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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比尔·法赫米:对2020年总统大选后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短期看法

考虑到美国的富足及其乐于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美国至少在未来25年内仍将是一个世界大国。另一个既定事实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东地区,都存在着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范式。实际上,正是这两点推动我们提出这一问题: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11月总统大选后,美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且驱使我们从不同国际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将更多地反映美国在不同领域将如何去做,而不是美国是否去做。

在思考美国在中东可能推行的政策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和中东都正遭遇认同危机,双方都对各自传统的维持现状的政治日益感到不适。在美国,茶党运动、奥巴马和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持续存在的种族紧张,造成美国国内社会的极化,也为美国国内进行的“灵魂寻找”(soul searching)提供基础,这对美国的国际角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样,在中东,推动世俗化或保守的政治伊斯兰不断发展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趋势和力量,以及“青年潮”(the youth bulge)同传统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的对垒,都是中东寻找认同的催化剂。它们已存在了几十年,其最近的表现便是“阿拉伯之春”。

这些因素可能给中东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带来根本性变化。无论谁当选总统,这些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我们不要忘记,关于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中东事务的争论由来已久。实际上,是奥巴马宣布了美国重心从中东转向亚洲的意图。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过去中东居于东西方对抗的中心地带,而且美国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我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3年阿以战争结束后曾告诉埃及外交部长,如果美国早知道埃及会要求苏联专家离开埃及,那么美国本来会给予埃及一些补偿,因为这个要求会极大地降低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不管怎样,尼克松总统断定“埃及(现在)是美国的一个战略伙伴”。我也还记得当时美国的加油站都排起长龙,因为美国在战争中坚定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

简言之,今天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已经不能与冷战时期同日而语,何况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页岩压裂技术大大减少了美国对中东的能源需求。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胜选,情况都将如此。而且与之前相比还有一个基本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现如今更关注同中东单个国家的关系,而非像以前那样出于对国际安全问题或能源需求的关切,将中东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等量齐观。

对美国的这一变化,中东地区的国家,无论是否为阿拉伯国家,并非完全装聋作哑或熟视无睹。它们注意到美国对黎凡特(Levant)、海湾地区和北非地区单个国家、地区本身甚至次地区层面的关注日益增加。它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总是有用且重要的,但美国对中东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提供支持的保证越来越充满疑问。这将导致该地区的国家为增强自身国家安全能力而展开竞赛,各国的利益诉求,各种新的、非传统的全球和地区关系,以及常常背有复杂历史包袱的同盟组合变动不居。土耳其与利比亚、俄罗斯和卡塔尔的关系,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埃及与各阿拉伯旧邦的关系,只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些许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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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首要结论是,随着中东地区局势发展,无论谁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都将以不同以往的新视角来看待中东。我们这些中东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也应更加以地区为中心和更加多维度地思考问题,以避免过于依赖某一单一域外大国力量。

第二个结论是,美国国内众多选区日益出现孤立主义的倾向,并且反对将美国的人力送到海外危险境地。他们厌倦了冲突,特别是中东冲突,而且他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危及美国利益的外在威胁,以证明领导人不是在海外浪费资源。因此,从美国的政治生态来看,无论今后执政的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美国都将减少对中东事务的介入,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真正的问题是中东局势是否将允许美国从中脱身。

第三个结论是,在寻找身份认同的年代,中东和美国将不能或不愿意完全彼此脱钩。它们之间存在着太多依赖关系。因此,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如果将过去和未来十年美国和中东的关系进行一个比较,它们的差别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体现为一种灰色状态。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情况都将是如此。

接下来我将进一步详细阐释这一点:

首先,无论在哪个总统领导下,美国在中东军事介入的规模将缩减。尽管中东对域外大国的依赖将变得更少,但它对美国的依赖仍然多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其次,特朗普将会比拜登更有力地执行反伊朗政策,不过两人都不愿对伊动武。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伊核协议将无恢复的可能性;即便拜登上台执政,恢复伊核协议也很困难。伊朗已经在铀浓缩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第三,特朗普和拜登都是老练的交易高手,并且都将在叙利亚玩弄“现实政治”,只不过特朗普的这一倾向更明显。但真实的政治操作需要宏大的设计和复杂的包装。我们不要忘记克林顿政府首次将手伸向叙利亚的经历,尽管他的政策并不连贯。特朗普接触叙利亚将不存在问题,他已反复提到会与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进行谈判,以达成一笔大交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中东出现紧张局势,相比于特朗普,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将更容易唆使拜登对伊朗做出强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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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如果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阿以和平进程将聚焦于特朗普扭曲的巴以和平计划。如果拜登胜选,他将不会接纳特朗普的方案。只有巴以关系朝着两国解决的方向积极转变,拜登才会选择向以色列施压。当前以色列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出现朝正常化发展的趋势,这经常被一些人误解,以为这一趋势证明了特朗普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这些国家仍旧支持基于1967年边界的两国解决方案。不过,我并不预期拜登能够积极地推动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表现得更具有建设性,因为这需要花费巨大的国内政治资本,而这些资本可以更好地投入到拜登其他议程上,尤其是那些关于国内事务的议程。

第五,影响下一任美国政府(特别是如果拜登上任)政策转变的一个变量和可能的催化剂,是和平进程中不断增强的“阿拉伯积极行动主义”及创造力,这可能带来一桩能赢得国际支持的交易。不过遗憾的是,这一可能性似乎有些遥远。

第六,相比之下,如果特朗普胜选,埃及同美国关系的重启在初始阶段将会容易些。不过,即便是特朗普连任,两国关系重启也将非常艰难,因为特朗普的人格特质更多的是交易性而非战略性。他会质问美国支持埃及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如果拜登胜选,美埃关系将在短期内面临考验。首先他要表现出反特朗普的姿态,其次拜登政府更容易受到华盛顿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那些来自公民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的影响。

第七,阿联酋和沙特同下一任美国政府的关系将同埃及与美国的关系类似。从短期来看,两国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更为顺畅一些。不过中期来看,考虑到特朗普极度热衷交易的性格特征,如果他的要求没能得到满足,即便仍是共和党执政,阿联酋、沙特同美国的关系也可能变得紧张。从中长期来看,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执政,美国都不能承受忽视或者抛弃埃及、阿联酋和沙特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中东影响力在下降,但其仍在美国全球利益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八,在未来中长期里,美国同这三国关系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自己所在地区的表现。这三国将继续需要美国,因此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胜选,它们都将尝试去适应美国。

第九,随着北非地区日益卷入到中东安全中,它将变得更为复杂和重要。考虑到俄罗斯在利比亚角色不断增强,情况更是如此。不过,北非对美国来说似乎不是优先考虑的地区,无论谁胜选这一点预计都不会改变。

第十,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将会很有意思,土耳其一般被认为是处于中东的外围。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有过敏感且复杂的关系。如果土耳其继续在中东推行富有进攻性、独断甚至是霸权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其与希腊的紧张关系,将可能造成很大问题。希腊是地中海地区的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断升温。

第十一,关于伊拉克,重要的是不要立即得出结论,即拜登政府将在伊拉克问题上更为积极是错误的。2006年,拜登携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名誉主席莱斯利·盖尔布在《纽约时报》联合发文,呼吁将伊拉克一分为三。特朗普和拜登都希望保持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都不愿意增加在伊拉克的军事介入,哪怕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或支持库尔德人。

(本文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101期,文章观点不代表参考消息·参考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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