击开始,远征军陆续投入2.4万余兵力,在95天里先后发起十次总攻击,以伤亡7773人(阵亡4000人)的惨重代价,将松山日军约1280人全歼,俘虏日军9名。此战我与敌伤亡比约为6.2∶1。 >>

腾冲:从“云层上的战斗”到浴火之城

远征军对腾冲方向的攻势早于松山一个月,但收复腾冲却晚于松山一周。其原因是,远征军渡过怒江后,首先要征服高黎贡山,其时日军防御腾冲的前沿已经推进到这座平均海拔3000米的险峻山系。远征军第20集团军渡过怒江后,首先要仰攻这道屏障,而后才能重兵合围腾冲城。高黎贡山,被当时的美军喻为“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此间的惨烈战斗,是在“云层上的战斗”。攻打高黎贡山持续40余天,我军在凄风苦雨中饥寒交迫,官兵因冻饿而死者甚至超过了阵亡人数。

腾冲城是一座石头城,异常坚固。日军从高黎贡山收缩后,转入城内负隅顽抗以待援军。据资料,待打下高黎贡山围攻腾冲城时,日军兵力为2025人。

自6月中旬起,我军开始发动进攻,经过极其惨烈的攻坚战占领城外的来凤山,居高临下指挥攻城。自8月2日开始,美军第14航空队战机频频出动,以500磅炸弹轰炸腾冲城垣。然而日军据守残破城墙拼死不退,我军攻城部队死伤累累。此外,日军两年来在腾冲城内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在很多房屋墙根挖掘了暗道彼此沟通,设置了火力点,构成交叉火网。我攻击部队沿街巷推进,处处遭敌狙杀,每日战斗进程仅以米计。

事后我军得知,在8月13日的美军飞机大轰炸中,龟缩在东城门洞中指挥作战的日军守备队长藏重康美大佐,及其手下共32名军官,均被炸塌的城门掩埋毙命。为此,日军又指定了曾任步兵中队长的太田正人大尉担任守备队长,继续指挥作战。9月13日夜,大雨如注。太田正人下令焚毁第148联队军旗,向上级发电报告最后的战况后,砸毁无线电机,开始分散突围,被我军派出的追击部队零星歼灭于各处。

腾冲反攻始于5月11日,止于9月14日,持续达127天。围攻腾冲城垣之役,我军全歼日军腾越守备队1800余人(不含在高黎贡山等地歼敌约1000人),俘虏53名。整个反攻作战过程中,我军伤亡官兵18000余名,其中阵亡约9000名。我与敌伤亡比约为6∶1。 >>

滇缅战场历史价值不应被低估

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1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主要战场是缅北方面的胡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八莫、南坎,及滇西方面的松山、腾冲、龙陵、畹町。密支那、松山、腾冲的三次歼灭战,体现了这个大战场作战的基本面貌。反攻作战前后持续17个月,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两线挺进2400公里,收复缅甸城市及城镇50多座,解放缅甸国土18万平方公里,收复我国滇西沦陷区8万多平方公里,歼灭日军4.7万多人,我军伤亡6万多人。

在此期间,在中国战场的“东线”——豫湘桂战场,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攻势下节节退守。经对比可知,正是“西线”——缅北滇西战场的作战,拉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且在打通中印公路前夕,中国驻印军的半数兵力——新编第6军奉命增援内地,滇缅战场的“胜利模式”得以在东线“复制”。在“西线”胜利三个月后,东线中国军队也开始转入反攻,而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但是,缅北滇西反攻的历史价值,长期以来却未获得应有的肯定和评价,这有其特殊原因。简而言之,“西线”战场是蒋介石被敌方日本和盟国美国“逼”着开辟的,特别是在缅北驻印军反攻近半年后,为督促中国继续出动滇西远征军西渡怒江予以策应,中美两国高层一度几乎撕破脸面。而战事后期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史迪威事件”(因无法合作,蒋介石迫使美国召回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因此,后来蒋介石对滇缅战场评价很低。

2002年,郭汝瑰、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的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二度入缅与中国驻印军协力歼灭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他们认为,滇西反攻作战远征军伤亡过大,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失误造成的。笔者以为,除了指挥层面的问题,从远征军部队战后所做的战役检讨,及美军顾问团的观察记录来看,当时中国军队更具体的缺点还反映在:单兵素质能力低下(不能独立作战)、官兵“兵器素养”不足(不能充分掌握武器性能)、步炮空协同能力较差(飞机、火炮时常误伤步兵)、战场补给不能满足高原山地作战需要等。

若放宽视野,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历史背景来观照,滇缅战场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物质力量(美式装备及保障体系)与相对滞后的人的因素(以文盲为主体的中国壮丁)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特殊“考试”。对这个考场上“考分”情况的具体分析提示我们: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可以靠“买”,但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力与物力经充分“磨合”后,才能发挥创造出高水平的战场效能。这一点,是滇缅战场反攻作战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

罗援

解放军少将

(十三)抗日战争胜利十大经验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去年,我痛定思痛总结了甲午战争十大教训;今年,我悲喜交集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十大经验。 >>

一、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之基

中华民族近代史为何如此屈辱,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就是民众如一盘散沙。看同胞被杀戮如观儿戏,趁外敌入侵大发国难横财。唯抗日战争,海内外炎黄子孙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是中华民族命运的绝地重生。 >>

中华民族何以出现如此转折,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总有些人在争论,国共两党谁在抗战中的功劳大,我们只要看一看西安事变的起因和结局就会一目了然。如果不是蒋介石对外敌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如果不是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何以迫使张、杨二将军对蒋介石由“哭谏”、“苦谏”,到“兵谏”?再看共产党是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两党结下血海深仇,无数共产党人倒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下,仅毛泽东一家就有6人被杀。然而,国难当头,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这是何等的胸怀!若不是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不动摇,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又联合又斗争,中华民族将再次重蹈分裂覆辙,万劫不复。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

回溯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耻辱,虽然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掀起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但中国人民始终未能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

抗日战争则不同,不同的根本性标志在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该党经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练,克服了自己队伍中的错误,逐渐成熟壮大起来,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性问题,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战略运筹能力、奋斗牺牲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在长达5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承担了最困难的战略任务,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这一切都是其他政党不能胜任的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曾经疾呼:“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三、正确战略指导是决定性因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仅5天时间,辽、吉两省千里河山,几乎尽沦敌手。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正规军加上警察部队,也不过2万余人。而中国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实际达三四十万人。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何以不战即败,丧权失地?这不能不归罪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 >>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分析中日双方战争的基本特点出发,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系统提出了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全国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得到极大发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创造性地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将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队作战与民众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四、兵民是胜利之本

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奉行的主要依靠政府包办和主要依靠正规军参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倡导的依靠和发动全国军民参加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之争。毛泽东号召全党抛弃关门主义的策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去进行“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 >>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生死搏斗中,无数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八路军指挥员马本斋的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日寇为了迫使马本斋投降,抓走马母当人质。马母被捕后始终严辞拒绝写劝降信,在绝食七天后以身殉国,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深明大义的凛然气节。像马母这样的抗日群众又何止千千万万。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最后,她的6位亲人全部战死沙场。

五、文战武战相互配合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当时,各大中城市先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抗日;各地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左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宣传抗战;从东北的《东北知识》到香港的《时代评论》等抗日救亡刊物,达上千种;《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戏剧,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以田汉、聂耳创造的《义勇军进行曲》为杰出代表的抗日救亡歌曲响彻大江南北,激励着人民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层面的觉醒,无数的躯体倒下去了,但整个民族的魂站立起来了,她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

六、以斗争求团结

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人为代表,自1937年2月至9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起初,国民党傲慢无礼地提出不同意共产党有师的编制,只准编为3个团;后又增为6个团、9个团,人数只限3000至5000人。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提出“中央只准其编4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8团兵力当在15000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蒋介石甚至荒唐地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以实现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欲望。周恩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蒋介石的谬论一一驳斥,并正告他: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对于国民党提出要向共产党军队派遣政训处主任、参谋长或联络参谋的主张,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谈判代表,“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由于我党坚持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再加上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 >>

七、隐蔽战线做出重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成为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而这一切,无不以情报和对情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为基础。党的隐蔽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

比如,我党打入到胡宗南部队的情工人员熊向晖获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以及西安其他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对我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系统及时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一触即发”的重要情报,及时反映了日美谈判内幕,以及日军决定“南下”的战略意图。特别是通过日籍反战人士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的分析研判,作出日本将在12月7日前后对美国发动进攻的准确判断,最早发出了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这一战略情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件情报工作”之一。

八、将中国命运与人类命运融为一体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罗斯福总统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世界进步力量也以不同方式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苏联在战争前三年提供贷款2.5亿美元和大量武器装备,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约2000人参加对日作战,其中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等200余名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战场。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抗日空战历史上写下了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悲壮篇章。由中美共同开辟的“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80多万吨,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00多名。

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协调,互相支持,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但又不能把胜利的法宝全部押在外国的协调、斡旋和支援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约张学良到石家庄面授机宜:“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国民党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声泪俱下,乞求国联“裁决”。而实际上,英、美、法等国巴不得日本进攻苏联,不但默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且公开加以袒护。 >>

而中国共产党不仅采取独立自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敌、伪、顽军的层层封锁下,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基本解决了军需民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并发展了解放区,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十、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之魂

抗日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角力,更是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较量。抗日战争格外艰险,牺牲和流血时时威胁着人们。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俯首甘当亡国奴,而是竭力奋战,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八路军战士马宝玉等5人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将日军吸引到狼牙山,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英勇跳崖。在正面战场,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以血肉之躯英勇抗敌,血洒疆场,总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场,重要战斗1000余次,伤亡320余万人,旅以上将领牺牲189人,可谓悲壮惨烈。在忻口会战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家书中表示,“我爱你们,更爱祖国!”“不打败日本,决不生还!”会战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和师长刘家麟等为国捐躯。忻口会战坚持3个月,歼灭日军3万余人,而在取得这一辉煌战果的背后,是10万爱国将士马革裹尸! >>

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胜利!

