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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双轮驱动下的互惠互利自贸协定

11月15日,15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正式签署该协定,这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多、成员结构多元、发展潜力大的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RCEP签署后,将结束东亚长期处于“成熟的生产网络、紧密的区域贸易”与“缺失整体性经济性合作制度安排”的不平衡状态,向世界传递亚洲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多边主义、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广泛共识。后疫情时代构筑生产网络的原则正从“效率”向“以安全为前提的效率”转变,RCEP的制度保障将为本区域提供更稳定的、具有可预期性的经济环境,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内各国社会福祉水平,推动亚太区域向经济一体化迈进。

一、市场驱动的自贸协定

RCEP是以成熟的亚洲生产网络与紧密的区域贸易为市场基础的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生产网络是在日本企业采用开展国际化经营战略与东盟国家采用外资型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合力下形成的。

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与欧美各国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日本跨国公司开始采用国际化经营战略,加大对亚洲各国的直接投资。1987年,东盟开始转向利用外资型出口工业化战略,支持跨国企业在东盟构建生产、流通网络。东亚区域内部分工模式呈现“垂直一体化为主、水平一体化为辅”的特征,尤其是中间品贸易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贸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量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在日本、中国、韩国与东盟之间流通,最后组装出口到欧美。RCEP覆盖了东亚生产网络,通过削减成员国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有利于生产网络优化、深化区域贸易及支持区域内各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根据2018年数据,RCEP15个成员国人口达22亿,GDP达29万亿美元,出口额达5.6万亿美元,吸引的外商投资流量为3700亿美元,这些指标约占全球总量的30%。因此,RCEP有望成为涵盖人口最多且最具潜力的区域自贸协定。

二、制度驱动的自贸协定

2000年至2010年,形成了五个“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FTA)。亚洲地区已形成以东盟为轴心,以“东盟+1”FTA为轮辐的结构,也确立了东盟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简单说,RCEP是对已有的五个“东盟+1”FTA的统合、深化与扩充。

“东盟+1”FTA虽然容易引起“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但这些自贸协定的生效与实施,也为RCEP谈判的推进奠定了制度基础。以原产地规则为例,2019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对原产货物认定的标准进一步放宽,进一步释放自贸区活力。但“东盟+1”也有局限性,不能满足生产网络、供应链的优化需求。如从日本进口的零部件,在东盟加工组装出口印度或澳大利亚时,由于不符合原产地规则,不能享受FTA优惠。RCEP签署后,可采用累积方式的原产地规则。

三、成员结构多元化的自贸协定

RCEP成员国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结构多元,为南北型贸易提供新模式。其意义正如《光明日报》刊出的《RCEP谈判整体上结束意味着什么》一文所指出的:“现在RCEP15国中既有最发达的国家,也有最不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迥异,文化背景、政治体制都不一样,这15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对于未来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RCEP致力于建立“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国际经贸新标准,具有较强包容性,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兼顾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各国通过谈判共同实现的亚洲经济合作,有利于发挥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优势。RCEP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给予特殊、差别化的安排,同时强调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分享东亚合作福利收益,努力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领域方面实现利益平衡。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所谓“不公平参与”,防止发达国家投资外流、贸易失衡,RCEP与其有本质性区别。正如学者张蕴岭所指出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规则,目的主要是提高后起发展中经济体的参与条件和竞争成本,以提升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RCEP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如在2012年8月制定的《RECP谈判的指导原则和目标》中,就有一项为发展中国家而设立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灵活原则及“支持、培养发展中参与国技术能力”的原则。协定还纳入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规定,给予老挝、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一些过渡期的安排,为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以便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

(本文原文刊载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转载时有删节,文章观点不代表参考消息·参考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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