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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展望“后安倍时代”日本走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进程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速,日本、中日关系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一道经历着深刻变动与调整。2020年8月底,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务,“安倍时代”落下帷幕。“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坛能否保持稳定,抑或重现“十年九相”之乱象?中日关系能否延续2017年以来的改善向好势头,进而带动区域合作逆势向前,抑或陷入“漂流”甚至再度面临动荡起伏?为深入剖析日本政权交接及其深刻外溢影响,《日本学刊》特邀相关领域八位知名专家分别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及中日关系角度展开分析。

日本政治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伯玉在《后安倍时代的开启: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政治学分析》一文中指出,从形式上看,“继承安倍政治”是菅义伟获得压倒性支持的大义名分,实际上是自民党内以细田派和麻生派等为代表的主流派不希望在国民中拥有高知名度的反安倍“斗士”、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成为安倍继任者,以“摧毁石破”为第一要义进行应对的结果。菅义伟政府到底是过渡性质的,还是会在2021年9月的党总裁选举中再赢得一个任期,存在不确定性。

一、无派系候选人菅义伟拥有压倒性优势 

8月29日,一直坚持“完全没考虑竞选总裁”的菅义伟向二阶俊博表明将出马竞选总裁的意向,并获得二阶派支持。之后,麻生派以及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细田派等主要派系相继表示支持跟进。截至8月31日,包括20名无派系议员在内,支持菅义伟的国会议员已达到国会议员数的一半以上。总裁选举在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三人之间进行。9月1日,细田派有意参加总裁竞选的下村博文、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以及干事长代理稻田朋美宣布放弃竞选,无派系的前总务大臣野田圣子也决定不参选。随后,属于麻生派的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和竹下派会长代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放弃竞选。

自民党议员派系归属情况如下:细田派98人、麻生派54人、竹下派54人、二阶派47人、岸田派47人、石破派19人、石原派11人。此外,还有无派系64人,其中有各种“组”,如前干事长谷垣祯一的“谷垣组”,菅义伟也有自己的“菅组”。9月1日,竹下派和石原派也确定支持菅义伟。至此,除石破派和岸田派外,自民党七派系中有五派支持菅义伟,加上菅义伟自己的“菅组”,七成以上的国会议员支持菅义伟。换言之,仅从国会议员票来看,菅义伟所获支持就已经超过包括141张都道府县支部票在内的全部选票(535票)的过半数,菅义伟就任日本下届首相已无悬念。

8月28日安倍宣布辞职后对身边人明确表示“接下来想交给菅”,该意向最迟在8月29日传达给了菅义伟。实际上,安倍在辞职之前就曾表示,“要是能够战胜(石破),菅也可以”。安倍对菅义伟的支持是自民党内各派系对菅义伟形成“雪崩式”支持的关键。

二、草根出身的菅义伟能否给日本政治注入独特、新鲜的内涵?

对安倍超长期执政的业绩,褒贬不一。但无可争议的是,安倍不仅打破日本宪政史上桂太郎前首相保持的合计执政时间最长纪录,还打破佐藤荣作前首相保持的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纪录,而且这一纪录未来也可能很难被超越。从战后日本政治史来看,长期政权之后迎来的或是短期政权,或是自民党下野。安倍长期执政后,是否也难以摆脱这种趋势?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等激变的国际环境中,在父子首相、祖孙首相频出的世袭政治成为常态的日本政治生态中,日本将再次迎来草根出身的平民首相。田中角荣前首相“数字即力量”的政治哲学给日本政治打上了深深烙印,菅义伟将给日趋保守的日本政治注入独特的、新鲜的内涵,还是只能在大的执政方向上继续沿袭安倍铺就的内政外交路线而难以拓展其独特性?或许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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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徐万胜在《安倍之后: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一文中指出,虽然目前难以断言“安倍之后”的日本必将出现内阁更迭频繁的状况,但在制度规定、政治生态及政策路线层面上,诱发内阁再次更迭的各种潜在因素滋长,从而导致日本政局走向不确定性增加。