70年过去,抗日战争硝烟已尽,然而70年前的精神将世代相传!

肖天亮

国防大学副校长

(十二)毛泽东对抗战的预见意义非凡

毛泽东是战略预见大师。毛泽东的战略预见源于他贯通古今的学识、科学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他的战略预见科学、准确,描绘了中国革命的“大图样”,引领中华民族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中,对抗日战争的预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对于今天的人们、今天的军人、今天的中国,仍然意义非凡。 >>

让人在迷茫中看到方向

毛泽东的战略预见,能够使人们在失败中看到胜利,在失望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迷茫中看到方向。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预言的正确性一再被实践所证明。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而反革命力量却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围剿下处境险恶。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毛泽东科学分析和预测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见。他还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了精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抗日战争初期,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观点。“亡国论”者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速胜论”者则表现为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把日本估计过低,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打败日本,认为胜利很快就会到来。

为了正确指导这场战争,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用科学的预见驳斥了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他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毛泽东在全面分析中日双方基本情况和抗日战争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预见,并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评论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正确的。”

精心绘制抗战“大图样”

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深入研究和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精心绘制了指导抗日战争的“大图样”。 >>

对战争结果的预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最重要的预见,也是其他预见的前提和基础。

对战争发展进程的预见: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对战争形态的预见:犬牙交错的战争,战争史上的奇观。毛泽东认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他还具体分析了内线与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犬牙交错的四种情况。后来,战争的发展竟然与毛泽东的预见完全一致。

对具体战略方针的预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持久战,对于具体作战方针,毛泽东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他认为,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并处于我多兵的包围之中。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在整个对日作战中,正是采取了这一方针,逐步赢得了胜利。

对作战形式的预见: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毛泽东认为,在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具有解决战争命运的作用。游击战是辅助的,但具有战略地位,在战争中“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对战争胜利根本的预见:军队和人民的进步。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靠什么?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军制要现代化,要有进步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最终,抗日战争的事实对于毛泽东的预见几乎没有什么“校正”,其预见没有例外地一一实现了。这在世界兵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窑洞里的预言家”放眼全球

第一个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并写下了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他把毛泽东称为“窑洞里的预言家”、“红色预言家”。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能够观天下之变、谋时代大势、指未来之路,足见斯诺的评价并不为过。 >>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预见,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进行的。实际上,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可以说,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预见,真正是在“起于青萍之末”中看到了“风暴”可能来临。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毛泽东不仅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抗日战争,而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和预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阐述中日战争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时,准确地预见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采取的大战略。他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欧洲第一、东方第二”,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二战中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毛泽东的预见比英美两国1941年3月正式明确执行“先欧后亚”战略,要早两年半左右。

1941年12月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4天后,毛泽东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预言:“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

战略预见能力如何培养

毛泽东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因此,作为领导,应该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战略预见艺术,提高预见能力。 >>

打牢理论基础。在领导工作中要能做到科学预见,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实践经验,以及多方面的理论准备。毛泽东在战略预见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勤奋好学、贯通古今、运用自如。为了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在繁忙工作之余,挤时间拼命读书、研究理论。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0个月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并且专门研究了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泽东还发起成立了“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和“《战争论》研究小组”,一起学习讨论。这些理论准备,为他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重调查研究。领导要有预见能力,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践学习。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毛泽东研究抗日战争,是建立在对抗战10个月情况的全面掌握和分析研究之上的。

努力登高望远。抗日战争时期,驻延安的美军观察团成员谢伟思问过许多我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能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回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毛泽东“高瞻远瞩”、“目光远大”。预测未来,不能目光短浅,只看到当前和局部,而必须培塑世界眼光和战略视野,力求看得更远、看得更准。

增强问题意识。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论持久战》的开篇,他连续提出了七个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然后,逐一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

分析矛盾运动。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等条件,从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等方面,分别考察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全部基本特点,从而把握战争的内在联系,预测战争的发展进程,揭示战争的指导规律。研究当今时代的信息化战争,也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错综复杂的矛盾系统,包括社会的、自然的、国际的、国内的、人与物的各种矛盾因素,分析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变化,探讨制胜机理,寻求打赢之道。

研究特殊规律。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科学揭示战争规律,预见战争进程,指导打赢战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毛泽东注重研究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深刻分析这场战争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科学指导。今天,我们研究未来战争,绝不能简单照搬外国战争理论,而应结合我国实际扎扎实实地把战争研究深、研究透。既要研究信息化战争的一般规律,又要研究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信息化战争的特殊规律,还要研究不同方向、不同规模、与不同对手进行战争的特殊规律,像毛泽东《论持久战》那样,提出具体可行的方针、原则和战法,这样才能正确指导战争,确保打赢战争。

彭玉龙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研究员

(十一)全民参与是抗战胜利的法宝

战争的政治性质决定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凡是为了争取和保护民众利益的,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反之,就会遭到民众的反对。所谓民众利益,就是广大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权益。而这种权益首先必须以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为根本依托。没有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众的一切权益都无从谈起。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反侵略战争,更是一场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全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决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动员规模之广大,投入人数之众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

共产党发挥高超组织才能

任何民众如果不进行动员和组织,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即便是与要灭亡自己种族的敌人进行对抗,没有深入的动员和统一的组织,也只能是自发地零星地与敌抗争,而不能形成整体的抗敌力量。

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抗击外敌入侵,但始终摆脱不了屡战屡败的命运。其中,落后的经济力和军事力固然限制了中国御侮的能力,但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是民众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始终不能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与外敌抗争。

抗日战争条件下的民众动员,是一个如何把千百万民众发动起来,并吸引、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大问题。由于当时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一条单纯依靠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愿意发动和武装民众,因此,动员民众投身抗战,便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严肃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站在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立场上,充分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战争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予无穷无尽的供给”,“只有最彻底地和最普遍地发动群众,才会使民族解放战争取得最彻底和最普遍的胜利”。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动员和组织民众。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民众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高超的组织水平,不仅在敌后建党、建军、建政,而且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各种群众组织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团体,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亿万人民群众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组织动员体制,为实现宏大的总体性的和持久强韧的人民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为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伊始,就不失时机地分兵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政策,号召并组织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说服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八路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纪律,与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同时在战斗中力争多打胜仗,“向人民显示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人的”,从而提高了群众对八路军的信任,将其看成是“人民的军队”。八路军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当时在中国考察和采访中看到:在“八路军敢于深入的地区,到处都有群众组织,他们组织了农民、学生、商人、妇女和儿童的抗日团体,而且正在引导年轻人参加游击队,年纪较大的人加入自卫队”。在华中敌后,新四军也“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使得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遍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呼声,广大的农民是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

为了动员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政策,给广大劳苦民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且实行了精兵简政,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积极性,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抗战的局面,奠定了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 >>

民众土法抗战让日军恐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敌后战场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朱德曾经说过:“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 >>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争方略指引下,人民群众从青壮年、老人、妇女以至儿童,都被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人民群众一旦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抗日的积极性就空前高涨,聪明才智便充分地发挥出来。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智慧,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依托高山密林、水网芦荡、平原地道、庄稼“青纱”,因地制宜,开展空前活跃的人民游击战争,创造出了边参加生产边监视日军,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信号通知附近军民作好战斗准备,随时进行联合作战的联防战法;依托村村相连、户户相通、能藏能打、能攻能守的各种地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进攻的地道战法;三五成群,灵活机动,聚散自如,飘忽不定,如麻雀满天飞,造成敌人心理恐惧、坐立不安的麻雀战法;抓住日军外出活动规律,埋伏在碉堡附近,日军一出门便给以迎头痛击的“堵门”战法;埋伏在树林村边活捉敌零散人员的“捕捉”战法;日军走到哪里民兵打到哪里的“车轮”战法;同日军转圈子的“推磨”战法;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法;破坏和袭击敌人交通运输线、指挥通信、机场、工程设施、重要技术兵器、后方补给系统以及其他重要目标,瘫痪敌方交通,切断敌后方供应,使敌方机动、指挥失灵,削弱敌持续作战能力的破袭战法;四面包围敌人,断绝其外援和补给,困饿、瓦解敌人的围困战法;出没于港汊湖海的水上游击战法,等等。

