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海外专家建言中国经济“再平衡”

埃里克·马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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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须警惕不平等

“解放市场”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能够促进发展的一条道路,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说明中国未来改革道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个风险是不平等。中国在经济增长上非常成功,但是经济增长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平均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可并未说明一个国家在分配上的情况究竟如何。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并没有让社会底层人民分享,贫富差距在中国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不仅易造成社会不稳定,还会造成很多其他负面后果。所以要努力改善收入分配体制。一个办法是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但最重要的是要赋予所有人在教育和工作培训方面同等的机会。

不论中国政府采取何种经济政策,9%至10%的经济增长率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能够持久的,中国已经过了高速追赶经济发达国家的“追赶者”的阶段。当中国越来越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中国政府现在应该把工作重点转到解决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平等问题,这是帮助中国度过目前转型期的办法。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教育和工作培训方面的投资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是最好的投资。中国政府应该优先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政府不需要自己出面投资人员培训,而是要建立一套机制,鼓励各方对人员培训的投入,比如以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在人员培训方面的投入,这是更加有效的一种方式。

全球化让我们更加依赖合作,如果没有中国,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经济会更差,中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如果没有中国,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衰退会更加严重。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成功也依赖欧洲和美国,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合作是双方现在和将来成功的关键。

中国公司对英国和欧洲的投资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欧洲公司在中国投资一样,会让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双向的经济关系让彼此更加相互依赖,这使得我们比50年前更加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大家都不能承担贸易伙伴之间的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所以经济相互依赖的后果是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全球化也不是没有危险。比如我们刚刚经历的经济衰退,就是从美国一个地方发生,然后影响到全世界。全球化的一个危险是我们将看到更多的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近些年中国对外投资日益增多,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来了之后推高了房价,抢走了工作机会等等。其实外来移民不仅带来需求,也带来供应、资金、技术等等,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阿特·侯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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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真正”吸收农民工

去年中国制定的深化改革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效果不会体现在一两年内。“再平衡”的工作巨大,其他经济体的“再平衡”也不会迅速取得成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会降低,但是这是好事。每年9%~10%的增长率带来了很多问题,造成了房价泡沫,使贫富差距加剧,产生污染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么快的增长率也不是常态。

中国经济大的方面没有问题,但中国面临许多社会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城市如何真正吸收农民工。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有2亿多人不在户口所在地生活和工作。这比10年前的统计有巨大的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且正在对农民工的第二代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有大约52%的人口在城市生活。但是有城市户口的却少得多。所以有大量的人口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却不被承认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孩子也不允许在城市参加高考。

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城市儿童都能够上高中或者中专,但是农民工的孩子却不是这样。这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儿童的差距,农民工儿童在学业上表现要比城市儿童差得多,比在农村生活和上学的儿童也差。但是他们不会再回到农村,还会继续在城市生活。所以要对农民工儿童分配足够的教育资源,减少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教育差距。从欧洲的经验来看,移民的第二代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完全取消户口制度并不现实,也不可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一套个人身份系统。所以户口应该还保留其代表个人身份的作用。目前中国已有多个省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但是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们的划分是否取消,而是它们背后的公共财政的投入是否平等。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财政花在城市居民身上的钱比农村居民多得多。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工作,就应该给其提供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目前中国需要做的是如何处理各级政府间的公共财政支出。1994年的财税改革,只是处理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问题,没有处理省级政府以及省级之下政府之间的问题。中国需要进行省级以及省级之下的政府间的财税改革。因为中国大部分的公共支出,社保、医保、教育等等,都是由地方财政负责。在英国,这些都是由中央财政负责的。

中国可以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身上学习转型的经验教训。比如向韩国学习如何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在未来,最重要的不是普通的劳动人口,而是受教育的、具备技术的劳动人口。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需要可以读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劳动力大军。另外,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陷入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覆辙。日本的问题是决策太过缓慢。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快速决策机制。

尼古拉斯·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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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结构重心转向服务业