一、继任首相将面临多重选举考验

在未来两年里,继任首相将面临密集的多重选举考验,且均事关其去留。首先,继任首相将面临日期待定的众议院选举的考验。根据日本宪法相关规定,众议院选举结果将直接决定内阁进退,且首相可决定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由于本届众议院议员任期至2021年10月届满,这意味着继任首相将面临或任期届满、或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选举的考验。其次,继任首相将面临2021年9月再次进行党总裁选举的考验。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实行“党总裁首相一体制”,继任首相作为自民党总裁,其任期为安倍总裁任期的剩余部分,至2021年9月期满,仅一年时间。届时,自民党将再次通过党总裁选举来确定首相人选。最后,继任首相将面临2022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考验。与众议院选举不同,参议院选举虽在宪法层面上不“直接”决定内阁的进退,但其投票结果仍对自民党政权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在自民党的执政实践中,党内已形成了总裁(即首相)应承担参议院选举惨败的责任而辞职的惯例。

在上述各种选举中,自民党总裁选举与参议院选举的日期是确定的,唯有众议院选举尚有赖于继任首相的政治决断。在日本,由于2021年上半年例行国会需要完成年度预算案等国会立法,加之考虑到举办夏季奥运会与实施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等政治议程,继任首相在2020年下半年选择有利时机提前解散众议院并举行选举,将是大概率事件。对执政党而言,这或许是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时间窗口”与机遇期,不仅符合以往通常在下半年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政治惯例,也可有效利用广大选民对继任首相刚上台的“政策期待”,趁重组的在野党势力尚立足未稳之际,力争取得更好的选举业绩。自民党的众议院选举业绩如何,将对继任内阁执政的稳定性产生直接影响。

二、党内权力斗争与朝野抗争均将加剧

党总裁与首相的位置由现年65岁的安倍传给71岁的菅义伟,导致自民党内年轻一代实力政治家继续“积压”,并未能在世代交替的意义上实现真正的权力“交接班”。毋庸置疑,从安倍时期就已“积压”多年的年轻一代实力政治家,为了“轮流坐庄”以实现个人的首相任职志向,必将合纵连横而展开新一轮权力斗争。并且,与归属或统率某一派系的岸田文雄、石破茂等实力政治家相比,菅义伟此前在自民党内属于无派系,在缺乏自身所属派系强力支持的背景下,其作为党总裁对党内权力斗争的掌控是颇为困难的。

在自民党外部,以实现“政权交替”为目标,在野党势力也正在重新集结。就在自民党展开党总裁竞选之际,在野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合并,9月10日在东京举行党代表(党首)选举,确定新政党名称为立宪民主党。新组建的政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将致力于通过国政选举来不断扩充党势,以期重现类似2009年自民党下台、民主党上台的“政权交替”愿景。随着在野党势力的重新集结与安倍辞职,自民党与在野党势力对比的“一强多弱”政党格局恐将发生改变,朝野政党在国会立法层面上的抗争力度亦将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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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在日本东京自民党总部,自民党总裁候选人菅义伟发表演讲。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日本经济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徐梅在《安倍首相辞职与日本经济》一文中指出,在国内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安倍继任者将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除非日本国内通缩、失业及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至于安倍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构改革,也将是新内阁促进日本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有可能改变的仅仅是提法、细节内容和形式。作为疫情下的一项经济对策,菅义伟积极推动“Go To Travel”旅游项目,希望通过旅游业带动交通运输、酒店餐饮、零售以及制造业的恢复。