在众多出奇制胜的战法中,尤以地雷战法最为大家熟知。地雷战是敌后抗日军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他们在斗争中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利用废铁、石头、陶瓷,甚至茶壶、饭碗、油瓶等,制成各种各样的土地雷。闻名全国的山东海阳县民兵爆破英雄赵守福、于化虎和女民兵孙玉敏曾制造出30多种地雷。从山区到平原,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敌后抗日军民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日军交通线上、据点周围,小河沟、大道旁、水缸下、门楣上,甚至日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凡是日军可能到达的地方,都埋上地雷,炸得敌人丧魂落魄,谈雷色变。晋察冀边区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率领的爆炸组,在1943年春季反“扫荡”中以冷枪射击和地雷阵相结合的战法,毙伤日军130多人,在秋季反“扫荡”中又创造以地雷战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法,共毙伤日军300多人,炸毁汽车5辆。在抗日军民地雷战的打击下,骄横一时的日军惶惶不可终日。日军独立第3旅团第6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日记中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地雷的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

在富有创造力的爱国军民手中,原始的大刀、长矛、梭镖和自然界的水、火、石头,都变成了有效的杀敌武器。日军在抗日根据地活动时,几乎是“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日军”,哪里有日军,哪里就有抗日军民作战,他们在战法运用上之娴熟,几乎出神入化。其结果,使得敌军在农村根本找不到一个完全安全的地方。对此,侵华日军在《剿共指南》中写道:“中共的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战术,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的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兵及其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与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 >>

各民族协力筑起铜墙铁壁

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

抗日战争胜利的最深厚基础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奉献和牺牲,使积贫积弱和矛盾重重的中国从沉睡中猛醒过来,奋起抵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海外侨胞,以及一切爱国人士,都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援抗战。

中国各少数民族包括北方的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西藏的藏族,云南的白族,贵州的布依族、土家族,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参与抗日救亡斗争。许多少数民族还直接组织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搏斗,威名远扬。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就被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马本斋也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表彰。回族英雄金方昌,17岁参加对日作战,1940年11月遭敌逮捕后,被敌残忍地挖掉一只眼睛,砍掉一只胳膊,至死不屈,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著名的抗日英雄陈翰章、周保中、李红光等,都是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

台湾人民除在岛内坚持进行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外,还直接奔赴大陆,参加对日作战。李友邦率领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武装即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英勇奋战在东南沿海;台湾新竹人邹洪,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军军长、第35集团军副总司令、粤桂边区总指挥等职,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台南人蔡啸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的思想主导下,投奔福建龙岩的闽南游击队,后来在新四军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香港、澳门同胞也始终站在抗战的前线。海外侨胞成立抗日救国“筹赈”、“救灾”、“筹饷”等组织,为抗战筹集大量的财力物力,更有许多侨胞直接回国参军参战。从地域上看,出现了真正的全国抗战。在前线,军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在后方,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敌占区,各阶层的中国民众采取各种形式展开反对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的斗争。

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精辟论述:“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

彭光谦

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

(十)姑息纵容日本军国主义遗患无穷

日本是挑起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法西斯侵略扩张战争的元凶之一,是制造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中国及世界各国人民与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生死搏斗是人类社会正义对邪恶、文明对野蛮、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反动的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 >>

在彻底打败日本后,严肃而坚决地对日进行战后处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剥夺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权利与能力,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防止日本再次为祸亚洲、为祸世界,避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关键性举措。然而,在美国的庇护下,当年对日处理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没有得到应有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癌病灶、癌细胞没有被彻底根除,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是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再度猖獗的重要原因。对这一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痛切反思。

盟国对处置日本达成共识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原则,是战后对日处理的根本依据。 >>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重要转折关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首脑会议,就协调盟军行动、加速战胜日本法西斯、战后对日处置和重建东亚国际秩序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磋商。12月1日,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宣示,三大盟国将坚韧不拔,坚持持久作战,务必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7日,日本法西斯战败前夕,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晤。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宣言形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在公告上签字,成为四国对日共同宣言。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示了盟国对日作战的正义性质和根本目的,以及战后对日处理的重要举措和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公开审判与严惩罪大恶极的战犯,伸张国际正义,铲除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铲除导致世界空前惨祸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治体系;废除日本军队,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剥夺日本对外战争权;严格限定日本领土范围,日本归还所有窃取的包括东北地区、台湾、澎湖群岛等在内的一切中国领土,恢复朝鲜自由与独立。

上述战后对日处理各项原则是建立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邪恶本质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是对维护人类社会持久和平与安宁作出的严肃思考,是同盟国以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血的代价得出的结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强制性规定,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承诺“切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至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构成完整的国际法形态,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具有不容辩驳的法律效力、约束力与强制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战后对日处理的各项原则必须不折不扣、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战后对日处理变成烂尾楼

客观地讲,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于落实《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各项对日处理原则的态度还是认真的。但是,随着冷战突起,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美苏分道扬镳,美对日战后处理的态度也随之变化。 >>

1948年3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与麦克阿瑟提出对日“新方针”,得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新方针”强调“美国政府应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防卫线是“阿留申-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这样可以“阻击共产主义不越出中国境外”。

美国对日政策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改为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由惩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变为庇护与利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由根除军国主义战争祸根转为把日本军国主义巢穴建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和美国“远东兵工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乃至美国已故总统的遗训被抛到九霄云外,战后对日处理成了战后国际政治最大的烂尾楼工程。

一、东京审判草草收兵,一大批战犯先后被无罪释放,特别是发动战争的头号战犯日本昭和天皇及皇室成员被刻意庇护起来,未受到应有的审判与惩处。

东京审判是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一次大审判,令人遗憾的是东京审判未能进行到底。美国出于一己之私和冷战需要,将头号战犯日本天皇刻意保护起来,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这是东京审判的最大败笔。

为了掩人耳目,美国将东条英机列为“头号战犯”替天皇顶罪。不仅如此,东京审判还没有完全结束,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对天皇以下大批日本战犯提供庇护。1948年12月24日,即对7名日本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

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

二、在对日本的所谓政治改造中保留了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大小头目摇身一变成为战后日本领导人,原政府局级以下军国主义骨干几乎全部留用。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下来。

美国在日本进行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造”,但改造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核心是日本天皇制,天皇制是日本国体的独特表现,是法西斯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新的《日本国宪法》仅将具体政务处理权交给内阁,日本的天皇制被保留了下来。保留天皇制,对日本而言,就是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和政治体系,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保留了政治基础。

与保留天皇制密切相联系的是,美国当局还不遗余力地把一大批被庇护与释放的日本战犯送进了日本战后各级政府机构。让这些黏附着军国主义阴魂的右翼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重返政坛,窃据要职,充当美国的鹰犬,死心塌地地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

三、置宪法关于日本不得拥有军队和国家交战权的限制于不顾,重新武装日本,不仅建立了一支名为自卫队、实际上远超其自卫需要的现代化军队,而且谋求废除宪法第九条,以公开获得对外战争权。

《开罗宣言》强调,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根据这一精神,战后盟军占领期间为日本制定了新《日本国宪法》。但是,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意图也逐步明朗化。在《对日和约》中竟不认为日本1941年12月8日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在美国的支持纵容下,日本不满宪法约束,力图重建武装力量的声音迅速高涨。曾担任犬养毅与斋藤实内阁文部大臣的鸠山一郎,1954年12月被扶植上台,三次担任首相,公开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名正言顺地重建武装。

事实上,战后不久,美国就已着手重新武装日本。1948年5月以扫雷需要为借口,成立海上保安厅,编成1万多人,成建制地保留下来一支旧海军。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新增编8000余人,实际上已是一支小型海军。1950年7月8日,美占领当局指令吉田内阁建立以旧军人为骨干的国家警察预备队,达7.5万余人,相当于新编4个师的陆军,其中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旧军人3.9万余人,占其总人数52%以上。1952年吉田政府将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兵员扩充至11万人,并设置了海上警备队。

1954年6月9日,日本政府颁布“防卫二法”,即《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将保安队改为拥有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1956年鸠山一郎强迫国会通过了旨在扩军的《国防会议法案》,进一步设置“国防会议”,将自卫队兵力由15.2万人,增加到21.4万人。自卫队名义上不是军事组织,但实际功能已是一支完完全全的军队,而且在装备上逐步超过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的水平。

