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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俄战略界纵论“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

近来,俄罗斯领导人和智库专家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进行深度思考,认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各种矛盾深度交织,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成为其进一步激化的催化剂,促使国际与地区秩序陷入紊乱和动荡。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蔓延激化全球既有矛盾,深刻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图景。

在国际格局层面,美欧的综合实力都将因新冠疫情遭受重创,跨大西洋联盟有可能日益松动,这无疑将减轻俄长期面临的战略压力。中国遇到全球产业链重组、外部市场萎缩等多重挑战,延续多年的快速发展可能面临拐点。东西两面战略重压的相对缓解,将使俄罗斯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

世界秩序正从美国主导加速走向失序,既有国际机制内部矛盾重重、行为能力减弱、发展前途未卜,为俄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提供了巨大可能。对俄来说,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更可凸显其大国地位,更有利于其在国际上纵横捭阖。此外,曾一度占据国际思潮中心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断遭到侵蚀,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空间。

一、国际格局深度调整

俄罗斯战略界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紊乱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疫情之下人类的共同利益被置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之后,疫情本身也被视为各国提升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有利条件,世界各国仍在围绕暂时的利益得失争吵不休;二是民粹主义势力借机抬头,社会团结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政治呈现民族主义、排他主义、仇外心理、漠视国际法等特征;三是人类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持续下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脆弱性凸显,许多国家政府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形成了互不信任的循环。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也正在加速世界格局的转型进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遭受冲击且转向关注国内发展,欧盟无力应对危机且内部矛盾加深,中国积极推行全球外交且民族主义持续高涨”。未来,“世界将主要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模式: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另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世界政治的两大联盟的中心,其不断加深的冲突将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各国政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俄罗斯前外长、国际事务委员会会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新冠疫情使全球安全体系迅速发生变化,安全问题从传统军事安全向流行病、气候变化、移民问题等领域延伸……新冠疫情危机或将成为国际政治的分水岭。面对疫情的全球挑战,一方面,多方政治力量呼吁在世界范围内暂停冲突,集中力量抗击肺炎;但另一方面,部分国家企图通过危机获得相对于传统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围绕信息战、疫情扩散的责任、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抗击病毒能力以及经济模式等问题争论不休。这充分表明,人类正面临着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政治家是否能将全球安全置于个人政治抱负之上,以及是否能将国际利益置于传统国家利益之上。”

围绕疫情之后世界是否会形成类似冷战的两极格局,俄罗斯战略界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以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管、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季莫菲·博尔达切夫为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新两极格局将是国际政治在2020年以后面临的最大风险。他同时强调:“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相比,正在形成的新两极格局或将成为世界大战的前提。如果说苏联的存在刺激了美国和欧洲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崛起则是对西方直接的威胁。在新两极的竞争中,作为改变格局主要因素的中国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其他盟友支持,而美国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拉拢盟友。”

另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与冷战时期有本质区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极格局难以形成:(1)美苏两极格局不仅是两个全球权力中心的竞争,双方还共同致力于消除大规模武力对抗并稳定了国际关系。可以说,美苏格局稳定了国际体系,是“稳定的两极”。而中美对抗将触发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国际关系混乱甚至引发战争。(2)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社会几乎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反观当下,尽管中美两国无法建立完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在全球化影响下,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无法切断,难以独立成为相互隔离的两极。(3)美苏对抗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但如今,美国的传统盟友纷纷企图摆脱其控制,所谓“西方”已不复存在。(4)意识形态对抗已成过去式。仅仅基于地缘政治的矛盾,不足以升级为以集团为单位的两极竞争。

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亚历山大·雅科文科与葛罗米柯的观点相近,他认为中美矛盾将会升级,但是双方并没有将其他国家拉入其对抗的潜力。一是中国没有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也不存在拉拢军事盟友的想法。俄中关系虽然紧密,但双方不可能结盟;二是多边外交机制将持续存在,没有国家会拒绝已经形成的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传统多边外交机制,即便美国可能从中退出;三是各国将更加关注本国利益,新两极结构及其对全球政治影响的基础非常脆弱。