从当前形势来看,新内阁在发展经济上都会面临诸多难题。首先,要控制国内疫情反弹,防止疫情给日本经济带来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同时大力促进国内就业及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做好举办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相关准备。其次,在2021年9月秋季大选之前,新首相组建的内阁很可能是一个过渡政府,政权不稳定会弱化投资者在日投资信心,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顾虑对日外交意向的可持续性。再次,外部市场的恢复还需要一些时间,加上日本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形势、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有限的宏观调控余地,以及中美博弈的长期化、笼罩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均将考验新内阁的执政能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贺平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一文中指出,在“在后安倍时代”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格局和国内政局中,日本经济外交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反差和变化。从短期、中期、长期来看,大致可能呈现三个阶段的演变趋势。

首先,在短期内,继任政府将大体继承安倍政府的政策主张,推进部分尚未落实的前期动议。这其中,在2020年底前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启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扩容等,均存在较大可能。这些议题的推进,有可能使菅义伟政府享受安倍政府留下的红利,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也有所助益。

其次,在中期内,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可能相对收缩。“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协调各方,动态平衡和有效整合来自利益集团、社会团体、政官之间的不同声音,这一点尚存疑问。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无法维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执政基础,其在经济外交上的战略意愿和资源投入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

遏制经济衰退的颓势、纾困中小企业、提振国民信心将是后安倍政权的当务之急。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长暴跌28.1%,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根据日本政府测算,东京奥运会延期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29万亿日元。而奥运会最终能否如期举行、将以何种方式举行,都仍是未定之数,其最坏结果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可能更为惊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政府在针对个人的补贴、面向企业的就业调整补贴、聚焦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无息无担保融资等方面投入了巨额政府支出,在疫情未有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为维持政权稳定,这些政策在后安倍政权的初期极有可能继续维持,甚至加码。部分自民党领导人提出的调整所得分配不公、重视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等理念和倡议,也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这些议题都不是纯粹的、孤立的国内经济议题,既能够与对外经济政策形成有益的互动,也有可能在客观上侵占经济外交的资源和投入。

最后,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外交的调适势在必行。这既与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中美对立态势的复杂变化有关,也是日本在全球生产链、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必然要求,迫使日本重新思考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经济舞台中的最佳角色。这一调适的目的在于趋利避害,即便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也要力争损失最小化。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留下的一些后遗症,特别是“大胆的金融缓和”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所导致的长期负效应,需要“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府去承担和消化。另一方面,在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从口罩到汽车,日本在各条全球供应链上所面临的风险有目共睹。因此,在维持乃至深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有效缓解现有生产布局的风险、增强生产链的多元化和强韧性,将是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大课题。如何在不同的国际经济集团、利益框架、议题领域中长袖善舞,极大地考验“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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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与安全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变数及走向》一文中指出,日本外交战略既定的基本路线是: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强调不断提高外交自主性,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夺取主导权。鉴于此,即便“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首相能够在妥善处理好国内事务的同时兼顾外交领域,很可能仍延续安倍的基本外交路线方针。

首先,以美国为基轴的外交传统不会改变,若有变也只是加强与深化。在2020年11月特朗普尚有望实现连任的情况下,菅义伟没有必要也无余力对日美两国关系做出巨大调整。更何况,在8月31日举行的日美首脑电话会谈中,已经决定辞去首相职务的安倍依然同特朗普就未来构筑导弹防御体系等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的具体问题交换意见,足以证明日本继续巩固日美同盟的决心。不可忽视的是,新内阁从自身利益出发讨好美国,可能会做出损害地区及周边共同安全利益之举动。

其次,为国内保守强硬路线服务的基本功能不会改变。在8月28日的辞职讲话中,安倍用“断肠之痛”形容其未能实现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在内的诸多政治目标的遗憾心情。的确,带有右翼底色的安倍在任内一直致力于修改和平宪法,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其对日本军力发展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修宪与外交已经形成了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可以预见,只要将修宪作为基本方针的自民党继续执掌日本政权,日本外交就会在其带领下,坚定不移地为修宪这一国内保守强硬路线的主要目标服务。