在美国的支持与纵容下,日本在修宪门槛较高的情况下,一直采用渐进的方式,以各种名目,利用各种机会,摆脱宪法第九条的约束。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自卫队开始积极参与海外军事行动。通过扩大解释或另立新法实质性突破集体自卫权禁区,配合美军行动,并将完全废止《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彻底排除发动对外战争的法律障碍,作为最终目标。所谓日本不得拥有军队和国家交战权的限制早已名存实亡。

四、无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拒不交还以武力和贪欲窃取的他国领土,甚至变本加厉,美日合谋,对战胜国领土主权进行反攻倒算,企图恢复日本战前政治版图。

日本作为二战元凶和战败国,关于其战后领土主权范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战后美国违反波茨坦会议关于美、苏、中、英四大国一致对日原则,暗做手脚,将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巨大贡献和民族牺牲的反法西斯主要盟国苏联和中国排除在外,与日本单独媾和,私相授受。包括美日合谋上演所谓“移交钓鱼岛行政管理权”双簧闹剧,致使日本至今无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发难,态度蛮横,气焰嚣张。

美无视历史教训姑息养奸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虽然日本的帝国春梦早已破灭,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未得到彻底清除,这场战争的阴云并没有散尽,历史并没有完结。70年后,当年全面入侵中国的元凶和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东方策源地日本,军国主义又沉渣泛起,当年手术刀下被雪藏的军国主义癌细胞加速扩散,在以安倍为代表的极右势力的操弄下,日本正在沿着重新军国化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狂奔。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和建立在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被全面颠覆的严重危险。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固然有日本军国主义自身深刻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根源,但美国姑息养奸,助纣为虐则是其重要的外部因素。

当年美国为一己之私和东西方冷战对抗,不惜背弃自己曾经的正义立场,背弃反法西斯同盟确立的对日战后处理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一手扶持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野蛮、最无耻的军国主义势力。今天,美国又无端视中国为其全球霸权的挑战者,为了对中国实施战略牵制,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保守势力完全置国际道义于不顾,不惜与日本军国主义邪恶势力勾连,进一步释放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能力,支持日本解禁武器出口,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支持日本修宪扩军。可以说,美国不仅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庇护者,也是当前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幕后推手。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有军国主义侵略犯罪前科的国家,对历史罪行不知反省、拒不忏悔的国家,一个惯于隐忍、心怀仇恨的国家,一个无视历史教训和国际行为准则的国家,姑息养奸,助纣为虐,不仅是政治道德的堕落,也是对历史教训的无知。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同盟国的神圣义务,是当前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

柴宇球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

(九)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运用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剧,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上演了一幕幕高超的谋略活剧,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

用众——上下同欲、谋力于民、谋民于战

战争是谋略、政治、国力、军力和民力的总体较量。 >>

面对贪婪、凶恶、疯狂、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如何战胜之?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上下同欲,义战必胜。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作为上个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核心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计前嫌、二次携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率领中国人民上下同心、戮力御敌,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决战。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并成为这条战线的最先发起者、有力组织者和可靠领导者。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战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适时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谋略,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和鼓励,对其坚决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加以斗争和孤立,以斗争求团结。在斗争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每一具体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后发制人,斗则必胜,适可而止,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路线,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还是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较大分歧。蒋介石只将政府和军队作为抗日的依靠力量,并将希望寄托于通过拼命抵抗争取英美等国出面干预,争取早期停战。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如是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虽然在“唤起民众”这个原则上有一些进步,但并没有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作战地域日益扩大,参战部队日益增多,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发动起来。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力量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谋略思考。他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发动民众实行人民战争。他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在抗战中,共产党通过团结国民党实力派和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壮大抗日力量。驻防西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西北军、老牌军阀阎锡山等被有效地团结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中。同时,共产党通过在敌后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广大群众抗战到底的热情。

运筹——审时度势、谋势造势、巧于乘势

在抗日战争的历程中,合理地分析敌我双方优劣,预测战争进程,描绘战争发展的基本轮廓,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是自觉地把握战争全局的重要前提。 >>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攻占了平津地区,并分别向华北、上海大举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就范,实现其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但发动战争规模的大小、时间的长短、攻城略地的强度和战争发动者国力的消耗是成正比的。日军为求速胜,每战必出重兵,每夺一地必用重力,每占一城必重杀戮,这样就必然加倍消耗其军力国力,必定加速其失败的进程。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经过研究和讨论,会议认为抗战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各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可能性以及我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清晰而完整地描绘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致进程和轮廓,极大地增强了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引导抗击日寇起着重要作用。

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谋势重于谋子,谋势为上,谋子为下。造势谋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劣势装备的弱小的我军,能占据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能使自己的力量增殖,能在战略防御的不利态势中创造有利的态势,并最终在战略上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彻底歼灭敌人。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从实际出发,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战役态势,以“持久作战”的总方针对抗日寇“速决战”,造“先为不可胜之势”;运用优胜劣败规律,造战役战斗我强敌弱之势;着眼整体效益,造全局协调之势。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上,成功地谋划了陷敌于中国民众的“民势”,陷敌于全局被动的“位势”,占据战场有利地形的“地势”等。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占领地区的统治,大力扫荡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部队,并实行经济掠夺政策。针对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图谋,中国军队以“面势”制约敌之“点线势”,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如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

同时,中国军队以我之“联网势”破坏敌之“联网势”。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军事会议,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正面战场先后发起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南宁会战、中条山会战等战役。敌后战场以华北、华中为一体主战场,华南和东北敌后战场为两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特别是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开展了105个团参战的“百团大战”,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击破日军“囚笼政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巧于“乘势”,积极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善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巧妙配合

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确定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国民党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在长期的抗战进程中,中国军队逐渐实行了正面战场的内线持久防御作战和敌后战场的外线速决进攻作战,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据日方资料,日军在1938年10月之前和1944年4月之后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因此,两个战场巧妙配合,同时牵制了大量敌军兵力。 >>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较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22次会战,“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线从华北、华东一直移至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分散了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决战”企图。同时,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使其迂回敌后,灵活出击,力求使战场态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完成在敌后战场的战略展开。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在敌人的深远后方,紧紧依靠民众,注重扬长避短,以长击短,对日军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你打你的正规战,我打我的游击战;你打你的步步为营,我打我的诱敌深入;你打你的分进合击,我打我的各个击破;你打你的扫荡战、围剿战,我打我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始终牢牢把握战场的主动权。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125165次,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70年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竭力美化军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安倍政权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案,架空了和平宪法,打通了海外参战道路,意味着日本放弃了战后“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给未来日本走向、亚洲安全格局乃至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带来巨大的冲击,值得亚洲各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高度警惕。我们应做到安不忘战、先戒为宝、止戈为武,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

(八)衡量国共抗战表现要用两把尺子

近些年来,社会上有些关于抗战的历史宣传只突出民族斗争而淡化国内正义和反动之分,导致国内许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化倾向,即简单地认为抗战时的任务只是打日本而不区分国内进步和反动,一些颂扬国内反动人物和贬低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也在网络等媒体上有了市场并造成部分思想混乱。 >>

当年进步的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战中的贡献,同样要用这两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这双重任务,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广大解放区,这就名副其实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需革除腐朽社会制度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交织。过去被清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凶悍,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人数仅2万的日本关东军在几天内便轻取东北多数城市,在南京政府和东北军首领的不抵抗命令下,当地20万以上的中国驻军或降或逃。关内抗战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长驱直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内,面对几十万日军入侵,国民政府丢失了东部2亿人口的最富庶地区。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国民党军仍在豫湘桂大败,丢失了6000万人口的地区。直至抗战胜利时,仅从中国战场上看,日强中弱的形势并未真正改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中国受日本欺负,外在原因是新兴的法西斯国家特别具有扩张性和疯狂性,内在原因则是国内社会条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态,长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导致重家庭个人、轻民族社会的恶习,导致一些只知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人投靠日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中忏悔道:“我从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业而不知民族国家。”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还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也是一个社会腐朽群体对抗战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现。后人常唾骂抗战时期国内“汉奸多”,伪军数量有时超过侵华日军,这不能仅仅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而主要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妥协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专制体制,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不过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权贵家族势力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改革,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连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

共产党改善民生赢得民心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高超之处,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主要方式便是避开日军正规战之长,以游击战攻敌之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条件下以弱抗强。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游击队自然不可能同有绝对优势装备的日军硬打硬拼,而是靠发动群众打游击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巧妙的斗争形式。 >>

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解放区能在严酷的战斗条件下得到大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通过充分动员人民,就能弥补武器条件的不足,就能长期牵制并拖垮强大的侵略者。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能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靠的就是将民族、民主这两个革命相结合。