二、世界秩序加紧重塑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基本上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失利者,超级大国地位不复存在、国际影响迅速下滑、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明显不足,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对既有世界秩序充满了愤懑,希望其加速重构甚至早日崩塌。与其他国家的忧心忡忡不同,俄罗斯战略界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变化表现出按捺不住的兴奋。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会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坦言:“现代世界政治的本质依旧:这是一场为建立新秩序而展开的斗争,以取代正在迅速瓦解的现有秩序。单极世界和长达五百年的西方统治的时代即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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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代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抬升、国家主义回归、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崩溃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报告看到了新冠疫情使国际社会分崩离析,多边合作正逐渐收缩。国际制度的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实现组织化且以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当经济已真正变成全球性之际,政治仍然是国家间的,甚至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在增强……由国家而非市场提供的应对非经济冲击的稳定性,正在变成最重要的国家能力指标。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国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临时性管控措施成为俄罗斯论证其威权制度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报告称,多数曾被指责为集权国家使用的社会管控措施,如今在民主国家中也非常流行。“现代技术强化下的隔离措施为政府开发管控社会的工具提供了更多可能……‘专制-民主’二元论再次被证明是虚假的。建立在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模式尚未证明自身具有绝对道德伦理正当性和普适性,国家依赖于自己的社会文化经验走出危机。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制定政策,以‘对错’的标尺来审视它们是错误的,它们只是不同而已。”

无独有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也强调:“除了主权国家以外,没有人能够提供公共物品。主权的作用被强化,国家拒绝外部统治,其自由选择政治、文化道路、发展模式和外交政策取向的要求日益迫切。”

可以看到,这种对国际变化的解读,与俄罗斯多年宣扬的“主权民主”“主权高于人权”“国家主义高于国际主义”等政治理念一脉相承,俄罗斯战略界似乎为论证俄式国家治理观和国际政治观的正确性找到了重要佐证。

在世界秩序方面,瓦尔代俱乐部报告断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时代已经结束”,国际社会未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维护既有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即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之间的搏斗。而且,美中对抗是在完全不同国际条件下、不同类型玩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将不会再现20世纪下半叶美苏之间的稳定模式。其结果是,“我们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当稳定的冷战年代,而是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阶段。更何况,在道德吸引力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今天都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相提并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给世界提供明显的替代性选择”。

从瓦尔代俱乐部报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对当年美苏“冷战”的留恋、赞美,仿佛那时是给人类带来稳定、祥和、幸福的美好时光。而对中美两极格局,俄罗斯则充满了忧虑、担心甚至不屑,一面抱怨中美两极可能会给世界带来类似一战的灾难,一面耻笑今天的中美没有当初美苏那样的“道德水准”。报告的另一段表述耐人寻味:“美国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正加速退回孤立主义。中国则恰恰相反,雄心勃勃。两者背道而驰,对国际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三、世界发展的未来图景

对于疫情之后世界的发展趋势,俄罗斯战略界也进行了相应展望。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在国际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新冠疫情共同作用下,世界发展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1)国际力量重新分配,世界将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恢复传统的多中心性,大多数国际机制失去效力,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再度凸显;(2)美国创造的全球经济体系将会崩溃,全球经济将呈现零散化、区域化和政治化的特点;(3)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但相关问题将基于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决策,而非通过全球合作解决;(4)中小国家的政治主观性及其精英的独立性加强,或将拒绝盲目跟随大国且在中美之间摇摆博弈;(5)国际社会呈现再意识形态化,随着思想真空的产生,民族主义、不满情绪和环保激进主义或将蔓延;(6)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增大,但长久以来的和平环境会降低人们对战争的恐惧。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跳出传统的“东西方”视角,沿“南北轴心”审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他认为,危机减缓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从而增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并导致后危机时代全球不稳定因素主要集中于南方。随之而来的将是地区冲突局势加剧,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南方大多数国家被排除在世界技术链和新经济体系之外。南北之间发展、安全和治理鸿沟的扩大,将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巨大挑战。为克服这一挑战,必须实现南北之间新的“大交易”,弥合南北之间的文明鸿沟,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可以看到,俄罗斯战略界的主流观点断定疫情使美国、中国、欧洲等各大力量中心都遭受重创,但在疫情面前,国际社会不仅未能携手合作,反而陷入了更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中美对抗日益显现,将对世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会形成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两极格局,俄罗斯不会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在国际制度的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的背景下,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这对于奉行国家主义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巨大利好:一方面俄罗斯国内体制的合法性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俄罗斯可以在一个国际制度弱化的世界里纵横捭阖。

(本文原文刊载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文章观点不代表参考消息·参考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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