如果新一届政府能够按照他们的计划推进中国的改革,中国经济前景相当不错。

国际环境今非昔比,中国无法再回到过去9%至10%的增长速度上去。但是中国的长期增长速度仍然是很高的。

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来看,过去中国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上获得了很大的增长,现在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增长高峰已经过去了,服务业将变得更加重要。如今服务业占GDP大约45%,未来5到10年,将会提高到50%~55%。

财税体系有待理顺

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得的用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未来将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回报。但是中国目前有点急于求成,因为中国还未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这里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目前投资的很大部分是银行的短期债券,很多项目建设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在投入运营之后也不会马上带来收益;第二,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很多项目,在提供服务时都存在定价过低的问题。有一些是应该采取低定价的政策,比如公共交通系统政府应该给予补贴,因为它会带来积极的外部性,如减少污染和拥堵;但另一些则不应该定价过低。

我支持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在2008年至2010年投资的一些长期项目,这些将带来可观的长期收益,不过其财政收益可能会很低。地铁,政府应该给予补贴;供水,政府不应该给予补贴,它的价格应该定在足以满足供水厂建设和运营费用的水平上。

我不认为地方融资平台会带来很大风险。但是必须想出办法如何偿还银行贷款。如何解决财政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展期不可避免,最后由中央政府买单,是世界通行的办法。有些投资就是无法收回。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会带来很大好处。

中国目前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财税制度,是中央政府拿走了绝大部分税收,而地方政府却要对大部分社会投入负责,所以最终要通过财税改革,让税收流向地方政府。

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有人担忧,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是否还有吸引力。实际上,非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每年上升10%,持续了十多年,我不认为这降低了中国的比较优势。

确实,在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上,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低端服装,廉价鞋子,或许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失去了比较优势,但是却在其他产品上获得了比较优势。我认为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科技升级。为什么这么说?我研究了每年中国出口增长与世界出口增长的比值,中国的出口增速比世界的出口增速快得多。例如,去年中国出口增长了7.9%,和全球出口增长比较,中国出口增长仍然比全球出口增长要快得多。根据WTO的预测,去年全球出口增长大概为3%左右,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全球的一倍。这说明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仍然在上升。

给服务业更多自由

面对经济减速带来的风险,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两件事。

首先,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各项改革方案,最重要的是给服务业更多自由。在服务业中,除了餐饮酒店业、批发零售业,国有企业的比重非常高。但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看,生产率却非常低。金融、电信等部门,国家股份依然很高。所以要使更多私人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同等的基础上竞争。未来的道路是要扫除进入服务业的障碍和限制,以引入更多的竞争。国家应该在自然垄断行业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其他更多行业,应该给予同等的进入条件。

第二,赋予财政体制更多自由。让市场调节利率,允许私人资本开办银行,这将会增加私营企业的投资,这也会使居民储蓄收入增加,因为过去利率实际是负的。中国遇到的一个风险是在房地产上投资过多。中国目前在房地产业的投资是美国最高峰期的两倍。

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除了经济减速带来的问题,中国如今同样面临经济“再平衡”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同样应当有所作为。有三个方面需要中国重点关注。

第一是汇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中国出口的产品60%到70%都是制造业产品。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行业的利润率就会降低。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对制造业的投资会减少,而对服务业的投资会相应增加。服务业相对来说是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增长就意味着工资占GDP的比例上升,这也就会增加消费。消费对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其次是利率。中国的政策很清晰,要逐渐使利率由市场决定。讨论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从2003年左右开始,中国执行低利率的政策,所以居民储蓄的实际利率一直在降低。中国的投资率依然很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举债的成本在降低。但是在实际的市场下,利率要比银行高得多。利率上升,将会减少投资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会上升,这也会增加消费。

第三是能源。中国的能源价格太低。煤炭、发电和配电部门过去几年的利润率大概在2.5%,这非常低,是对投资的浪费,也反映了对能源行业的价格控制政策。一旦能源行业市场化,能源价格将提高,目前对能源企业的补助将降低。如果能源价格上升,制造业的利润将降低。这将使服务行业的相对盈利水平上升。

以上三项改革,都会减少制造业的盈利水平,而改善服务业的盈利能力。这三项改革将产生两项后果:一是降低投资率,二是使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占主导。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非常积极,将会帮助中国经济“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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