以游击战打日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发动人民抗战,主要的内容就是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和支前。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还要因战争增加人力、物力负担,就不可能得到这一最广大群体的拥护。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走到哪里都能发动起群众,得到老百姓拥护,就在于不是只取之于民,而是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群众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停止土地革命,援引了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这在保证不当汉奸的地主还有一定收入的前提下,大大减轻了贫雇农的负担。如同一些边区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大幅增税却仍不减贫农租赋,同时还征走大量壮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为普遍现象。而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内却出现另一种情形,虽然农民支援战争有不小的负担,却由于减少了地租,并通过减息摆脱了过去地主的“阎王债”,大多数人反映生活比战前还改善了一些。当时解放区不抓壮丁而实行自愿参军,到处是踊跃报名,是一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设根据地时,还注重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建立共产党员、群众积极分子和开明士绅组成的“三三制”政权,斗争汉奸恶霸,真正实行了清廉政治。除了众多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海外有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抗日名将”一俊不能遮百丑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其为何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却不能解释国民政府为何屡战屡败,并且因严重丧失民心而在战后被人民推翻。 >>

当年中国抗战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打日本”,还要荡涤腐朽的旧制度的污泥浊水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因而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就不能单纯地使用军事行动这一把尺子,单纯计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抗击日军的数量外,还要看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若从抗击日军的表现看,国民党军的许多将士确曾浴血奋战,但其高层却存在着许多指挥笨拙和腐败无能的现象,正面战场的会战多数失败也有这方面的主观原因。若是从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考察,国民党当局更有负人民希望。在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思潮兴起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同纳粹德国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学习其法西斯统治方式。那时国民党军队主要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购买德械装备,在日本侵华时还让德国居中调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而与重庆断交才中止了往来。国民党当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沿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传统,又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了新专制主义。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给其他政党以合法地位,实行特务统治,导致各阶层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部分开明者)在抗战期间便掀起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进行社会改革,不改善民生,当权者还大发国难财。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的社会对国民党当局最流行的讽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搭上美英战车,虽停止了对日谋和的试探,大后方腐化之风却急剧滋长。如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结果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从历史的角度看,评价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和一个人物,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更不能“一俊遮百丑”。人们承认国民党当局及其一些将领在抗战中做过有益的事,却不能以此掩饰其黑暗的一面。例如蒋介石在抗战时的爱将汤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过硬仗一时全国有名,然而他在管辖河南时民谣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之称,豫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称以“汤”害民最甚。当时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回忆,他接到控告汤恩伯部掠夺民财、民田、民女的状纸都厚达盈尺,而蒋介石却放纵这个心腹爱将。如今一些网络上的“国粉”、“蒋粉”大力吹捧一些有名的反共将领,以他们对日本打过仗为借口称其为“抗日名将”一味吹捧,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就是否认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这就不是史学争论则是意识形态的现实斗争。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最大历史错误,便是拒不进行社会改革并加重民众痛苦,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

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然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劫收”时进一步横征暴敛,结果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便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记者协会讲话时对此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

王洪光

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七)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的得失

南京作为抗日战争时中国的首都,在1937年12月13日失陷,随后30万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这些惨痛的记忆,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具有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有必要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探讨南京保卫战的得失,保持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应有的警惕。 >>

南京守是守不住的

南京的攻防,离不开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长江在安庆、芜湖段由向东流转为向北流,古时这一段称“横江”,江右为江东,江左为江西。长江流至南京城北,在这里一个大转弯成120度角,向东南流去。在这好似臂弯的钝角中,坐落着南京城。所以南京城一大面背水(西北、北、东北是长江),三小面开放(东、西各一部,南面全部)。 >>

历史上南京攻防作战,防守成功的极少,进攻成功的极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层也看到了这点。李宗仁战前说:“在战术上,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认为,“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用海军封锁南京,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1937年11月,淞沪战场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不待大本营命令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自上海至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战前国民政府沿此线建设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能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中国方面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防御设施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 >>

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勘察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早在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南京保卫战之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然而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充分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要么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要么进驻不了工事,要么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等于没有。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沪京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布势。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蒋介石早就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日本犯的错误比中国多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内阁下属五相,其中陆相(另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相(另设海军军令部)独立于政府之外,可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陆相、海相由军人担任。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而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陆军要“北进”(进攻苏联),海军要“南进”(进攻美英),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再加上战略方向指挥官往往不经请示擅自行动,往往造成战略全局的被动。这些都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

日本全面侵华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比如,为了拿下淞沪继而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937年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从抗战初期四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具根本性。比如,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等等。

可以这么说,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随后,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

犹豫不决造成重大伤亡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中日战略力量敌消我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

按照上述战略总方针,“以长江作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那么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战场的作战,与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性质都一样,都是换取“时间”的“空间”,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而不能严防死守,与敌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战局面前,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决断犹豫,严重影响了南京的防守和守军的撤退,造成重大伤亡。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建议,为维护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政治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一两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不待国内大本营正式命令,不停顿地主动进攻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先后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少部分是从战略纵深调上来的军队(如川军),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么可能坚守一两个月呢?蒋介石对政治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做军事仗来打,严重背离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下令撤退。也不知是因为害怕担责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不做明确指示,仅让口头转告。在不得不直接下令时,仍含糊其辞,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心存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部队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他的旧部,在国民党军内宗派、山头林立的情况下,他能否指挥得动都是问题。当然,唐生智对“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

江英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六)中共在抗战中国际视野开阔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和“围剿”,国际联系主要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性的战争。在延安,在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以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推进国际联系,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面貌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以后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对新中国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盟国开展军事合作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各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紧密合作,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和各界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在这些抗日队伍中,有许多朝鲜革命者。朝鲜爱国者金日成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32年4月在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建抗日游击队。他的部队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金日成担任师长。在东北抗联中有许多朝鲜志士与中国军民并肩战斗。抗联著名将领杨靖宇在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写道:“联合呀!中韩民众!互相间,本赤诚。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密切配合,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方面的活动,直接配合各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闪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就得到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并把这一情报向苏联进行了通报。当年5月,中共情报人员阎宝航在与国民党高层交往的过程中得悉,纳粹德国将于6月20日左右约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这是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一名德国军官谈话时得知的。经多方证实后,阎宝航向在重庆的周恩来报告。与此同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潘汉年也通过关系得到这一情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台报告延安党中央。毛泽东命令立即将这一情报转交给苏联方面。果然,德军在6月22日对苏联发起进攻。后来,苏联就这一情报向中共中央致电感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和基地被日本占领,中国战场逐步成为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进攻日本本土的后方基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情报、通信、气象、救援盟军飞行员等方面,为盟军提供了大量帮助。1944年8月20日晚,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架B-29重型轰炸机在轰炸日本本土的归途中,坠落在建阳县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部队和人民与前来夺机的日伪军展开激战,成功营救了5名美军飞行员,保住了坠落飞机、机上武器和文件。战斗中,我军4名战士牺牲。为营救美军飞行员,1944年延安总部还专门印制并向美军提供了军事态势图,上面以不同颜色标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本占领区,以及可以紧急迫降的地点等,这被美军列为机密文件。 >>

吸引国际友人参与抗战

抗日战争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跃着一大批国际主义战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中国共产党与他们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延安成为一个为世界所瞩目的国际活动中心。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1938年从苏联到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朝夕相处,共商反法西斯大计。他还两次到重庆,与周恩来共同商量对敌斗争策略。胡志明虽然比周恩来年长八岁,却尊敬地称周恩来为“恩哥”。1942年8月他在广西靖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了13个月,后经中国共产党营救,1943年9月获释。

朝鲜作曲家郑律成,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作曲家。1937年10月来到延安后,创作了很多乐曲,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在抗日战争中,一批外国医务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救死扶伤。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1938年3月率加、美医疗队来延安,并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救治伤员,做手术300余次。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牺牲在前线。生命垂危之际,他写下遗嘱:八路军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毛泽东得知白求恩去世的消息极为悲痛,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文章《纪念白求恩》。

在日本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了“日本反战者同盟”、“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组织,出现了一批“日本八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帮助下建立的,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这所学校学习和改造。

东方各民族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余位代表参加了大会,包括日本、印度、朝鲜、越南、泰国等方面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总部设在中国延安,并在各地设立分盟。 >>

让世界了解根据地实情

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处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中。为了使中国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抗日主张和抗战业绩,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外宣传,组织和欢迎中外记者、作家和其他各界人士,到根据地考察访问,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边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1936年7月到达边区,4个月中,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他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在国际上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翻译出版了这部书,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以便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

