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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春桥:大国应对“崛起综合征”经验教训

2016-08-25 13:54: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杨宁昱

核心提示:崛起国在制定大战略目标时,经常易犯的错误是提出过高的目标,超出国力承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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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英国和法国青少年手持鲜花出席在法国北部举行的索姆河战役100周年纪念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索姆河战役于1916年7月1日打响,英法军队和德军进行了4个多月的激烈交战,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参考消息》8月25日报道(作者为柯春桥) “崛起综合征”是大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威胁、风险、挑战和问题的总称。突出表现为:经济快速发展,但综合国力发展不均衡,经常是社会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发展较快,但以国际动员力和文化影响力为标志的软实力发展较慢;国内政治快速利益集团化,各利益集团争相干政,经常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为代价来谋取集团的私利;国际上受到霸权国的打压,不安全感与日俱增等。对于这个“综合征”,一旦处理不当,崛起大国就可能陷入与霸权国家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总结在过往的历史中崛起国对“崛起综合征”的处理经验,能够为中国的崛起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对头,即便在崛起的过程中犯过一些过错,也不至于影响大局。道路错误,胜仗打得再多,最终都以失败收场。历史上,大国崛起走过三条道路:

一是“对抗式”道路。全面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对抗性地强行崛起。典型代表是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结果都遭到惨败。

二是“依附式”道路。在霸权国的羽翼下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突飞猛进,但政治发展受到限制,国家主权和安全受制于人,崛起不够完整。典型代表是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

三是“协调式”道路。不挑战霸权国确立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和国际体系,在与霸权国保持协调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矛盾,利用霸权国的困境,逐步扩大影响力。通过适度承担与国力相当的国际责任,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逐步实现从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向管理者的转变。典型代表是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它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超脱于欧洲列强的争夺之外,不主动挑战英国老大的地位。二战初期,利用英国的困难,以50艘旧军舰换取了英国在大西洋的多个海军基地,一举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控制大西洋的梦想。

综合看,“对抗式”道路代价最大,成功概率最小。“依附式”道路成本较小,也可以取得成功,但需要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要忍受国家主权不能完全独立的代价。“协调式”道路成本较小,收益较大,成功可能性也最大。需要强调的是,走“协调式”道路,需要持久的耐心、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决心,坚决抵制“当头”的诱惑,坚决遏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不与霸权国正面碰撞,不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与霸权国纠缠,不刺激其敏感神经,静待历史的大机遇。一句话,走“协调式”崛起道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导。

制定适度的大战略目标

大战略目标,即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奋斗方向。它在大战略的诸要素中处于核心和龙头的地位。在确定大战略目标时,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平衡,最关键的是达到目标与力量之间的平衡。

崛起国在制定大战略目标时,经常易犯的错误是提出过高的目标,超出国力承受的极限。其根源在于决策者的战略误判。由于崛起国的国力在短期内获得快速提高,易使决策者误判形势,高估自己、低估对手。这种战略误判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绝非偶然。客观看,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崛起国与霸权国国力对比此消彼长的过程,加之,往往与国际体系转型结合在一起,很容易给人造成“战略错觉”。主观看,主要是当政者缺乏战略定力和历史眼光,急于求成,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大趋势当成现实的国力对比,只看到霸权国的硬实力相对下降,而忽视了其包括国际动员力和文化影响力在内的强大的软实力。

德国、日本等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曾出现过战略误判。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迫使宰相俾斯麦辞职后,逐步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调整为“世界政策”。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抛弃“国际协调路线”,提出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企图独霸亚太。德日之所以敢于提出如此狂妄的战略目标,就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形成严重的战略误判。

妥善处理内忧与外患

历史表明,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内忧与外患相互交织、相互传导、相互影响的过程。能否处理好内忧与外患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国家崛起的成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普遍面临着内忧和外患交织的威胁。国内,官商勾结,贫富分化严重,垄断集团操纵市场,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问题复杂。国外,大国争霸,强邻环伺,普遍面临多线作战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内忧与外患的关系问题,考验着各国领导人的智慧。

德、法、俄、奥匈等国领导人在面对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时,缺乏改革的决心和魄力,选择向外扩张,以达成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于是,他们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结果两败俱伤,这一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选择。

美国则是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内部安定,然后再选准时机,争霸世界。在老罗斯福等人的领导下,美国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进步运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沉重打击了垄断集团,扩大了民主参与,使美国基本克服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是在完成社会改革、实现了国内稳定后,美国才得以集中全力进行海外争霸。事实证明,这种大国崛起之路,是一种成功的选择。

防止利益集团过度干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利益迅速拓展,会形成各种政治上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从各自利益需求出发,极力在政治上寻找自己的代言人。

