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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世界变局研讨会在沪举行

2021年12月4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举行成立后的首场学术活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就“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世界变局展开研讨。研讨会以线上形式举行,由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陈晓晨主持。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所长陈弘首先向各位专家介绍了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的成立情况。他指出,国别与区域研究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五大方向之一,是国家赋予外语学科以新的使命。他表示,研究所成立后,将作为教学、科研、智库建设平台,整合不同资源,做好国别与区域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期待继续得到各位专家的指导。随后,陈弘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以“五”、“四”、和“三”作为关键词,分别对应“五眼联盟”、“四边对话”和澳英美联盟,认为“印太战略”的“圈子”越来越小,但使命越发清晰,军事指向性也愈加明确,美西方打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但在战术上存在混乱状况。他最后认为,面对当前局势,我们对整体局面的判断必须要有战略定力,需要广泛听取各学科背景专家的意见,这也是举办此次研讨会的初衷之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春梅分析了“印太战略”对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影响。她认为,作为“五眼联盟”、“四方对话”和澳英美联盟核心成员国的澳大利亚横跨“印太”,在军事层面成为美国的前沿基地。在美国试图打造全球排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过程中,澳国内“中国经济胁迫”、“债务陷阱”等论调盛行,其目的在于恶化中国在国际上的贸易投资形象。此外,郭春梅认为,澳大利亚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在国际层面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影响澳在南太地区势力的担忧,在澳国内层面是因保守势力当道,安全情报机构话语权壮大和民粹主义抬头,共同导致澳国内反华舆论气焰的上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锋对大国关系调整下的“印太”地区的机制重组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尽管当前多国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文件多以本国政府关切为主且停留在纸面,但“印太战略”存在机制化的可能性,其中澳大利亚已提出具体方案。韩锋分析了这种形势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应对举措:首先,要从容应变,不放过机会的同时,也应直面挑战;其次,宏观机制无论是否建成,均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此我国应做好长期准备;最后,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采取“新冷战”方式遏制中国的行为,我们要在坚决反对的同时,运用我国优势破解对方的主动进攻,而非被动防范。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侯敏跃从澳大利亚国家性质与其外交政策动向关系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上仿效英美,并与英美外交战略一致。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采取进攻性对外拓展的外交战略,继承了英国作为岛国向外拓展的战略文化。澳大利亚本可安于富足,但其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所以拉英国、美国为靠山。与日本、德国曾因扩张意图挑起世界战争并最终丢失大片势力范围相比,澳大利亚并无历史经验教训,因此存有将手伸向亚洲侵占利益的企图。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在发言中认为,拜登政府在继承特朗普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框架的同时,意图更加全方位地从各领域对付中国,在拓展“四边对话”的基础上,利用澳英美联盟将澳大利亚作为前沿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胡志勇研究员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损害了中国与东盟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互信。他认为,东盟作为地区组织不断成熟发展,已经与中国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希望选边站队,秉持中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对此,我国应提出有效应对措施,促进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军从人文交流视角出发,首先回顾了澳大利亚在华研究基金会于今年11月举办的三场线上研讨会,主题分别为中澳高等教育未来、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和中澳水资源治理合作。他认为,总体来看,中澳在多领域的合作对两国发展十分有益,中澳人文交流符合两国利益,同时也能对两国关系发挥保障作用。他提出,在疫情暴发后,在国际关系出现困难时,保持中澳两国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维系,保持国际间连接和沟通十分重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刘卿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印太战略”在2021年的新变化严重冲击了地区安全格局、安全秩序,实现了从欧洲、中东、中亚向“印太”地区的转变,冲击了亚太地区原有安全格局,挑战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从战略层面看,“印太战略”是美国数届政府形成的成熟战略,尽管在特朗普时期“雷声大,雨点小”,但在拜登时期已转变为“风雨交加”,不断将“印太”实心化、地缘政治化。从策略上看,美国找准地区支点,以点成线,以线成面,试图通过“小多边”瓦解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打碎次区域板块,吸收不同的利益诉求者。

四川大学—成都市“一带一路”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予加在发言中分析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向的三个阶段,认为这种转向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为特恩布尔在位期间党内地位不稳,亟需此类议题以获取政治利益,稳固政治地位;其二是澳大利亚官僚政治和官僚部门利益之间的冲突,安全部门起重要作用,澳军费开支增长,安全部门利益得以强化;其三为澳大利亚国内右翼势力做大,保守和民粹思潮的影响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她认为,在短期内,澳大利亚即将举行的联邦大选是中澳关系可能出现改变的契机,但不应低估中澳关系的长期复杂性。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分析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举措。他指出,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形成了五个层次的同盟和联盟体系:以美国为中心,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已有的五个军事同盟;建立澳英美联盟;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推行“四边对话+”;扩大“五眼联盟”职能。他进而提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主要包含军事安全、经济、价值观、疫苗和高技术生产链五个支撑领域。夏立平认为,我国应以“巧外交”开新局,内外兼修,刚柔相济,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避免形成中美两极对立格局;还应加强经贸合作,在维持国内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重点经营与周边国家关系,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地区局势的稳定,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华东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汪诗明认为澳日准同盟关系能够成为研究“印太战略”及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视角。他系统回顾了澳日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历程:2007年3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订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澳日以往合作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但该声明表明,双方合作可超越非传统安全领域,并相应建立其系列机制,是对双边关系的突破;2014至15年间澳日双边高层频繁互访,签订合作协定等行为同样是对准同盟关系的体现。他还谈到,“二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而澳日关系变迁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二战”后双方进入冷和平时期,70年代构建友好合作关系,90年代成为建设性伙伴关系,21世纪向准同盟关系迈进。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就“印太战略”对中国全球互联互通战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外部看,中国的举措促动了一系列全球性的互联互通战略,包括美、日、印、澳四国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和欧盟的“全球门户”战略。这些战略涉及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国际标准的互通,与“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替代性,“一带一路”在此背景下被“安全化”。疫情背景下,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战略均受到一定阻碍,形成了高度期待和高度阻碍并存的互联互通局面。翟崑认为,我国应推进全球发展倡议,放眼亚非拉,联系东西南北中,对接东盟的“印太”展望,建立泛欧亚的价值链;应进一步加强国内和互联互通的对接,最后加强全球内外对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以“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格局”为题,重点就世界变局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新冠疫情对国际安全格局将带来诸多方面影响,包括政治趋于保守化、强硬化,世界经济萧条趋势,国际组织领导力进一步削弱,大国竞争进入实质性阶段等。关于今后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威胁,他谈到,中美战略碰撞的可能性有增长可能,中等强国和地区大国转移和利用矛盾进行地缘政治冒险的风险增加,小国可能撬动地区安全结构,安全问题将重新突出,包括粮食安全、资源安全、贸易安全、海外资产安全等。

本次研讨会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成立后的首场学术活动。今后,研究所将以亚太地区尤其是大洋洲地区为重点方向,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总体思路,持续开展学术与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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