美军上尉卡尔逊是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访问的第一位美军军官。他是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到中国的秘密观察员。卡尔逊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5个省,行程达5000余公里。回到美国后,卡尔逊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呼吁国际社会给八路军以实际的援助。卡尔逊还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中国陆军》两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了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周恩来提出“言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毛泽东、朱德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叶剑英向记者团作了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报告,并分发英文小册子,附有说明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抗战战绩、民众分布及军队发展情况的图表。记者团的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等外国记者还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进行战地考察。记者们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后,中外媒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延安还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加强了宣传的基础设施建设。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到达延安后,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他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一台广播发射机,信号可以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世界著名摄影家伊文思赠给延安一部电影摄影机。这部摄影机拍摄了当年延安生活片断,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活动,留下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 >>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积极开展高端国际统战,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影响和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42年,中共党员王莹受组织委派到美国留学。周恩来嘱咐王莹说:“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美国后要广交朋友。有一个人你们必须努力争取,她就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赛珍珠曾长期生活在中国,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王莹到美国后,很快结识了赛珍珠。在赛珍珠的帮助协调下,王莹受美国政府邀请,到白宫前的草坪上演出。赛珍珠身穿晚礼服亲自担任报幕。罗斯福总统摇着特制的轮椅,带领夫人和三个子女来到现场,白宫高级官员和各国驻美使节都来观看演出。王莹用英文演唱了中国抗战歌曲《卢沟桥》、《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演出了街头抗战剧《放下你的鞭子》,激起了热烈掌声。王莹是第一个到白宫演出的中国人,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美国和二战各交战国。

1944年7月,美国派出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访问。包瑞德上校任组长,成员前后共30余人,分属于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他们肩负着开辟直接与中国共产党联系通道的使命。为此,《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社论,毛泽东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了“的战友们”几个字。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美军观察组先后在延安、山西等地考察,发出50余份报告书,这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果。1945年4月至6月,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按照四个邀请国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为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分别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董必武除了参加会议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中国侨胞和美国朋友,编写出近3万字的《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在联合国的各代表团、新闻记者中广为散发。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处于执政地位,但历来主张为了反对共同敌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组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

任天佑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

(五)抗战胜利开启民族复兴征程

百年追梦,百年沉沦。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不断在屈辱中抗争,又在抗争中加重沉沦。伟大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的胜利使中国以崭新姿态重返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由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改写了屈辱历史

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进入近代以后,中国落伍了,被其他民族抛在了后边。落后就要挨打。自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西方列强接踵而至。100年间,几乎所有列强都侵略过中国。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几乎没有取得过一场真正的胜利。由于屡战屡败,每次战败都要签订不平等条约,都要割地赔款,中国山河破碎,民众饱受苦难。梁启超曾激愤地说:“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100年间,中国对外签订条约11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支付战争赔款连本带利达10多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十几倍。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8年间,日本先后对中国军队发起10多次大规模战役。据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所说,到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两个战役结束时,日本陆军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国内仅剩下1个近卫师团,可谓倾巢而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时近200万人,中国沦陷区涉及22省1500余县市。

但是,八年抗战,中国以一个军力、财力都远不如敌人的弱国,以血肉之躯和钢铁般意志,以气吞山河、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人民战争的壮举,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总计130万余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军队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出色表现,1942年到1943年间,英美等国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崩溃,用当时《新华日报》的评论说,“把我国百年来在国际不平等的地位废除”。抗战胜利,还迫使日本归还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实现了国家领土完整,使中国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尊严。 >>

提升了民族凝聚力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落后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一盘散沙。直到抗战爆发前,多数中国人还只有血缘亲缘认同和乡土认同,最多也只有党派认同,缺乏民族国家认同。毛泽东在抗战之初,犀利而深刻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日本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一致,彰显出强大的凝聚力。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

抗日战争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锤炼。抗战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动员最广、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威力最强的一次对外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民族意志和民族凝聚力的较量。国共两党从对抗走向合作,中国两支相互搏杀多年的军队,并肩出现在抗日战场上。许多少数民族建立各类抗日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支援抗战前线。新疆各族民众从1937年9月至1943年,先后捐献白银428万两,可买154架飞机。八年抗战,海外侨胞共计捐款13.2亿多元,侨汇高达96亿元,成为抗战时期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柱。对于这种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美国总统特使卡尔逊在给总统信中赞叹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讲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胜利,同时,抗战胜利又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强化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最坚实的心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源泉。 >>

重塑了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觉醒新升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10月11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满怀深情地指出:“伟大的时代已经来到,中国民族正在开始写她真正历史的第一页。”“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

“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军队对中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就连日本天皇面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也不得不有所懊悔。1940年10月12日,天皇说:“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

战争重塑民族,也重塑民族精神。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极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重铸了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

奠定了大国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种地位和尊严,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不可磨灭贡献赢得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长期牵制和抗击日军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抗战,挫败了日本“北进”侵苏的战略,迟滞了其“南进”太平洋的步伐,粉碎了日本称霸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有力支援了远东太平洋战场以及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牺牲,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1942年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赞扬中国“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1951年9月2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复电,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则认为:“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的卷入,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

抗日战争胜利,更使中国跻身到世界大国的行列。1945年4月至6月,由中、美、英、苏四国发起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制宪会议,随着1945年10月《联合国宪章》生效,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和大国尊严。 >>

锻造了领导力量

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也是对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领导力量进行选择、重塑和锻造的过程。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重,民族复兴一挫再挫,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能够把全民族凝聚起来的坚强核心。

抗日战争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和领导能力的大检阅。在抗日战争进程中,中国主要存在着两种矛盾,发生着两种演变,产生着两种结果。两种矛盾,一是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一是中国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阶级矛盾。两种演变和两种结果,是指当时中国两股最大政治力量,即国共两党在解决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的地位、作用的演变和结果,谁在解决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中发挥作用大,就会赢得民心、发展壮大,就会在处理阶级矛盾中具有更大的主动权、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是在各种矛盾交织、力量博弈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并发展成为成熟的领导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这是影响和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走向的又一历史性抉择。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抗日力量在逆境中崛起,决不是像有人诬称的,是靠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最富有牺牲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延安成为黑暗中国走向光明的灯塔,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克服“左”、“右”倾错误,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党真正进入成熟期。由此,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大希望。

对于那些当年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都高度赞扬。1942年2月24日,斯诺在回答罗斯福时说:“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则指出:“在他们从1934年到1947年作为活动中心的遥远西北边陲根据地延安,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中国的思想和计划,同时广泛寻求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了上百万日军,而自己从未被消灭。”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清晰。伟大的抗日战争,更为关键的,是锻造了领导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

肖裕声

军事科学院原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

(四)抗日战争对民族复兴的历史启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经过14年的殊死搏斗,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启了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以弱胜强、团结奋战、勇于抗争、从甲午失败走向民族复兴的宝贵经验与历史启示。

必须有一个为国家民族自我牺牲的坚强领导核心

近代以后,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政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的软弱涣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中国军民克敌制胜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时代先锋、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横行世界,贫穷落后的中国最早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却率先在世界的东方树立起不屈不挠、屹立不倒的抗击法西斯的旗帜,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能为国家民族自我牺牲的领导核心的突出作用。

1935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了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国内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为一年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铺垫,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迎接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主张,并向全国声明: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合作抗日,共赴国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来华考察的卡尔逊交待了一项特殊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卡尔逊从上海来到山西,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门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从亲身的经历中,卡尔逊得出一个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他有着同样判断的还有众多来到延安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曾激动地说:“延安使我兴奋,延安使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美国作家斯诺也写道:“在日本人阵线后方‘举起他们的棒子’来的,是不知疲倦的农民,是游击队。他们是看不见的,也是无所不在的。” >>

必须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如何在改编中保持红军性质和战斗意志,是此次改编的根本问题。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要放弃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说,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还要争民族的兵权。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始终保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率领敌后军民英勇杀敌,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红军改编尚未就绪时,国民党军在战场不断失利,华北抗战危急。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在平型关,第115师首战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后,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飞机场、黄土岭大捷,新四军首战韦岗,一次次捷报鼓舞着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德、意法西斯气焰嚣张,其军队在世界各主要战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为支撑中国持久抗战局面,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百团大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也震动了日本朝野。一位日本议员哀叹:“要想消灭中共军队,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为此,从1941年开始,侵华日军调集46万大军推行“总力战”,全力围攻八路军、新四军。这期间,华北连遭水、旱、虫灾,抗日根据地的财经状况和部队供应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有些地区的军民甚至不得不以野菜、树皮充饥,部队每人只有几粒子弹和两三颗手榴弹,伤病员没有药品治疗。

如何克服困难、发展壮大自己呢?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生产自救的好办法。人民军队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实行“屯田”。此后,“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在艰苦卓绝的敌后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铸造了革命英雄主义之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是人民军队千万个英雄人物的杰出代表,而更多的烈士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体现出来的牺牲精神,时刻激励全军官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朱德总司令将其称之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