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地遇到过这一问题。关键取决于国家领导层在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中,能否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牢牢把握深层国家利益,排除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一以贯之地执行既定的大战略。二战前后的美国和一战前的德国提供了典型的正反例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展为世界性强国,其战略界围绕“先欧后亚”还是“先亚后欧”,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这既关系到主要敌人和主要战略方向之争,也反映了海外利益主要在西欧的东部财团和与亚太利益攸关的西部财团的利益之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军方在马歇尔等人的支持下,从美国全局利益出发,制定了“先欧后亚”战略,并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认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以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为代表的“先亚后欧”派,力主修改“先欧后亚”战略,先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他们得到了国会中的反日派的支持,特别是迎合了广大民众强烈要求对日进行报复的情绪。但是,罗斯福总统坚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顶住各方压力,坚定地捍卫“先欧后亚”战略,从而牢牢地把握了全球战略的主动权。

而一战前的德国,在面临战略选择时,德皇威廉二世缺乏战略眼光和坚定意志,对国家整体利益和战略重点缺乏深刻认知,受利益集团所左右,最终将德国推入绝境。在面临俄法两强东西夹攻的险恶形势下,本土安全应该是第一位的。但是,以海军大臣蒂尔皮茨为代表的海军派认为海上利益是“德国的生死问题”,力主发展海军,并全力准备对英作战。在英德谈判中,以蒂尔皮茨为代表的海军派起到了恶劣的破坏作用。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从全局考虑,一直主张通过放缓造舰计划,达成同英国和解。但是,蒂尔皮茨不顾大局并坚持执行既定的造舰计划,这成为贝特曼-霍尔韦格争取德英和解的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史反复证明,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段,防止各利益集团从各自私利出发,影响和干扰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崛起国领导层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大国历来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要玩家。对崛起国来说,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大国间纵横捭阖,防止以简单思维来处理复杂问题,力争达成于己有利的动态大国关系平衡,防止大国结成针对自己的大国联盟,防止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生死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运筹大国关系上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1871年德国统一后,一跃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但宰相俾斯麦深知德国地处中欧,地缘环境恶劣,强邻环伺。只有巧妙地处理好大国关系,力避两线甚至多线作战,集中打击主要敌人,才能确保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他始终将复仇情绪强烈的法国作为主要敌人,拉拢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法国,所以采取了“联奥、拉俄、亲英、打法”的大国外交战略,从而保证了德国30年的黄金发展期。但俾斯麦之后实际主持德国外交的霍尔施泰因则采取了“不全宁无”的简单化处理办法,致使德国在与法国争取盟友的斗争中一败再败。如拒绝与俄国续订1887年签订的所谓《再保险条约》,使俄国感到恐惧,客观上促成了法俄同盟的建立。再如,在与法国争取英国的斗争中,对英国提出过分要求,要求英国与德国主导的同盟国建立全面同盟,这是英国不可能同意的。最终谈判不欢而散,德国不仅丧失了与英国达成妥协的机会,而且使英国对德国的战略企图产生了怀疑。

历史表明,大国关系极其复杂,必须防止以“非敌即友”“不全宁无”的简单思维和情绪化方式去处理,不能受极端舆论所左右,不能被利益集团所挟持,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划界,不能因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

灵活运用“战”“和”两手

纵观历史,大国崛起,无非靠战和两种手段。二战以前,大国基本上是通过“战争为主、和平为辅”的方式实现崛起的。二战以后,德国、日本等国家在美国的核保护下,通过走“依附式”道路而实现了和平崛起。但这并不能说明战争手段无用,而恰恰证明了军事力量不可或缺,因为正是有了美国超强军事力量的保护,德日等国才能够顺利实现和平崛起。

对于走“协调式”崛起道路的国家来说,尽管把和平发展作为实现崛起的主要手段,但也决不可自我解除武装。因为尽管人类文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丛林法则”仍然在人类社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只要世界上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争和冲突就不可能消除。

从世界战争史的角度看,所谓“和平时期”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过渡。通常危机来临时,优先使用包括外交谈判和经济制裁等在内的和平手段,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战争手段是最后的选择,但却是最有力的手段。政治家必须善用和战两手,巧妙达成大战略目标。

军事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战略其他部分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对抗性。对抗性是军事战略思维的本质属性。军队要强化敌情观念,要时刻以“敌人”为牵引。军事领导人“管打不管和”,必须时刻做好多种军事斗争准备,以便为政治领导人提供多种选择方案。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使用哪一种手段,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都必须考虑到成本和收益,做到收放自如。在使用战争手段时,必须选准时机,师出有名,准备充分,不打无把握之仗。

备战才能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历史的铁律。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撑的和平崛起,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将经不起任何风浪。(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外国军事历史研究室主任、大校,国际军事历史委员会执委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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