最后,对于具体大国及周边国家的既定方针不会出现大幅变化,只可能微调而已。既然已经决定继续将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外交基轴,那么日本同其他大国及周边国家间关系势必只能在这一框架内展开。具体而言,中日关系层面,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很可能导致新一届政府延续安倍执政末期为迎合美国而回归对华遏制的趋势。日俄关系层面,以领土要求为底线的日本在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上显然难以做出让步,两国关系破局不易。日韩关系层面,日本既不会在“慰安妇”、岛屿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上有所妥协,也不会在取悦美国等现实问题上出现松懈,两国关系的未来岁月仍将在摩擦中度过。日朝关系层面,根深蒂固的上位心态、攫取利益的历史传统、被绑架问题与美国因素束缚的政策空间,共同决定了日朝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突破。虽然菅义伟表明将继续推进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但反思安倍内阁外交“成败”,谋求依靠外务省官僚处理对外关系的微调已现端倪。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外交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安倍外交遗留的藩篱。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一文中认为,日本政府在安保政策上的两大政策指向,即军事安全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经济安全的“政治化”与“战略化”,即便形式与程度可能有所调整变化,但在新政权下得以继承和延续将是大概率事件。

一、安全防卫政策的转型与升级

安倍政府在2020年春夏之交开始着手修改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传统内容部分,对外表示将于9月前后拿出文本并力争年内完工。日本急于调整安全防卫政策方向,理由是近年中国、朝鲜的导弹技术已取得大幅进步或突破,光靠“专守”及导弹防御系统,已不足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也是保守政治势力和防卫族议员的共识。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系列重要影响。从种种动向研判,日本将谋求军事安全政策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

2020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代表政府宣布,因技术问题取消部署美国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后,安倍迅速宣布有意修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指导方针,据此,日本NSC将就新的导弹防御方式等领域进行重点讨论。安倍政府推动战略修订的具体指向是,以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停止为由,考虑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即远程打击力量。其思路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近年,日本政府要人及安倍本人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种愿望。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攻势作战能力,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大胆发展高精尖武器装备等“硬件”。日本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多域联合作战能力”构想,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其追求目标已接近于“正常大国”水准。在此基础上谋求更上一层的“攻击能力”,其可能选项将有三种:巡航导弹、对地战术弹道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加精确制导炸弹等。其中,巡航导弹(例如引进美国陆基版“战斧”、空射版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等)的实现可能性较大,到位时间也可能较快。

可以看到,在军事安全方面,正在讨论的新战略意图实现重要禁忌事项的明文化、政策化与“正常”化,正面突破“专守防卫”国策。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打压持续发力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允许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为了巩固这一发展方向、敦促新政府就此进行推动,安倍在8月底宣布辞职后即对外流露有意发布“安保谈话”的预告,有可能主张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及陆基“宙斯盾”替代方案等纳入新的安全防卫方针。菅义伟延续以上安倍路线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二、经济安全保障的强化与走实

9月5日,菅义伟在表明有意参选自民党总裁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要重新认识依存于特定国家的产业链体制”,强调他本人一直参与决策的经济安全保障将保持现状,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中心继续研究对策。这也意味着,菅义伟将继承安倍政府推进包括产业链重组、对外技术管控等在内的经济安保强化路线。正如菅义伟之前所称,其将更加重视经济安全。除产业链重组外,未来日本将可能在高科技领域追随美国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在涉及“国家安全”保障基础的技术领域将采取严格管控政策。为此,日本政府未来可能出台更具体、更严苛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措施。实际上,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日本自2019年秋以来一直在加强经济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对电力、军事装备、软件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与合作进行审查制度等,疫情则促使其进一步加大相关资源投入。这种新定义的安保及限制措施,揭示了日本在疫情大流行下对商业贸易的一种态度,容易使正常经贸交流产生障碍和挫败感,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负面仿效模板。其中,对华高科技的部分“脱钩”、战略产业转移及供应链重组、规则和标准的竞争,也将持续影响中日经贸合作关系。当然,菅义伟已表示要构筑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一般性的经济合作、互利互惠的经贸往来持积极赞成态度。对以恢复经济为要务的新政府而言,恐怕只能在经济的自我安全保障与对外正常往来之间取得一定平衡,而不是走得过远。