必须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之最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明确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是党指导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决策。为此,从1937年9月起,八路军分别进入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和晋绥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一部又进入山东、河北、河南,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会合,建立了山东、冀东、冀中、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南的东江、珠江、琼崖等地,抗日游击队积极出击,顽强战斗,使日军刚刚从国民党军手中占领的广大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了新的前线。这种景象,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多月,蒋介石在谈到国民党军队抗战的要诀时说: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高垒厚壁。而毛泽东则坚信:对付强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坚定地指出,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这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的任何游移都是必败之道。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八路军和新四军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深入华北、华中敌后,一面对日作战,一面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对迟滞日军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

经过10个月的抗战,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并写下了《论持久战》。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把历来只起辅助作用的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指导人民军队实现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他预言,抗日战争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人民通过三个阶段的持久抗战,最终必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中国军民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坚力量。 >>

必须建立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殊死搏斗中,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凝聚和组织起来,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旅居海外的800万华侨,为支援抗战不遗余力。粤籍华侨和台湾同胞9万多人回国,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战中。

同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相互支援、相互配合,最终打败了侵略者,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就呼吁建立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当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独自抗击日本侵略军长达10年之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建立起来,一场联合打击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的血战在东、西方战场同时展开。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通过国际统一战线,世界人民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苏联空军、美国飞虎队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国际友人投身中国抗战。

在每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表示了全力支持反侵略战争的鲜明态度,始终在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而不懈努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政府就向美、英、苏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不订立单独媾和条约。次日,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建议召开多国联合军事会议,商讨协调各国军事行动。这些举措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发挥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由美、英、苏、中领衔,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从根本上改变了反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国在构建战后世界和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国认为清算法西斯罪行、清除法西斯战争根源是构建战后和平的前提。中国强调不单独与日本媾和,并剥夺其非法侵略所得;设立国际军事法庭,惩办战犯等。同时,中国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态度,1945年8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给日本改过自新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彰显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气度和着眼长远的胸襟。中国还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联合国。早在1939年,中国就提出要为战后“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针对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缺乏普遍性、权威性和行动力等弊端,中国于1942年提出建立四大国在战后发挥特殊作用的国际组织的构想:“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在筹建联合国和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积极争取实现公平正义、民族解放和国家平等。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依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民族自决等建议,丰富了《联合国宪章》的内容。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古往今来,战俘的命运往往十分悲惨。但是在延安,有一群俘虏不仅在政治上和俘虏他们的人平等,还在生活待遇方面享受比俘虏他们的人更高的标准,这就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他们入学第一个月就拿到了5元钱的津贴。这些学员无论如何难以相信,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每月的津贴也仅为5元钱,他们的校训是“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

正是在中国人民的感召下,1939年11月7日,以杉本一夫等日军战俘为核心,成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第一个日本人组成的反战组织。此后,在人民军队政治瓦解和宣传教育下,先后有1000多名日本战俘加入到中国抗战阵营。

历史最终证明,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中流砥柱,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的发展,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三)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1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1948年病死狱中。

1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就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的那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

余爱水

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

(二)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永远胜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抗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但是这段特殊的重要历史不可忘记。回顾70年前的抗战胜利,我们感慨万千,不禁要提出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胜利?日本为什么失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总结起来,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在这场伟大斗争中,中国必然胜利,日本必然失败。

中国为什么胜利

距甲午战争失败50年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能实现如此之大的逆转?主要在于: 共产党的引领。从“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就始终站在抗日大军的最前列,高高举起抗战旗帜,宣传发动群众,向日寇吹响冲锋号角。在东北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共产党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成为东北抗日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在“七七”事变后,又是共产党最先发出全面打响抗日战争的最强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日。

八路军发动的平型关战役,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首次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汉奸亲日派“抗战必亡”、“战不如和”的谬论,推翻了日寇不可抗拒、无法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在日本对国民政府实施“桐工作”——也就是政治攻略——诱使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妥协投降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发动了百团大战。这一重大战略行动对国民政府产生了强烈震动,使他们清醒过来,打消了妥协投降的念头,坚定地投入到抗战之中。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能够踏上中国的国土,从局部挑衅、局部战争逐步扩展到对华全面战争,重要原因就是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绥靖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认识也相当不够,使得中国长期处在孤军奋战的状态。在如此严酷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共产党起着中流砥柱作用,对全国各民族、各党派,也包括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起着指路明灯作用。

国共共同对敌。面对占有绝对优势装备的日寇,曾经一盘散沙、长期处于内战状态下的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全国全民族的大团结,要想取得对日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共产党的强力推动下,国共两党走向合作,共同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相互配合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国民党勇敢地担负起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成为日寇紧盯的主要目标、主要作战对手。国民党军队同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大规模作战,积极发挥航空兵和精锐部队的力量,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歼灭了大量日军,消耗了日军武器弹药,牵制了日军主力。共产党则在敌占区开辟敌后战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频繁发起对日寇的袭击,造成日军腹背受敌,无法集中兵力在正面战场作战,大大削弱了其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没有双方的共同努力,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发动人民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发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特质和本领。在共产党主导下,国共两党共同打响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战、动员战,把工作做到学校、工厂、农村,做到海内外,唤醒了全国各族人民,激发了他们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吸引了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及宗教人士,共同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来,纷纷出钱出力,许多民众踊跃参军、直赴战场。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占区发动人民群众实施游击战、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就是由民兵和老百姓组织的对日作战方式,是典型的人民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是最早打响反法西斯第一枪、开辟反法西斯第一战场的国家,始终站在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特别是阻断日军与德军、意军产生直接联系,把日本陆军主力始终牵制在中国战场、亚洲战场,防止日军北上进攻苏联,使苏美英能够集中力量共同抗击德、意法西斯,为它们在西部战场取得胜利起到了遥相呼应和重要支持作用。

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节点,世界很快形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东西方战场反法西斯力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美英苏等大国强国和共产国际、海外华人华侨都给中国许多物质援助。根据《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到抗战结束前,仅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就达8.45亿美元。

特别是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先后投下两颗原子弹,给日本造成空前震撼,加速了日本的失败。此时,苏联在取得对德作战绝对胜利后,又从中国东北对日本进行了直接的作战,使日军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成为强弩之末。所有这些,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抗战的胜利既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

日本为什么失败

在抗战中,日本之所以失败,根本在于:

失道寡助。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为是典型的对人类、人性的背叛,从而成为世界公敌。失人心者必败。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一例外。无非是有的失败来得快,有的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但最终都必然归于失败。

战略大错。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战略无知、战略失败。如果说,日本明治维新走上改革之路、西化之路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那么,日本正在崛起之中、在亚洲率先迈向现代社会之后,就开始追求称霸亚洲乃至称霸世界,把先前创造的雄厚物质基础用于对外侵略扩张。这种图谋必然引导整个国家和民族形成强行占有、灭绝人性、无视公道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罪恶文化、阴暗文化、怪异文化。由此,整个国家不断地沿着背离战略的轨道走向邪路和深渊。

而在整个二战中,日本四面出击、多处远征、左右开弓,直接证明日本完全没有战略指导。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持久战的泥淖,难以脱身,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整个战争运作完全是一种盲动、无序而为。从日本当时的实力来看,打一场战争都很难取胜,却硬要同时打几场战争,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是最为典型的战略无知、战略失败。

残忍至极。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用禽兽不如等各种词汇都无法形容他们那种实际的邪恶程度。日军所到之处,就是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最后疯狂到了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的地步。

但日本法西斯却不懂得,越是暴行就越容易激起受害者的反抗。他们的残暴不但没有将中国人民吓倒,反而激起了全民族的勇敢精神、反抗精神,一种完全压倒其武士道精神的伟大民族精神。

远征无依。日军远离本土、家乡和亲人,物质保障跟不上,思想、心理上引发一系列问题。在速战速决的打算遭遇失败后,他们缺乏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随之出现了人格分裂、精神迷茫、道德沦丧、情绪偏激等一系列严重的思想、心理、行为问题,制造了一系列极其残暴的事件。这既是他们军国主义罪恶本性所致,也是其严重精神心理问题的表现;既对我军民造成了极其残忍的伤害,也大大削弱了日军的作战能力,造成日军作战中的诸多组织指挥上的失误和严重非理性军事行动。他们用释放疯狂的兽性替代了战略战术,没有智慧,没有定力,这也是所有侵略者的共同弱点。

在持久战面前,日军不仅是被打败的,也是被拖垮的。 >>

怎样保持永远胜利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加深仇恨、加深隔阂,而是要防止发生新的战争,带来新的仇恨,使我们用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保持和巩固到永远。如果再有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不仅要胜利,还要完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

超强的意志。面对同样的敌人,而且武装更加强大的敌人,在同样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为什么甲午战争输了,抗日战争却赢了?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国力在世界上还算是比较强的,抗战时期中国人民遭受了几十年的欺凌而深陷衰弱,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打赢了这场战争?答案是,我们有了伟大的抗日精神。其集中体现就是勇敢精神、牺牲精神,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主流,但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的敌对势力还会不断地向中国发起挑衅,甚至诉诸武力,开动战争机器,我们一定要准备好。首先要做好精神准备,大力培育全民的血性,要把勇敢精神作为我们国家精神价值的关键指标,使勇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使敌人在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就闻风丧胆。

超强的武器。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但牺牲、代价太大。再联想到此前的鸦片战争,中国是在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列的情况下被外敌坚船利炮轻而易举打败的,其中的教训就是国防不够强大,与泱泱大国和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缺少抵御外敌侵略的先进武器装备。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位,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惊人巨变。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打造经济大国强国的同时,打造国防大国强国。要集中财力、智慧打造适应现代战争、信息化战争需要的武器装备,占据航空、航天、海上、陆地、网络、电磁等军事领域斗争的制高点。

超强的国力。战争不仅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现代信息化战争背景下,国防力量的增强对综合国力有着更大的依赖性,发展武器装备和开展各项军事活动都将持续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讲,战斗力是喂出来的,有多少资源投入,就有多强的战斗力。这是世界军事发展的普遍规律。以相对较少的投入获得相对较大的军事效益,只是一种相对,从总体上讲,国防投入与战斗力成正比。

今天有些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对手,为什么没有轻易下手对中国动用武力、发动战争,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对他们的野心形成了足够的震慑力。他们清楚地知道,凭着中国现有的实力,一旦和中国交手,就必然陷入持久战、消耗战的战争泥潭,不是被中国打垮,就是被中国拖垮。

超强的治理。国家兴衰强弱,关键在治理,治则强盛,不治则衰落。把中国这个大块头治理好,根本的是要靠加强党的领导和实行法治。

加强党的领导,既要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特殊优势和优良传统,保持和运用好我们党几十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又要极为重视和着力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要把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坚决彻底清除党内的毒瘤,纯洁队伍、纯洁思想、纯洁政治生态,始终坚持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在从严治党中焕发出更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强大生命力,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特有的领导力、掌控力。

超强的合作。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些年,世界各国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还需要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由中国积极倡导的合作共赢战略思想越来越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支持和参与。

实践证明,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军国主义思想的活跃,是靠日本国内力量难以遏制和消除的,需要靠日本的邻国、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进行帮助。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大国还在明里暗里袒护、纵容、支持日本右翼势力冒险,企图借此在亚太制造紧张局势,以便从中谋取私利,这是非常愚蠢的,必定会自食恶果,可能导致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有的强国可能因此走向衰落。 >>

何雷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一)抗战胜利奠定中国大国地位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中国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军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为共同称霸世界而先后在东、西方发动的。日本企图以中国为基地和跳板,通过北进和南进称霸世界。日本悍然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全球扩张开始的显著标志,表明法西斯已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但当时西方大国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采取了纵容退让的绥靖政策,一些国家屈服于法西斯铁蹄之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个挺身而出,举起反法西斯的大旗,到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只身抗战八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称赞“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中国人民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幻想,令其陷入持久战的泥潭。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通过一场短期速决战争征服整个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称中国问题只用一个月就能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军民开辟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战场相呼应、正规作战与游击作战相配合的规模宏大的抗日战场,坚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战。德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指出:“中国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国地域广阔,军队众多,作战坚韧,富于人民战争精神,士兵熟悉环境,使中日战争的景象与日本对西方列强进行的陆战迥然不同。”

中国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消耗了日本大量的军力和国力。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共有34个师团,其中的32个在中国作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的35个深陷中国战场。战争结束时,在华日本陆军约105万人,太平洋战场只有83万余人。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超过太平洋和亚洲其他战场日军的总和。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约120亿美元,相当于“大东亚战争”全部战费的35%。

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斯大林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制约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成为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关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的殊死较量,每个局部地区的作战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支援与配合。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指出:“同盟国能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相当大部分奠基于中国与日本缠斗不休。”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使德日法西斯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支援与配合。

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北进,对避免苏联“两线作战”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30年代,避免与德、日法西斯“两线作战”是苏联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已大大减轻了对苏威胁。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发起“北进尝试”,均遭惨败。张鼓峰事件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新时机。但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优先处理“中国事变”和南进,叫停了北进政策。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西调54万多部队和大量机械化武器装备,参加对德作战。

中国抗战迟滞日本南进,支持了美英盟军的作战。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后无暇东顾,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好时机。但由于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日本阿部内阁采取了“不介入”欧战的政策,全力解决“中国事变”。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压倒性胜利和英法等国的溃败,又为日本创造了“千载一遇”的良机,但还是因中国战场牵制、兵力捉襟见肘而作罢。1941年12月,日本抱着孤注一掷的赌博心态发动太平洋战争,给美英军事上沉重一击。值此严峻时刻,1942年1月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此后,中国战场始终“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3个军10万人入缅作战,付出了6万人的伤亡,掩护英军撤往印度,并沉重打击了日军,使其无力西进。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先后以8个军22个师的兵力,与美军一道实施了缅北和滇西反攻,成功打通了中印公路,有力配合了印缅战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

与此同时,中国还为盟国“先欧后亚”战略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英两国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为此,罗斯福表示,“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中国抗战的胜败不但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还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和命运。它不但要求中国在多年孤军奋战后仍要继续承担对日作战的重任,还要随时为欧洲战场做出让步和牺牲。为实施“先欧”战略,盟国一再推迟发起与中国利益攸关的缅甸战役,还多次将中国急需的飞机等支援物资调配到其他战场。正因如此,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才更加难能可贵。 >>

积极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与民族解放,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苏、美、英等大国一道,承担了拯救人类文明的重任。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中国战场的突出贡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1月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3年10月签署的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正式认同。中国不负历史赋予的大国责任,积极支持亚洲弱小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显示出强烈的大国自觉和国际主义情怀。

中国以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为己任。中国很早就开始支持周边弱小国家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对朝鲜抗日力量的扶助公开化。1942年12月,中国政府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不但给予经济和政治支持,团结整合各党派抗日力量,还将朝鲜抗日武装编入中国军队序列作战,使朝鲜的抗日斗争以中国为基地蓬勃发展。1943年9月,中国外交政策目标调整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外辅助亚洲各民族之独立与解放。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坚持将战后朝鲜应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内容写进《开罗宣言》。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致书国民政府:“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贵国对日宣战及获得光荣的最后胜利而完成。”越南各种抗日力量也在中国境内发展壮大。1942年3月,中国负责对越工作的第四战区拟定《对越策动计划大纲》,加强了对越南抗战的指导。

中国还以“亚洲同种人”的身份积极调解英印纠纷。1942年1月,英国殖民当局与印度国大党因印度独立问题尖锐对立。国大党拒绝支持反对轴心国的斗争,有些人还幻想靠日本实现独立。1942年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对日大局下进行合作。尽管调解未果,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显示了中国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履行大国义务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积极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来自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代表与会。大会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向中、日、苏、美、英发布了告人民书。这一举动,增强了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和号召力。英国首相丘吉尔承认,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中国无论在军事舞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都开始起到新的作用”。 >>

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战后国际秩序,成为缔造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强加给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战争进行当中,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就决心不但要赢得战争,还要赢得战后和平;不但要在战争中联合起来,还要将战时合作延续到战后,构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世界。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积极倡导者和强力推动者。中国最先遭受法西斯的侵略并长期孤军抗战,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诉求最为真挚强烈。同时,中国还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同盟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很早就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同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7年3月,毛泽东又提出“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国反复向西方大国强调,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中国的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

在每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表示了全力支持反侵略战争的鲜明态度,始终在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而不懈努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政府就向美、英、苏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不订立单独媾和条约。次日,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建议召开多国联合军事会议,商讨协调各国军事行动。这些举措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发挥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由美、英、苏、中领衔,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从根本上改变了反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国在构建战后世界和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国认为清算法西斯罪行、清除法西斯战争根源是构建战后和平的前提。中国强调不单独与日本媾和,并剥夺其非法侵略所得;设立国际军事法庭,惩办战犯等。同时,中国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态度,1945年8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给日本改过自新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彰显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气度和着眼长远的胸襟。中国还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联合国。早在1939年,中国就提出要为战后“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针对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缺乏普遍性、权威性和行动力等弊端,中国于1942年提出建立四大国在战后发挥特殊作用的国际组织的构想:“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在筹建联合国和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积极争取实现公平正义、民族解放和国家平等。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依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民族自决等建议,丰富了《联合国宪章》的内容。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70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分享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沐浴着用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和平阳光。中国在打败法西斯赢得胜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对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正义主张和不懈追求,完全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真正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坚定立场和巨大力量。今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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