在美国日益强硬的要求及自身需求的推动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进一步发生重大改变,应该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结合近期的动向看,日本安全防卫战略调整的特征将表现为进一步加强“自主防卫”。具体操作方向体现在发展远程打击力量、高新边疆安保能力建设、推动“中导”入日、积极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包括印太沿线、南海周边)、夯实东海前沿战场营设与部署要塞化等方面。当然,其实施进程并不会一马平川,安倍所称2020年底前确定新安全防卫战略方略的目标未必能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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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与安倍晋三资料图

中日关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在《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面临新考验》在一文中指出,菅义伟内阁或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后继内阁或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其对华政策仍将带有两面性。在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上,菅义伟内阁很可能继续采取安倍内阁的对华强硬立场。与此同时,菅义伟也必须给自身稳定执政留有政策回旋余地。例如,在对外政策方面,菅义伟表示,要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稳定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

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可能对中日关系产生新影响。尽管中美矛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长远的,但两国之间仍有共同利益,美国不同领导人也会采取不尽相同的内外政策。如果特朗普连选连任,菅义伟在安倍原有政策轨道上推行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可能性较大。日本决策层认为,中美关系恶化将迫使中国更加重视日本,日本没必要对华做出让步或主动谋求改善关系,反而可以从中渔利。相反,如果拜登获胜,近期内中美关系可能出现调整,对日本来说不确定因素将增多,估计日本领导人将首先要求拜登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从而塑造对日本有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战略格局。

无论特朗普能否连选连任,都可执政到2021年1月20日,在特朗普任内,菅义伟内阁将继续同美国加强战略合作及对华政策协调。其中,可能对未来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菅义伟内阁是否批准在日本部署美国中导系统?日本是否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情报系统?日本是否继续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与中国争夺钓鱼岛?菅义伟是否继续推进对抗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菅义伟是否通过安倍渠道与蔡英文当局加深关系?日本是否继续伙同美国干预南海,推进所谓“印太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卢昊在《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在一文中指出,对日本而言,在中美间保持相对平衡、不过度倒向任何一方仍是优选,但在中美矛盾激化且难以调和时,日本会倒向美国。

目前,日本新政权亟须优先抗击疫情并复苏经济,外交在其总体政策中的紧迫度相对下降,但更需以“经济实用”且“稳妥延续”的方式加以运营。在稳固权力基础上,菅义伟亦会在继承安倍路线的同时逐渐体现自身政策特色。比如,在中美间可能表现出较以往稍强的平衡感与务实度,并有重点地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解决“外交悬案”。对美方面,菅义伟倾向于以朝核问题为抓手,强化日美战略协调;在安全合作之外,还将在经贸、高科技与数字经济等领域重点加强与美方在规则制定方面的协作。对华方面,菅义伟将维持对华协调,但亦将在沟通中“积极表达日本主张”,在争议问题上“坚决捍卫日本利益”。在国内经济困难情况下,菅义伟看重对华经济合作的价值,但又重视高新技术及供应链安全,支持以上领域对华“局部脱钩”,相关政策的防华制华色彩可能增强。在地区事务中,菅义伟仍将利用“印太构想”并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形成对华多边牵制,但也不期望牵头强化对华地缘政治竞争乃至军事对抗框架。总体上,以上施策不会大幅偏离安倍外交中大国协调、制衡与对冲的基本思路。

美国国内政治与中美战略竞争形势的变化,构成中美日三边眼下最大不确定性来源。但从中长期视角看,“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角仍将维持“不均衡下的平衡”这一总体态势,并将表现出更强开放性,即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区域秩序规则构建产生更密切的关系。三方仍将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中,综合利用协调与对冲,力争保持扩大己方战略主动。

(本文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文章观点不代表参考消息·参考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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